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白城體育場的法國王室包廂內，鎏金燭台的光芒映著海軍預算報表上的數字，阿爾芒·法利埃總統的鋼筆在“地中海艦隊擴編計劃”旁懸而未落。總理喬治·克列孟梭的雪茄煙霧繚繞，將窗外聯合帝國代表團的龍紋旗幟暈染成模糊的色塊，他的手指在“新造三艘‘丹東級’戰列艦”的提案上敲擊：“英國皇家海軍的‘無畏’號主炮口徑已達12英寸，我們的‘讓·巴爾’號還停留在10英寸——再不下決心，蘇曼的南洋黨船隊都敢在馬賽港外‘演習’了。”
包廂門被猛地推開，外交部長皮雄的禮服後擺沾著看台上的草屑，聲音因急促而劈叉：“總統先生！總理先生！休息區爆發衝突！德國擊劍選手卡爾·舒曼辱罵法國是‘懦弱的商人國家’，說自己生於洛林的梅斯，卻‘恥於與法國人有任何關聯’！他的口音混雜著阿爾薩斯土語，一半是德語的硬輔音，一半是法語的軟元音——就像斯特拉斯堡市集上那些被德國化的小販！”
法利埃的鋼筆“啪”地砸在報表上，藍黑墨水在“突尼斯海軍基地”字樣上暈開：“梅斯……”他的叔父曾是洛林地區的法官，1871年《法蘭克福和約》簽訂時，帶著象征司法權的銅印流亡倫敦，那枚印鑒現在還鎖在包廂的保險櫃裡，“1870年德軍圍城時，梅斯的麵包師把最後一塊麵粉做成了三色旗形狀；1882年波斯被瓜分時，洛林誌願軍在聯合帝國的緬甸行省作戰，頭盔上還彆著法國徽章；現在一個喝著摩澤爾河河水長大的年輕人，居然說自己是德國人？”
克列孟梭猛地掐滅雪茄，火星濺在絲絨地毯上，燒出一個焦黑的小洞：“這不是年輕人的錯，是三十年‘日耳曼化’的毒果！”他青年時曾以記者身份潛入阿爾薩斯，親眼看見德軍拆毀法語學校的鐘樓，用克虜伯工廠的廢渣填平葡萄園，“威廉二世在斯特拉斯堡推行‘德語優先’，教師必須宣誓‘忠於德意誌帝國’，法國牧師被流放到多哥；洛林的鐵礦被強行並入魯爾工業區，礦工的工資用馬克結算，孩子從小學就被教導‘洛林是德國的心臟’——那個舒曼，不過是被精心栽培的標本！”
皮雄展開的情報夾裡，貼著阿爾薩斯洛林的教育大綱複印件，“德意誌曆史”課時是法國史的五倍，地理課本上的“萊茵河邊界”被紅筆塗改成“自然疆界”：“更棘手的是經濟捆綁。梅斯的鋼鐵廠70產品供應克虜伯，斯特拉斯堡的紡織廠依賴印度帝國的棉花，通過德國商船運抵魯爾——當地人的麵包來自德國麵粉，工資來自德國工廠，自然容易被洗腦。就像聯合帝國的中南聯邦，靠著南洋黨的橡膠出口，表麵自治，實則早被蘇曼的資本網纏住了手腳。”
“必須用文化對抗文化。”法利埃突然起身，禮服後擺掃過堆放的海軍圖紙，露出一張標注著“阿爾薩斯運河”的舊地圖，“給教育部發電，編印《洛林諺語集》《阿爾薩斯民歌選》，通過法國駐科隆領事館偷偷運進去——讓他們知道，‘麵包’在摩澤爾河穀永遠讀作‘pain’，不是‘brot’。”他指向英國國王愛德華七世的包廂，“剛才愛德華七世的私人秘書來傳話，說喬治五世願意在印度帝國的棉花貿易上讓步，條件是法國支持英國在摩洛哥的采礦權——用商業渠道輸送法語書籍，比軍艦更有效。”
克列孟梭卻冷笑一聲，指節叩擊著陸軍大臣梅西米的密電：“陛下太天真了。1870年我們靠《馬賽曲》保衛巴黎，1904年聖路易斯奧運會雅克·勒梅爾宣稱‘忠於德國’時，靠的可不是民歌。”密電顯示，德國陸軍在洛林增派了配備仿製“閻王機槍”的兩個營，“給聯合帝國南方黨發密函，周伯宜不是想從法國進口染料嗎？我們可以降價三成，但條件是他的江南織造總局‘順帶’向阿爾薩斯的法國僑民供應絲綢——讓他們用帶有三色旗暗紋的布料做衣服，比任何宣言都響亮。”
