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0月，索菲亞的保加利亞首相府裡，首相伊萬·格奧爾基耶夫把一份奧斯曼軍隊的裝備清單拍在桌上，紙頁邊緣被手指戳出了洞。清單上的步槍型號混雜著德國舊貨、俄國淘汰品，甚至還有二十年前的英國造，半數槍支標注著“無法連續射擊”。
“的黎波裡塔尼亞的意大利人已經證明了，”格奧爾基耶夫對著塞爾維亞首相尼古拉·帕希奇和希臘首相埃萊夫塞裡奧斯·韋尼澤洛斯說，“奧斯曼的軍隊連沙漠裡的駱駝兵都不如。我們三國聯軍加起來有三十萬人，他們在巴爾乾的駐軍還不到十五萬，現在動手，正好把他們趕回小亞細亞。”
帕希奇用鉛筆在地圖上圈出科索沃：“塞爾維亞的農民早就等不及了，上個月邊境衝突，奧斯曼的士兵居然用砍刀對抗我們的步槍——他們的軍火庫比我們的糧倉還空。”他突然壓低聲音，“俄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昨天暗示，他們願意提供十萬支步槍，用我們的銅礦抵賬。”
韋尼澤洛斯敲著馬其頓地區：“希臘的艦隊已經在愛琴海待命，奧斯曼的海軍連煤都湊不齊——聯合帝國南洋黨駐雅典領事說，他們的新加坡造船廠願意幫我們修軍艦，用橄欖油抵維修費。”
三國很快簽訂盟約：保加利亞主攻色雷斯，直逼伊斯坦布爾；塞爾維亞奪取科索沃和馬其頓北部；希臘占領馬其頓南部和克裡特島。簽字那天，格奧爾基耶夫特意讓人在盟約上畫了把劍，劍尖直指奧斯曼在巴爾乾的最後一塊領地。
消息傳到伊斯坦布爾時，青年土耳其黨正在召開緊急會議。恩維爾帕夏把巴爾乾地圖扯下來摔在地上，靴底碾過君士坦丁堡的位置：“讓艾哈邁德帕夏帶五萬軍隊去色雷斯，德國顧問說，隻要按普魯士方陣衝鋒，保加利亞人會嚇得潰散。”
財政大臣賈維德帕夏抱著算盤進來，算珠打得比說話聲還急：“國庫隻剩七萬金幣了，德國的軍火貸款要抵押安納托利亞的羊毛，英國又凍結了我們在印度帝國的存款——福爾摩斯侯爵說，‘不解決內部混亂，休想拿到一個子兒’。”
陸軍大臣塔拉特帕夏突然想起什麼，對秘書說：“給凱末爾發報，讓他立刻從伊茲密爾趕回首都，給他一個旅的兵力去守薩洛尼卡。”
此時的伊茲密爾，凱末爾正坐在碼頭的茶館裡，看著聯合帝國南洋黨的商船卸貨。陳德康副黨首派來的商人正在清點一船機床，說是要在伊茲密爾建紡織廠，用當地的棉花換南洋的橡膠。
“少校怎麼不去參加議會辯論？”商人遞過一杯綠茶，“報紙上說，青年土耳其黨又在吵著要向德國借兵。”
凱末爾望著遠處的棉花倉庫，那裡堆著剛從保加利亞邊境運來的貨物——巴爾乾的農民寧願把棉花賣給聯合帝國，也不願交給奧斯曼的稅吏。“他們打不贏的，”他輕輕轉動茶杯，“士兵的步槍裡一半裝的是劣質子彈，軍官們還在學德語口號，連保加利亞的農民都知道，這仗不用打就輸了。”
茶館老板端來一盤烤鷹嘴豆，插話說：“昨天宗教法庭的人來查稅，說我的秤不符合‘德國標準’，罰了我三個金幣。可他們連自己的國庫都管不好，還管我的秤？”
這時，傳令兵騎著馬闖進來，手裡舉著陸軍部的電報。凱末爾看完，隨手遞給商人：“讓我去守薩洛尼卡，用一個旅擋希臘的兩個師。”他站起身，從茶館牆角拿起一根拐杖——那是他在的黎波裡塔尼亞受傷後留下的後遺症，“告訴塔拉特帕夏，我辭職了。與其去前線送命，不如在伊茲密爾看看怎麼造好槍。”
他轉身對老板說道：“把你的秤借我用用，我要去看看南洋黨運的機床，是不是真像他們說的那樣，能造出合格的槍管。”
10月8日，巴爾乾戰爭爆發。保加利亞軍隊越過邊境時，奧斯曼的哨兵正在用德國教材學習隊列口號，直到子彈打穿帳篷才慌忙舉槍。艾哈邁德帕夏按德國顧問的命令，讓士兵排成密集隊形衝鋒，結果被保加利亞的機槍掃倒一片，第一天就丟了三個堡壘。
