在說歐陽修被貶滁州之前，我們還得說說朝堂上的這些兩府大佬們之間的爭鬥。晏殊和杜衍這兩個宰相雖然走了，可新政時期的那套兩府班底裡還有一個人此時仍在宰相的位置上巋然不動，此人正是章得象。彆以為你章得象在範仲淹被罷免之事上出力不小就能逃過一劫，“還鄉團”這一次就是要將與新政集團有牽連的人趕儘殺絕。
不過，在整個新政實施的過程中，章得象和晏殊一樣都是個甩手掌櫃，他們既不反對也不明確表示支持，這樣看來章得象隻要小心做人似乎就不會被拉下馬來。然而，宋朝的頂級官員幾乎都是從書海裡摸爬滾打出來的，他們想給某人定個罪名簡直就是信手拈來。章得象這一次被人彈劾的罪名就是為相期間屍位素餐無所建明），也就是說，你章得象如果當初支持新政不會有好下場，但你不說話就是在屍位素餐，如今同樣要被清算。
趙禎本來是想保章得象的，可奈何禦史台的官員堅決要求罷了他的宰相之職，再加上章得象自己也先後十二次上表請辭，於是趙禎這才同意將章得象罷為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兼判陳州。
又一位宰相落馬了，上去的人又是誰呢？此人便是剛回京擔任參知政事才幾個月的陳執中，他先是掀翻了杜衍並把賈昌朝給推了上去，如今賈昌朝又投桃報李將陳執中也給拉到了宰相的寶座上。在這之後，樞密副使吳育調任參知政事，為杜衍撰寫罷相製的翰林學士丁度則升任為樞密副使。自此，除了龐籍外，整個兩府大臣中全都是對慶曆新政持反對立場的人。
這些人在歡呼勝利之後再又舉目四望，然後他們發現朝中竟然還有一個新政集團的“餘孽”沒有除去，此人便是君子黨的骨灰級元老餘靖。此時的餘靖不但仍在諫院掛職，而且也是兩製官的裡一名知製誥，他自然不能逃脫這最後的大清算，而他被人所安插的罪名簡直就是在生動地詮釋何為“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餘靖因為先後數次出使遼國，所以他就自學了契丹語，而幾個月前他奉命出使遼國時正是用契丹語同耶律宗真進行的對話。他的罪名也由此而來：“你餘靖竟然用契丹語和遼國皇帝交談，我們大宋的臉都被你給丟儘了，你個假洋鬼子！”
餘靖被這麼一頓炮轟之後也被貶出了京城，他被外放到吉州擔任知州。
說完了上述這些事，最後我們再來說歐陽修的“報應”。他之前把現任的兩府大臣都罵成是奸邪，人家怎麼可能放過他？
話說這開封城裡曾經有個叫張龜正的人因為妻子亡故便續了一弦，而他新娶的這名女子可是大有來頭，此女子正是歐陽修的小妹。不幸的是，張龜正續弦沒幾年就死了，留下了他和前妻所生的一個隻有四歲的小女孩。歐陽修的妹妹就此成了一個守寡之人且還帶著一個幼不知事的繼女，當哥哥的歐陽修見她倆無所依靠便把她倆接到了自己的府中。等到這個小女孩到了出嫁的年齡，歐陽修便將她許配給了自己的族侄歐陽晟。由於歐陽晟在虔州擔任司戶，所以這個年輕的媳婦就被他留在了開封看家，可這個耐不住寂寞的小婦人居然和家裡的一個名叫張諫的仆人勾搭成奸，而此事正好被回到京城休探親假的歐陽晟給發現了。大怒之下，歐陽晟直接把這對奸夫淫婦給告到了開封府。
這時候的開封知府是之前曾在成都為官的楊日嚴，他和歐陽修之間曾經可是有過節的，如今歐陽修身上出了這麼大的一個醜聞，楊日嚴自然是樂得不可開交。審問中，張氏小婦人不知是因何緣故主動爆料說她和歐陽修曾經有私情有說是楊日嚴教她這樣說的，也有說是她自己想檢舉歐陽修從而立功以爭取寬大處理，因為她的罪名一旦成立會被判流放兩年），而且她還說自己有證據，這個證據就是歐陽修曾經寫給她的一首詩。
這首詩大名鼎鼎，它正是出自歐陽修筆下的《望江南.江南柳》：江南柳，葉小未成蔭。人為絲輕那忍折，鶯嫌枝嫩不勝吟，留著待春深。十四五，閒抱琵琶尋。階上簸錢階下走，恁時相見早留心，何況到如今？
