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56年二月，為了慶賀皇帝陛下大病初愈，宋朝的文武百官為此而在延和殿為趙禎上表稱賀。可是，如果趙禎知道自己清醒過來後將要麵對的是那般之多的煩心事，那麼他很有可能寧願一直瘋魔下去。
首先是宰相劉沆來給趙禎告狀，而他要狀告的人正是首相文彥博。趙禎養病期間，文彥博大權獨攬既當宰相又當皇帝，這段時間不但他的政敵看在眼裡恨在心裡，同樣身為宰相的劉沆也是心有不平，這裡麵的東西可不是一個羨慕嫉妒加眼紅所能概括得了的。
劉沆向趙禎所告發的是一樁“謀反案”。話說上月的某天晚上，開封知府王素緊急求見文彥博，但當時宮門已關，王素有天大的事也隻能等到第二天才能稟告。等到天明，王素便火急火燎地入宮見到了文彥博等一眾夜宿皇宮的宰輔大臣，他帶來的消息是禁軍當中有士卒向他舉報軍中有將領要舉兵作亂，眾人一致建議立馬逮捕那名將領治罪。文彥博卻保持了足夠的冷靜和理智，他認為此時動手抓人很有可能會打草驚蛇繼而導致狗急跳牆，他速召禁軍殿前都指揮使許懷德問話。從許懷德口中文彥博得知被舉報的這名將領是一名軍中良將，許懷德對其的評價是“軍中最為良謹”，而許懷德更是明確表示可擔保此人絕無謀逆之心更無謀逆之舉。
文彥博就此給此案定了性，此事定然是那名舉報者因為私怨而借機報複。在此皇帝病急期間，如此歪風邪氣必須要堅決刹住，文彥博就此大手一揮決定將那名舉報者斬首示眾。他環顧身邊的一幫兩府大臣，隻見這些人全都一個勁兒地點頭表示讚同。既是如此，文彥博就命人寫好了判詞，然後他就準備簽上了自己的大名並叫人拿著判詞去殺人。就在他將要舉筆之時，一旁的樞密副使王堯臣很是隱蔽地掐了一把文彥博的大腿並用眼睛斜著瞟了一眼在場的另一位宰相劉沆。
由於這天富弼因病告假，所以在場的宰相就隻有文彥博和劉沆兩人，王堯臣的意思就是讓文彥博不要在這件事情上太過出頭，要不然將來等皇帝醒來過後可能會有麻煩上身。文彥博瞬間頓悟，他轉而將手中的筆遞給了劉沆：“這事茲事體大，這份判詞還是由老劉你來簽發吧！”
劉沆這會兒也不知道腦子裡是怎麼想的，見眾人都同意此事，況且文彥博身為首相卻將如此重大的權力交給了自己，於是乎劉沆就有些激動得不知所措。這事可不是簽名這麼簡單，他這一筆下去不但有人會人頭落地，更重要的是，這是權力和地位的象征，而且是最高權力和地位的象征。總之，一時腦子發熱的劉沆就這麼傻乎乎地把自己的名字給簽了上去。
或許權力的誘惑真的會讓人智商降低，劉沆當然也想當一回首相，他若要達償所願就得把文彥博給拍下去，而上麵這件事就被劉沆視為扳倒文彥博的絕佳途徑。他將此事秘密告知給了剛剛病愈的趙禎，這意思就是文彥博不但趁著趙禎患病期間大權獨攬，而且還擅自做主處決了謀逆的告發者，而文彥博之所以這樣做很有可能是他在殺人滅口。換言之，劉沆這是在懷疑和指控彥有謀逆篡位的嫌疑。要不然他怎麼不徹查此案？要不然他為何要急匆匆地把人給殺了？
趙禎找來文彥博詢問此事，可文彥博一點不慌，他回到中書省拿出當初的那份判詞請趙禎過目：“陛下，你看仔細了，這上麵簽字的人可不是微臣，而是劉沆！”
隻此一句話，文彥博把自己的嫌疑撇得乾乾淨淨，而劉沆反而因此變得裡外不是人。他這時候頗像《三國演義》裡對董卓刺殺未遂的曹操，可曹操在董卓驚覺之時卻還可以用獻刀作為冠冕堂皇的借口，他劉沆卻無法在文彥博麵前為自己的背後捅刀行為進行辯解和開脫。
經由此事，文彥博雖然還是像從前那樣與劉沆和諧相處，但宋朝現在的這位首相大人絕不是肚子裡能撐船的主兒。再者說劉沆的這盆汙水可是足以讓文彥博陷入萬劫不複之境地，劉沆今後的結局也就可想而知。
在被“首相涉嫌謀逆”的流言給嚇出一身冷汗後，趙禎在這年四月被結結實實地嚇了一大跳，而與他一同受到驚嚇的還包括文彥博和富弼這兩位宰相，這二人甚至是被嚇得魂不附體。怎麼了？因為黃河又決口了！準確地說，不是黃河決口了，而是已經被成功堵塞的決口又被衝開了！
文彥博和富弼之所以被嚇得魂不附體，原因就在於我們這裡所說的事其實就是李仲昌的六塔河治河方案。也就是說，歐陽修幾個月前的預言成為了現實。
先來說具體的事件。
在李仲昌的親自監督和指揮下，數十萬民夫和士兵經過將近四個月的艱苦奮戰終於在公元1056年4月1日這天成功地將黃河在商胡口地段的決口給堵上了。不得不說，在當時那種條件下，成功地將寬度近一千米的黃河決口給堵上堪稱一個超級奇跡，由於是堵塞黃河改道的決口，此舉其實就是相當於將整條黃河給攔腰截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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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決口給堵上了，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黃河該往哪裡流？答案自然是經由被拓寬的六塔河重回它八年前的故道，可問題就出在這裡。歐陽修曾說六塔河的地勢較高且河道不足以承載黃河的全部流量，因此黃河之水勢必會經曆一個往回倒流的過程，然後才有可能衝破地勢的限製再又反流繼而重回故道。