薩洛尼卡的守軍更慘，軍官們把大部分軍餉換成了金幣藏起來，士兵們拿著生鏽的步槍抱怨：“還不如去給聯合帝國的商船卸貨，至少能吃飽飯。”希臘軍隊打來時，有半個營的士兵直接扔下武器，跑到碼頭當搬運工。
伊斯坦布爾的皇宮裡，蘇丹穆罕默德五世對著退位詔書發呆。青年土耳其黨人逼著他簽字，說要“組建新政府爭取和平”，可他們連談判的資本都沒有——保加利亞的大炮已經能打到城郊的清真寺。
“讓聯合帝國駐奧斯曼大使來，”蘇丹突然對侍從說，“北方黨不是想在安納托利亞開礦嗎？告訴他們，隻要能讓巴爾乾聯軍停火，我就給他們十年開采權。”
大使趕來時，帶來了李光首相的條件：聯合帝國可以調停，但奧斯曼必須開放黑海海峽的通航權，允許北方黨的商船自由進出。“陳宏斌副黨首說了，”大使慢悠悠地說，“你們的軍艦連海峽都守不住，不如讓有實力的人來管，還能賺點通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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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倫敦的英國外交部裡，格雷正對著巴爾乾地圖和法國外長皮雄通話：“讓希臘人彆太貪心，薩洛尼卡留著給保加利亞，免得他們打起來。印度帝國的斯科特勳爵已經派了三個團去亞丁灣，防止奧斯曼的潰兵衝進波斯灣——那是聯合帝國南洋黨的地盤，彆讓他們找我們麻煩。”
柏林的德皇威廉二世則在怒斥外交大臣：“為什麼不支持奧斯曼？我們在巴格達鐵路的投資怎麼辦？”基德倫韋希特爾遞上一份報表：“陛下，聯合帝國海外黨已經向保加利亞提供了五萬支步槍，亞曆山大·格倫維爾說，‘支持勝利者比拯救失敗者劃算’。”
12月的伊茲密爾，凱末爾的小作坊已經造出了第一支試用步槍。他讓人把槍綁在木樁上，連續射擊五十發，槍管隻是微微發燙。南洋黨來的工程師拍著他的肩膀：“這槍比德國貨適合這裡的氣候，要不要批量生產？陳德康副黨首說，南洋聯邦的橡膠園需要護衛隊，正好采購。”
凱末爾撫摸著槍管上的紋路，那是用聯合帝國的機床加工出來的，誤差不超過半毫米。“告訴陳德康，”他說，“我要在伊茲密爾建一座兵工廠，不用德國的圖紙，就按這裡的氣候、這裡的鋼鐵來造——也許有一天，奧斯曼需要的不是借來的武器，而是自己造的槍。”
窗外傳來報童的叫賣聲，報紙頭版印著《倫敦和約》的條款：奧斯曼把幾乎所有巴爾乾領土割給三國，隻留下君士坦丁堡周圍的一小塊地方。青年土耳其黨的報紙還在嘴硬，說這是“戰略收縮”，可街頭的乞丐都在嘲笑：“連自己的家門口都守不住，還收縮什麼？”
凱末爾的作坊裡，工人們正在安裝新的機床。南洋黨的商人送來一份訂單，要一千支步槍，用橡膠付款。“少校，”一個老工人問，“這槍上要不要刻奧斯曼的徽章？”
凱末爾想了想：“先刻上‘伊茲密爾造’吧。等有一天，這個名字能讓敵人害怕了，再刻徽章也不遲。”
夕陽透過作坊的窗戶，在槍管上反射出微光。遠處的碼頭，聯合帝國的商船還在卸貨，巴爾乾的棉花換成了南洋的橡膠，印度的茶葉換成了奧斯曼的羊毛，仿佛這場戰爭從未發生。隻有凱末爾知道，有些東西已經不一樣了——至少在伊茲密爾的這個小作坊裡，有人開始明白，真正的防守，不是靠借來的武器，而是靠自己能造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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