這首詩將歐陽修和這個張氏小婦人聯係起來就再香豔不過了。這意思就是說，歐陽修之前給這個小婦人寫過一封情詩，他讚美了張氏少時的楚楚動人，在其未成年時就對其懷有垂慕之心。等到張氏十四五歲時，歐陽修更加地喜歡了，在寫這首詩的時候他更是已經無法抑製內心的狂熱。
此事被捅出來後，諫官錢明逸立馬上疏彈劾歐陽修。在這份彈劾奏疏裡，錢明逸不但指責歐陽修有違人倫，而且還涉嫌霸占張氏的父親留給她的遺產。
趙禎看了這份奏疏之後也是大驚，你歐陽修平日裡總是君子長君子短，可沒想到你這個老小子竟然這麼壞？趙禎忍不住地想要口吐蓮花，他下令讓中書省負責徹查此案。
趁此機會，宰相賈昌朝便指派太常博士兼戶部判官蘇安世去親審此案，趙禎這邊也派了一個叫王昭明的太監負責監審此案。賈昌朝就是想以此案把歐陽修給徹底搞倒搞臭，但遺憾的是他這次看錯了人。由於歐陽修總是喜歡張嘴就放炮，他因此而得罪了不少人，這個蘇安世和太監王昭明正在此列，但事實證明此二人才是真的配得上君子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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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結案時，歐陽修與張氏婦人有私情一事因為證據不足而不予立案，但歐陽修確實曾經把張氏父親留下來的遺產拿去買了田地，而田契上麵所注明的土地持有人則是歐陽修的妹妹，也就是張氏的繼母。需要說明的是，歐陽修當初拿這筆錢買地的時候，張氏還隻是一個孩童，她的監護權在歐陽修妹妹的手裡。但是，此事不管怎麼說都讓歐陽修涉嫌侵占了張家的財產。
蘇安世和王昭明將此案的審理結果上報趙禎，案卷裡關於歐陽修的部分隻是涉嫌侵占張氏的遺產，至於歐陽修涉嫌亂倫之事並未提及。趙禎於是下令中書省開會給歐陽修議罪，最後的結果就是歐陽修被從河北給貶到了滁州擔任知州。
這樣的處理結果顯然讓早就對歐陽修看不順眼的兩府大臣很不滿意，但趙禎已經表明了此案就此為止的態度，他們也不好再鬨下去，但這口惡氣必須得出。於是，賈昌朝等人遷怒於蘇安世和王昭明，蘇安世後來被貶到泰州去監理鹽稅，王昭明則被貶到壽春縣去監理酒稅。
關於歐陽修的這起亂倫醜聞在曆史上爭議很大，在《錢氏私誌》和《默記》裡都有關於此事的記載，但無論哪一種說法都缺乏足夠強有力的證據予以支持。這也就成了一樁曆史上的懸案和疑案，真相如何或許也就隻有歐陽修和張氏才最為清楚。
歐陽修的這次外貶滁州不但害苦了他，讓他的名譽大為受損，也“害苦”了很多後人。彆的不說，至少我本人上學那會兒在背誦《醉翁亭記》時被折磨得是欲仙欲死。
歐陽修被貶至滁州可以被視為一個標誌性的事件，此舉意味著新政集團的徹底倒台和瓦解，同時也意味著慶曆新政的徹底失敗和終結。從公元1043年9月新政措施開始陸續出台到此時的公元1045年8月，整個新政前後所持續的時間還不到兩年，更可悲的是，新政真正施行的時限其實還不足一年。
縱觀慶曆新政的前後整個過程，這看似就是一場鬨劇和兒戲，它是在趙禎的催促下倉忙而起的一項革新運動，然後又是在趙禎的默許下被人蓄意攻擊和抹黑以致最終草草收場。作為新政的主要策劃者，範仲淹的初衷也並不是要給這個國家進行一場大型手術，他隻是希望能夠一種相對溫和的方式完成對這個國家主要是官場構架）的重塑，因而曆史上將這場運動稱之為慶曆新政可謂是相當準確，諸如“變法”和“改革”之類的詞彙對於這場運動而言確實有些承受不起。即使如此，這場運動所遭遇的阻力和反對卻絲毫不少於曆史上的任何一場政治改革運動。
從後人的視角來看，慶曆新政的失敗其實是注定的，也是必然的。首先，範仲淹缺乏一個可靠的團隊。鄭戩在陝西瘋狂地挖他的牆角，歐陽修和石介不但沒有幫他殺敵，反而還為他引來了更多的敵人。毫不誇張地說，這些人所帶來的破壞力簡直超過了新政的反對者。其次，範仲淹手裡的權力也不足以支撐起他的這番理想和抱負。在他的上麵有晏殊和杜衍，與他平級的富弼和韓琦也不認他是新政的唯一領袖，在這方麵範仲淹與他的後輩王安石相比是遠不能及的。再者，最重要的一點，身為皇帝的趙禎對這場革新運動的支持力度明顯不足。
