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薩沃伊酒店的會議室裡，橡木長桌被記者們擠得滿滿當當。奧匈帝國代表團團長馮·霍約斯伯爵坐在主位，金絲眼鏡後的目光掃過麵前的銅製麥克風，指尖在桌上敲出規律的輕響——桌布是維也納產的絲綢，上麵繡著哈布斯堡家族的雙鷹紋章，與他禮服紐扣上的圖案一模一樣。
“諸位記者朋友，”伯爵的德語帶著維也納宮廷特有的柔和尾音，卻掩不住話裡的強硬，“關於波斯尼亞的教育改革，我想澄清幾點。自1908年帝國正式吞並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以來，我們已新建73所德語學校，現有學生人，其中87是波斯尼亞本地人。”他展開一份報表，上麵用紅筆圈著“自願入學率”的數字，“他們主動放棄斯拉夫語課本，選擇學習德語——因為他們明白，這不是壓迫，是從野蠻踏入文明的必經之路。”
這話剛落，塞爾維亞《政治報》的記者米洛萬·格利希奇就猛地站起來，鋼筆在筆記本上劃出刺耳的聲音：“伯爵先生說‘自願’？上個月薩拉熱窩的塞爾維亞中學被強製改為德語學校時，校長彼得洛維奇教授被關進集中營，這也是‘自願’？我手裡有家長們的聯名信，上麵寫著‘孩子被迫用德語背誦《哈布斯堡頌歌》，否則不準進教室’——這就是您說的‘文明’？”
馮·霍約斯伯爵的臉色沉了沉，從公文包裡抽出一份文件：“格利希奇先生，那所學校教授的是‘泛斯拉夫主義’，煽動分裂帝國，按照《波斯尼亞管理條例》第17條，理應整改。”他指著文件上的簽名，“至於家長聯名信，經核查，其中60的簽名是偽造的，剩下的40來自波斯尼亞的塞爾維亞族地主，他們害怕孩子學會德語後，不再受其控製。”
俄國《新時報》的記者瓦西裡·鮑裡索夫突然冷笑，他的筆記本上還記著早上奧匈士兵毆打斯拉夫語教師的新聞：“伯爵先生忘了1906年的‘書籍禁令’？所有斯拉夫語書籍被列為‘危險品’，連《塞爾維亞童話集》都要沒收。我上周在薩拉熱窩的市場看到，賣斯拉夫語聖經的小販被罰款50克朗，這就是您說的‘文明’？”
“那是為了統一市場。”馮·霍約斯立刻反駁，語氣帶著一絲不耐煩，“波斯尼亞的鐵路用的是維也納的標準軌距，工廠的機器來自克虜伯，貿易用馬克結算——不學德語，工人怎麼看懂操作手冊？商人怎麼簽合同？總不能讓帝國的工程師天天帶著翻譯吧？”他突然提高聲音，“就像聯合帝國的中南聯邦，用漢語標注鐵路時刻表，用華夏元結算貿易，難道不是同樣的道理？”
這話把焦點引到了聯合帝國的副黨首們身上。南方黨副黨首林建斌正和南洋黨副黨陳德康低聲爭執——昨天中南聯邦的絲綢訂單被南洋黨搶了三成，此刻卻難得地對視一眼。林建斌先開口，手裡把玩著南方黨總部發來的電報：“伯爵先生怕是搞錯了。中南聯邦的學校既教漢語，也教越南語、高棉語，絲綢廠的合同用兩種文字書寫——我們從不逼誰‘放棄’自己的語言。”他頓了頓，加重語氣，“畢竟生意要做長久，得讓人家心甘情願。”
陳德康立刻接話，珊瑚手鐲在桌上磕出脆響：“南洋聯邦的橡膠園裡，工人既學漢語，也學馬來語、爪哇語，連記賬本都是三種文字對照。上個月雅加達的紡織廠招工時，會說四種語言的工人優先錄用——這才是真的‘文明’，不是靠禁令和集中營。”他瞥了馮·霍約斯一眼，“伯爵先生的德語學校，怕是招不到會說四種語言的學生吧？”
馮·霍約斯的手指攥緊了桌布，雙鷹紋章被捏得變了形：“聯合帝國的自治領不過是表麵文章！朝鮮自治領用漢語印發法律，東瀛自治領的法官必須通過帝都的漢語考試——這和我們推行德語有什麼本質區彆？”
“區彆大了。”海外黨副黨首亞曆山大·格倫維爾推了推眼鏡，他剛收到悉尼總部的電報，說澳大利亞聯邦的金礦工人用英語、漢語、土著語混合交流，效率反而更高，“朝鮮自治領的稻米出口合同，用韓語和漢語雙份簽署；東瀛自治領的棉布商標，既有漢字也有假名——他們保留自己的語言，生意反而做得更大。”他翻開隨身攜帶的貿易報表，“去年朝鮮對俄國的稻米出口，用俄語和韓語簽合同，比隻用漢語時多賺了15。”
北方黨副黨首陳宏斌一直沒說話，此刻突然敲了敲麥克風：“伯爵先生，北方黨在波斯灣的石油站裡，既有說漢語的工程師，也有說阿拉伯語的工人，我們給他們發兩種語言的工資單。”他指著報表上的“事故率”數據，“語言不通才會出亂子，強行改語言，隻會更亂。”他想起勒拿河駐軍的軍糧供應，朝鮮自治領用漢語和俄語雙份清單，從沒出過差錯，“這不是文明不文明的事，是劃算不劃算的事。”