當天，當商胡口的決口被堵上之後，黃河水按照人們的預想開始流向六塔河，然後受到地勢的阻撓後便是開始倒灌回流，而此時便是剛被堵住的決口開始承受考驗的時候。如果它能頂住，那麼黃河將再度奔向六塔河並衝向故道，如此便是大功告成。反之，如果已經合攏的決口沒有禁受住考驗再次決口，那麼這將成為一場人為的大禍。
最初的時候一切都在事先的預料之中，但到了這天的黃昏時分，情況突然變得不容樂觀。倒灌的黃河水不斷回聚但卻遲遲沒能衝破地勢較高的六塔河河床，也就是說它南流的通道受到了阻擋，於是它隻能繼續倒卷回流，如此一來新築起來的商胡口堤壩就成為了焦點。人人都希望它能頂住回流之水的持續衝擊，直到下遊的河水衝破六塔河的河床，可它終究沒能撐到最後關頭。
災難就此發生，商胡口再次決堤，其水量更是達到了駭人聽聞的程度，河水決堤之時，參與現場施工的無數民夫和士兵被卷入了洶湧狂奔的洪水之中。這還沒完，這次決堤不僅將施工現場參與治河的無數民夫和士兵給生生吞沒，沿河下遊的大片土地也就此再又變成了一片澤國。不過，請各位注意，由於黃河在八年前就已經為自己找到了新的出海口，所以這一次的決堤儘管把施工現場變成了人間地獄，但當黃河水衝破堤壩之後其後續的水流都重新流入了之前的河道，因此這一次的決堤並沒有導致超級水患的發生。換言之，這一次的水災所殃及的範圍僅限於施工現場及其方圓之地，但不管怎麼說它也奪走了成百上千條人命。
如果說上次的決堤是天災，那麼這一次完全那就是人禍。試想：六塔河方案可是文彥博和富弼極力推崇和主導的，發生了如此重大的災難，他們能無動於衷嗎？他們能置身事外嗎？他們又能逃脫他人的指責以及自己內心的自責嗎？
令人萬分詫異的是，文彥博和富弼都沒有因此而向趙禎請罪，朝廷的一幫言官也沒有因此而上疏彈劾宰相們的失職之罪，趙禎更是沒有絲毫怪罪的意思。為何？原因就在於當時這個方案可是眾大臣們幾乎都一致首肯了的，而趙禎也是點了頭的，真的要追責的話，那麼這些人全都應該被問責，甚至包括趙禎。如此一來誰還會在這件事上多嘴多舌？彆人就不說了，此時就連當初極力反對這個方案的歐陽修都沒有站出來說什麼，其他人又能有資格說什麼嗎？
說到底，大家在這事上都是一根繩子上的螞蚱，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可是，麵對如此重大的災難且是人禍，身為皇帝的趙禎怎麼著也得揪幾個替罪羊出來以便給全國人民尤其是那些死難者一個交代。無疑，這些替罪羊裡麵李仲昌是絕對跑不了的。這就是身為基層辦事員或執行者的悲哀之所在，事情成功了，最大的功勞和榮譽將屬於領導，而一旦事敗，那麼所有的罪責都得由下麵的這些小蝦米和小魚們來扛。
經過朝廷派去的欽差大人一番看似有模有樣的深入調查和走訪，最終李仲昌等前方參與治河的各級官員其所作所為被定了性：意在急功，力覬恩賞。這意思就是說李仲昌等人太過急於求成，太想建功立業，所以才誇下海口並逼著眾人必須要在四月的時候塞河引水，結果就是太過急功近利導致了此次災難的發生。
趙禎和文彥博等人對此也是振振有詞，因為他們給出的工期是要在這年的秋冬時節才進行決口封塞的大決戰，而在此之前務必要先將六塔河給拓寬到必要的程度並深挖河床以便不會出現河水倒灌的情況。換言之，李仲昌等人為了邀功擅自把工期縮短了整整六個月，所以這過錯和罪責全在李仲昌等前方治河官員的身上。
也不知趙禎和文彥博這樣想的時候會不會在內心裡暗生愧責，但不管怎樣他們在明麵上都把自己的責任給摘得一乾二淨，此次人禍的責任人在兩個月後也相應得受到了懲處。按理說，這次災禍死了這麼多人，周邊的莊稼農舍也是毀壞無數，這種罪要是查辦下來指定是免不了要被砍頭才足以平民憤，可我們看看具體的結果：澶州知州李璋降知曹州，河北轉運副使燕度降知蔡州，度支員外郎蔡挺降知滁州，修河都鈐轄、內侍押班王從善降為濮州都監，供備庫副使張懷恩降為內殿承製，殿中丞李仲昌降為大理寺丞。
也就是說，參與施工的前方官員一個沒殺，全部都隻是貶官了事，這就是宋朝給全國人民的交代。千言萬語，但又一切都在不言中。說句犯忌諱的話，千年之前的謎之操作其實在任何時候都是有跡可循，甚至對比之前有過之而無不及。天下大事何其多也，發一場大水死一些百姓有何所謂，大人物的眼光要著眼於全局，而所謂全局就是不能隻盯著一個地方。
說一個可能會讓人覺得很殘酷但又那麼真實的事實，這時候宋朝的君臣最在意的事其實並非六塔河治水方案的失敗，也不是成百上千人的命歸黃泉，更不是受災地區百姓的居無定所，而是另有其事，那便是“立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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