趙禎當時之所以要求兩府大臣拿出治國的新策完全就是出於一時的意氣，是一個自覺在遼國和西夏麵前受了侮辱的帝王在羞愧和憤怒中所發出的一聲暴嗬，事實上他根本就沒有那份想要對這個國家進行一場全麵革新運動的勇氣和決心。因此，當發現範仲淹所駕駛的這輛馬車有失控的危險時他便膽怯了，而他的猶豫和搖擺正是導致新政失敗的根源。
中國曆史上由統治階級自身所發起的的變法革新運動有很多，遠的有春秋時期的管仲新法以及戰國時期魏國的李悝變法、楚國的吳起變法以及秦國的商鞅變法，近的則有明朝的萬曆新法，清朝的雍正新法的以及晚清的戊戌變法。在這麼多的變法運動中，真正稱得上將一個國家從頭到腳地進行了一番洗禮的變法其實很少，很多都隻是針對某些個急需改革的領域所進行的革新或調整。在這其中無論是哪一種變法其實都離不開在位君王的支持，有些革新運動甚至就是由君王本人所直接發起的，比如雍正皇帝，再比如王莽。
個人以為，古今的所有變法裡麵最為徹底最為成功的變法當屬商鞅的變法，那是真正意義上的脫胎換骨式的變法。商鞅的變法於秦國而言是重生，而曆史上絕大多數的變法和革新隻是修飾或縫補，頂天了說也就是一場局部的外科手術。如此我們也就不難想象商鞅當時所麵對的壓力和阻力有多大，但在商鞅及其新法遭到既得利益集團的非議和攻擊時，秦孝公對商鞅和新法的態度又是如何呢？試想，如果沒有秦孝公矢誌不渝地鼎力支持，商鞅的變法會成功嗎？
張居正的改革為何會取得成功？因為他當時就是實際上的明朝皇帝。雍正的新法為何會成效顯著？因為新法就是他這個皇帝親自主導的。我們的改革開放又為什麼會成功？因為鄧公本人就是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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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們想說的話也就呼之欲出了。無論是範仲淹的慶曆新政還是王安石的熙寧變法，他們之所以會失敗有一個根本性的原因，那就是作為最高統治者的趙禎和未來的神宗皇帝趙頊在這個過程中突然間不再是他們堅實的後盾，他們在重重壓力之下向保守集團妥協了，甚至是投降了。千言萬語彙成一句話：在封建帝製時代，沒有皇權的加持，任何一種由臣子所主導的革新都必將失敗。
相較於後來的那場將宋朝的整個社會框架給重新拚接並撕裂了整個官場的熙寧變法，慶曆新政的失敗和結束對宋朝的總體影響其實談不上很大，它來得快去得也快，整個過程就像是往平靜的水麵砸進去了一塊大石頭，雖然聲勢很大，但終究隻是水波和漣漪。待到一切又重歸平靜後，宋朝依舊還是之前的那個模樣。
放眼此時的整個天下，遼國和西夏還在療傷，宋朝則像是剛從一場噩夢裡驚醒過來，但這個夢卻又帶來了實質性的傷害。從此以後，宋朝每年多給遼國二十萬的歲幣，西夏那邊也得每年定期上交近三十萬的保護費，而這近五十萬兩的銀子所換來的則是再一次的“天下太平”。
在接下來的數年時間裡，宋朝再又一派看似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象，被後世所無限渲染的“仁宗盛世”也是由此開端，中國封建曆史上所謂的最文明、最繁華、最清明、最富庶的時代也正式拉開大幕，宋朝就這樣帶著一身的積弊開始了最後的狂歡。然而，具體到個人，整個東亞大地上此時卻沒有人能比西夏的開國皇帝李元昊更有幸福感和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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