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企張出生於1885年，比餘雲岫小六歲。
上海人，和餘雲岫是日本大阪醫科大學時期的同學。
在日本學習期間，他們受到西方醫學的影響，同時接觸到明治維新時期廢止漢醫的思潮。
他也認為廢棄“舊醫”是新舊交替的必由之途，畢業回國後積極主張消滅中醫，用西醫來代替中醫。
1925年發起成立上海醫師公會並擔任書記，被餘雲岫譽為“最誌同道合”的人。
其後參與餘雲岫全部行動。
1929年2月，在南京召開的國民政府衛生部第一屆中央衛生委員會上，餘雲岫和汪企張共同提出了《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之障礙案》試圖通過行政手段消滅中醫，稱中醫所用理論皆憑空結構，阻礙科學化，提出了6項消滅中醫的辦法。
雖因社會抗議未能全麵實施，但導致中醫被排除在主流醫療體係之外，長期無法獲得官方認可和教育資源。
汪企張引用餘雲岫的主張，稱中醫為“玄醫”，積極主張消滅中醫，用西醫來代替中醫。他們都認為中醫理論不科學，不符合現代醫學的標準，阻礙了中國醫學的進步和衛生行政的發展。
因為1929年行動未能奏效，他在1935年出版了《二十年來中國醫事芻議》一書，並拉來國民黨元老褚民誼題寫書名。
其書中內容集中體現其思想，和餘雲岫一樣，在書中他係統批判中醫理論，提出著名的“廢醫存藥”主張，也就是廢除中醫理論體係，僅保留中藥經驗部分，這個論調在後麵被餘雲岫引用，也被後世不少人引用，就比如之前提到過的方舟子。
他主張割裂中醫理論與實踐，使中藥淪為脫離辨證論治的“經驗藥物”，削弱了中醫整體治療優勢。
汪企張的批判加速了中醫教育的衰落。
19291949年間，全國中醫學校從50餘所銳減至不足10所，導致中醫人才斷層。
其主張影響部分中醫從業者轉向“中醫科學化”運動，試圖用西醫理論解釋中醫，造成中醫理論體係的自我異化。
他和餘雲岫全盤否定中醫理論的激進態度導致中醫遭受係統性打壓，加劇了中醫的生存危機，導致大量珍貴中醫經驗失傳。
1949年之前，他曆任浙江醫藥專門學校教授、江蘇醫學專門學校校長、江蘇醫院院長，後在上海行醫，兼任淞滬商埠衛生局衛生委員會委員、國民黨衛生部中央衛生委員會委員、SH市醫師公會副會長等職。
還參與創辦生生助產學校、上海肺病醫院。
他通過著作與自身公共影響力，傳播“中醫不科學”的標簽，強化了公眾對中醫的負麵刻板印象，導致中醫在現代化進程中被邊緣化。
1949年後，他任上海醫務工作者委員會委員、然後又任衛生部藥典編纂委員會委員，參加編寫第一版的《華夏藥典》，汪企張對藥典中的中藥提出了定性定量檢測要求，要求科學化國際化，要求中藥廢除性味歸經理論，強調化學成分標準化，否定經典方劑理論價值，要求編委中減少中醫從業者。
所謂科學化，就是中藥名字不能叫中藥名字，如當歸按照他的意思就該叫Angelicasinensis提取物。
而且要求化學藥與中藥混編，不單列“中藥“章節他這種編排方式暗含歹毒的思維，與廢止派試圖剝離中醫理論的傾向契合。
不過解放前他乾的事兒，已經出名了，所以最終他這些手段都沒能得逞。
第一版藥典在1953年成書，直接否定汪企張廢除中醫理論的核心主張。
在1954年，餘雲岫去世幾個月後，1955年中，他緊隨其後離世。
不過他這些主張也不是完全沒影響，台灣那邊1955年的《中華藥典》就完全刪除中藥性味功效描述。
另外在餘雲岫的滅醫行動失敗後，在他的幫助下，他們開始在高校推動中西醫合並的行動，培養出來了不少信奉他們思想的人。
並在其幫助下，這些學生成功的進入了中高層。
這個顧明遠的父親，如果是汪企張的學生，那麼按照年齡來推斷，很大概率是接汪企張班的那批人，也就是目前還在推動中西醫合並的頂梁柱之一。
作為汪企張的直係學生，屬於繼承其思想的一批人，肯定是致力於推動“中西醫合並”的，主張將中醫理論“科學化”，實則以西醫框架解構中醫核心辨證體係，本質上延續了廢止派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