德國《總彙報》的記者突然站起來，他的筆記本上記著威廉二世的指示——必須支持奧匈的德語推廣：“諸位彆忘了，德語是科學語言！柏林大學的物理學論文、克虜伯的鋼鐵配方，都是用德語寫的。波斯尼亞人學會德語，才能用上最新的紡織機、化肥——這難道不是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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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話被印度帝國首相喬治亞公爵的秘書打斷，他剛從德裡收到電報，說印度的英語學校入學率正在下降，本地語言學校反而更受歡迎：“我們在印度也辦英語學校，但從不禁止印地語。孟買的紡織廠用英語和印地語寫操作規程，工人效率比隻懂英語時高30。”他晃了晃手裡的工資條樣本，“上麵既有英鎊符號，也有盧比符號——強迫人家忘本，最後隻會丟了生意。”
馮·霍約斯伯爵顯然沒料到會被圍攻，他猛地站起來，禮服後擺掃過桌上的咖啡杯，褐色的液體濺在報表上，暈開“波斯尼亞”的字樣：“夠了！”他的聲音帶著怒意，“波斯尼亞是奧匈帝國的領土，用什麼語言，輪不到外人指手畫腳！”他指著格利希奇，“塞爾維亞人少管閒事，你們的學校還在用奧匈的教材，有什麼資格指責我們？”
格利希奇冷笑一聲，從包裡掏出一張照片——薩拉熱窩的街頭，一個波斯尼亞小孩舉著寫有“我要學母語”的牌子，被奧匈警察推搡：“這就是您說的‘自願’？上周我在莫斯塔爾看到，一個老農因為在集市上說塞爾維亞語，被罰款20克朗，相當於他三天的收入——這就是您說的‘文明’？”
會議室的門突然被推開，奧匈皇儲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走了進來，軍刀的掛扣撞在門框上發出巨響。他剛從射擊靶場回來，製服上還沾著火藥味：“霍約斯，不必跟他們爭論。”大公的目光掃過全場，“下個月波斯尼亞的德語學校將增開20所，所有政府職位必須通過德語考試——這是帝國的決定，誰也改變不了。”他盯著鮑裡索夫，“俄國人要是再煽動泛斯拉夫主義，我們就在薩拉熱窩增派一個師。”
鮑裡索夫立刻站起來，手按在腰間的佩劍上：“大公先生，俄國在塞爾維亞有駐軍顧問，波斯尼亞的事，我們不會坐視不理。”他想起尼古拉二世的密令——必要時可支持波斯尼亞的塞爾維亞人起義，“你們的德語學校建到哪裡，我們的‘文化使團’就開到哪裡。”
氣氛瞬間凝固，記者們的閃光燈瘋狂閃爍，把雙鷹紋章和塞爾維亞國旗的影子投在牆上，交織成混亂的色塊。馮·霍約斯伯爵趁機宣布采訪結束，卻被格利希奇攔住：“最後一個問題，伯爵先生。”記者舉起手裡的斯拉夫語課本，封麵被撕去一角，“這本書的作者昨天在集中營裡去世了，您所謂的‘文明’，就是這樣對待一個寫書的人？”
馮·霍約斯沒回答，轉身跟著斐迪南大公走出會議室，皮鞋在地板上踩出沉重的響聲。會議室裡，林建斌對陳德康低聲說：“這下中南聯邦的絲綢可以漲價了，奧匈和俄國鬨起來，他們的紡織廠肯定缺原料。”陳德康點點頭，在筆記本上寫下“給薩拉熱窩運一批橡膠護具，用塞爾維亞語標說明”。
陳宏斌望著窗外，北方黨在波斯灣的油輪正準備啟航，他掏出鋼筆在電報上批字：“給鞍山鋼鐵廠發報，波斯尼亞的鐵路鋼軌訂單，用德語和塞爾維亞語雙份合同，價格提高5。”格倫維爾湊過來看，笑著說：“還是你們北方黨會做生意，借著吵架都能賺錢。”
鮑裡索夫正給聖彼得堡發電報，上麵寫著“奧匈計劃在波斯尼亞增派軍隊，建議支持當地塞爾維亞人武裝”。格利希奇的鋼筆則在筆記本上寫下：“明天刊登《德語學校背後的集中營》，附照片”。
會議室漸漸空了，隻剩下桌上那張被咖啡浸濕的報表，“波斯尼亞”四個字變得模糊不清。牆角的廢紙簍裡，扔著馮·霍約斯伯爵沒帶走的德語課本樣本，扉頁上印著“文明始於語言統一”，而在課本的內頁，有人用鉛筆寫了一行歪歪扭扭的塞爾維亞語：“我們的話，記在心裡”。
傍晚的倫敦街頭，斐迪南大公的馬車駛過泰晤士河，他對馮·霍約斯說道：“那些記者懂什麼？等波斯尼亞的年輕人都用德語寫信，他們就會忘了自己是塞爾維亞人、克羅地亞人，隻記得自己是奧匈公民。”馬車窗外，聯合帝國的龍旗在風中飄動，旗下的商人正用漢語、英語、馬來語討價還價，聲音混在一起，卻異常熱鬨。
伯爵望著那片混亂的聲浪，突然覺得心裡發慌。他想起早上在波斯尼亞學校看到的情景：孩子們用德語背誦課文時，眼神裡沒有光，可一旦課間說起斯拉夫語，眼睛就亮得像星星。或許，有些東西，不是課本和禁令能改變的——就像聯合帝國的那些自治領，說著不同的話，卻比誰都清楚自己要什麼。
但他沒說出口，隻是催促車夫快些回酒店。明天，他還要去參加奧匈商會的晚宴，和英國商人談波斯尼亞的鐵礦出口——合同要用德語和英語寫，這是他唯一能接受的“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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