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接著又提出禦敵方略：“……似宜從新布置，與為更始。或請敕下新放欽差大臣、兩廣總督，擇地暫安，並頒給新關防，令其一麵辦理夷務，一麵辦理團練，調水陸兵勇，預備以待……”這是針對葉名琛被俘，穆克德訥、柏貴等已成為傀儡，所采取的對策。
“香山、東莞、新安三屬，民氣最強，但得一二好州縣暗為布置。許以重賞，令其密相糾約，勿漏風聲，飆忽而來，趁夷兵赴省之時，乘虛搗其巢穴，奪其輜重炮械，則逆夷回顧不惶，安能久踞省城，肆其要挾？亦未嘗非製夷之一奇也。”這是襲取香港，聲東擊西，收複廣州之策。
“夷詭謀，動以分犯閩浙、江南、山東相恫喝。似宜預令沿海各省，密陳水陸久戰勁勇於內河，相機要擊。而天津一處，更須選久經戰陣之將，帶馬步勁旅，先為籌備。天津內河水麵窄狹，非夷船之利。誠能製之於陸，一再痛創，亦當不敢妄萌要挾之心。”
製夷宜於內河，宜於陸戰，不宜與之角逐海口。這是左宗棠提出的防護沿海各省與天津之策，以及總體抵禦列強的戰略戰術原則。
應該說，左宗棠確實是這個時代的牛逼人物，軍事策略還是很有水平的。也難怪後來有“國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之說。
但是，這樣的人物並不懂清廷的政治核心利益，鎮壓太平軍才是清廷的首要任務，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騰出資源來對付列強。
更何況，左宗棠這樣受到儒家教育的官員，想的還是“習得文武藝，報與帝王家”那一套，最後還是以功名為人生價值取向，這是時代局限性。
所以，沈雲峰寧願和石達開這樣的農民起義將領打交道，也不願意收編這樣的封建官員。
廣州陷落之後，《中國時報》連續開展報道，在粵西、廣東廣西以及東婆羅洲一帶投放宣傳，讓無數廣東籍中國人為之憤怒，哀歎中恨國無人可戰！
為了避免過於刺激鹹豐，這幾期報紙都沒有向北方投放。
此時，還不是“豐南號”出手之時，粵西依然保持著原來加緊備戰，內緊外鬆的節奏，大量生產武器彈藥這些戰爭物資，抓緊利用最後的空窗期向各個後勤支撐點運送儲存物資。
廣州終究不是英法聯軍的最終目標。當柏貴的傀儡政權開始運行時，英法公使和聯軍便計劃北上了。
廣州城陷的消息傳至上海後，兩江總督何桂清唯恐英法聯軍對上海用兵，便主動派下屬找上海租界英法領事表態：“粵事應歸粵辦。”
何桂清不但和廣東劃開界限，更表示這是廣東以及京城政府對洋人的戰事，不關他們這些和洋人關係好、天天通商，甚至給他們劃租界的“開明人”的事，上海有租界，對英法並沒有阻攔。
給鹹豐帝上報時，何桂清自然不敢用這樣的理由避戰，於是大談上海對供應京城糧食的的重要性，以及上海每年所得關稅和厘金對清軍軍費的重要性，事關圍剿太平軍。
何桂清前期在對太平軍作戰中也是有過戰功，所以拿太平軍說事，還是能夠打動鹹豐的心。
鹹豐帝似乎也默認了這一點，諭示“上海為海運關稅重地，非如廣東可以用兵”，並且表示“上海華、夷既無嫌隙”，那就“照舊通商”。
福建那邊一看上海這邊如此“大逆不道”都沒事，也不甘人後。閩浙總督王懿德聲稱，如果洋人軍艦前來“窺伺”，他也不打算動武，而是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勸洋人守約。
畢竟東南幾省是清廷財賦的重要來源，諸如此類為不動武而找的借口，鹹豐帝一概默認準許。
於是在以往中國戰爭史上難得一見的奇觀出現了：中國的中央政府已經與洋人處於戰爭狀態，而南方數省則與英法和平共處。
上海官員不但與洋人照舊交往、照做生意，甚至將上海港打造為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法北上南下的中轉站與補給基地。
沈雲峰收到這些情報之後，連連搖頭，這些事情以前在曆史書裡根本沒有過這方麵的記載，現如今自己穿越了，居然知道了清朝曆史上居然能有這麼多奇葩的事情。
這大清朝確實病入膏肓，無可救藥了。
英法聯軍在正式北上之前，四國公使“先禮後兵”，他們通過江蘇巡撫趙德轍通知京城：清朝皇帝需要同意四國公使駐京、增開口岸，洋人可以自由內地遊曆和賠償損失等一係列新條款，否則將進軍京津，擴大戰爭。
但此時鹹豐皇帝認為京津屯有重兵，對四國的威脅不以為然，全部予以拒絕，這讓英法公使有了進一步行動的借口。
1858年4月20日，英法聯軍的軍艦開到了天津大沽口，但鹹豐不願與之開戰。
此時，清軍主力正在長江中下遊一帶全力對抗太平天國，分身乏術。倘若再與外國動兵，已經因戰爭舍棄京杭大運河而改走海路北運的江南漕糧也將受此影響。總之，人的脾氣再大，也大不過自己的胃。
雖然處於如此尷尬的境地，鹹豐仍不肯向洋人示弱，至少在態度和氣勢上是這樣的。
天朝上國的觀念很難讓他放下身段——這種“固執”影響了他對整個戰爭形勢的判斷與決策。既不願退讓，又拉不下臉，鹹豐決定采用一種自視更加穩妥的辦法退敵。
1858年4月，英、法、美、俄四國使節先後到達天津大沽口外。24日，四國使節共同發出照會，要求清廷派出大員談判，否則將采取必要手段。
最終決定“為羈縻之計”的鹹豐帝，製定了“詳儘”的分化四國集團的外交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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