“周伯宜未必肯冒險。”皮雄提醒道，南方黨與南洋黨的矛盾正深，蘇曼的船隊上周剛在馬六甲海峽攔截了南方黨的棉花船，“他的重心在江南紡織業，勒拿河的軍費糾紛已讓北方黨處處刁難，未必願為法國得罪德國。”
“他會願意的。”克列孟梭從公文包取出南洋黨蘇曼的貿易報表，上麵顯示南洋聯邦的橡膠正搶占法國殖民地市場，“蘇曼在中南聯邦的橡膠種植園，用的是德國克虜伯的農具——告訴周伯宜，隻要他幫忙，法國就支持南方黨壟斷中南聯邦的絲綢貿易，擠垮南洋黨。聯合帝國的黨派鬥爭，就是我們的機會，就像德國利用阿爾薩斯的經濟捆綁，我們也能利用他們的內鬥。”
包廂外的走廊裡，傳來德國代表團的歡呼聲。威廉二世正與奧匈皇帝弗朗茨·約瑟夫碰杯，香檳在水晶杯裡晃出金色的漣漪，卡爾·舒曼站在一旁，胸前的德國國旗徽章格外醒目。法利埃望著那片晃動的黑白旗幟，突然想起叔父臨終前的話：“1871年梅斯的市民把三色旗縫在襯裡，德軍搜查時，他們就說那是‘擦汗的布條’——真正的忠誠，從不需要掛在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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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列孟梭順著他的目光望去，突然指向聯合帝國代表團的休息區。吳景明正調試噴火機槍的燃料閥，南洋黨副黨首陳德康在一旁比劃著什麼，兩人的身影被燈光拉得很長。“看，連聯合帝國都在暗中準備。”他低聲道，“李光的北方黨在波斯灣造艦，蘇曼的船隊壟斷航運，周伯宜的絲綢換染料——每個國家都在打自己的算盤。德國想靠洗腦鞏固阿爾薩斯洛林，我們就能靠文化和利益撕開缺口。”
這時，英國首相坎貝爾班納曼的秘書送來便條：“喬治五世陛下邀請法利埃總統共進晚餐，討論‘共同維護歐洲文化遺產’——實為商議如何製衡德國在非洲的擴張。”法利埃接過便條，鋼筆在背麵寫下“同意”，墨跡透過紙頁，在海軍預算報表上留下淡淡的印痕。
夜幕降臨時，白城體育場的燈光次第熄滅。法國代表團的專列即將駛離倫敦，皮雄最後檢查行李時，發現克列孟梭偷偷在公文包裡塞了一本《阿爾薩斯洛林地圖集》，扉頁上用鉛筆寫著：“1870？——未完成的曆史”。車窗外，卡爾·舒曼的身影出現在站台，正與德國海軍大臣蒂爾皮茨交談，神情恭敬如麵對導師。
“他或許永遠不會明白。”法利埃望著那個年輕的背影，輕聲對克列孟梭說，“摩澤爾河的水既灌溉過法國的葡萄園，也滋養過德國的麥田，但河底的鵝卵石，永遠記得自己屬於哪個河床。”
克列孟梭沒有回答，隻是將那本海軍預算報表折成整齊的方塊。報表上“新造三艘無畏艦”的提案旁，他用紅筆添了一行小字：“預算需追加文化專項——用於收複被遺忘的語言與記憶”。
專列駛離倫敦時，車廂裡的時鐘指向午夜。法利埃望著窗外掠過的燈火，那些光點像散落在歐洲大地上的棋子——德國的工廠、法國的葡萄園、聯合帝國的自治領、英國的殖民地，都在夜色中閃爍。他知道，關於阿爾薩斯洛林的爭執，從來不止於一場體育衝突，而是一場漫長的博弈，用子彈，用絲綢，用課本，用時間，直到河底的鵝卵石重新記起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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