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海城日報》用半個版麵報道了夏振的過去，上麵詳細寫了他的家世，父輩正在勞改中，還挖掘出他那些年在寧安要風得風要雨得雨的囂張生活。
哪個時代坐牢都不是好事，八十年代尤甚。
夏振作為貪官之子搖身一變成為歸國投資的港商，這種跌宕起伏的人生瞬間吸引了大眾的注意力，也讓大家對他的話產生了懷疑。
見醫院裡議論的人都成了夏振，病人家屬和護士對他的臉色都緩和了一些，何彬心中痛快不已，連午飯都多吃了半碗。
隻是他這高興沒能持續多久。
因為傍晚回小旅館的時候，他被人套麻袋，揍了一頓。
那些人顯然是事先埋伏好的，隻等他一走進巷子就對他動手。
何彬沒有防備，被他們從後麵套了麻袋，然後拖進小巷中偏僻陰暗無人的角落，緊接著密集的拳頭和腳落到他的身上，打得他毫無還手之力。
何彬隻覺自己就像一隻皮球一樣，被幾人肆意地在地上踢來踢去，滾過尖銳的石子，陷進潮濕的凹凸處，冷冰冰的泥水鑽進他的衣服，又冷又痛。
何彬想掙紮，想呼救，可拳頭和腳密集地落在他的身上，臉上，將他的聲音全堵了回去。
不知道過了多久，這群人總算是住手了，可這時候何彬已經痛得連動一下都困難，他的頭艱難地在麻袋裡動了一下，就像是垂死的動物在掙紮。
旁邊那幾個打手像是看到了什麼樂子，發出沙啞難聽的笑聲。
“小子，老實點，再去找夏總的麻煩，當心你的小命！”
丟下這話，不知是誰踢了他一腳，緊接著腳步聲遠去，巷子裡安靜下來，四周一片寂靜。
何彬感覺力氣在流失，腦袋也越來越眩暈。
這一刻，他忽然無比地懷念夏天，要是夏天，風不會這麼冷，這麼刺骨，四周會有蟬鳴蛙叫，不會這麼安靜，安靜得仿佛天地之間隻有他一人。
夏振最後的記憶停留在寒風呼嘯而過，刮在他的身上，凍得他瑟瑟發抖。
等他醒來已經是第二天了，他躺在醫院的病床上，四周是熟悉的消毒水氣味，何芳紅腫著眼睛坐在病床前抹眼淚。
看到他睜開眼，何芳連忙擦了擦眼睛，欣喜地說：“哥，你總算是醒了。昨天半夜有個下夜班的工人回家看到你昏迷倒在巷子裡，趕緊將你送來了醫院，你身上到處都是傷，胳膊還骨折了，哥，是誰打的你？”
何彬這才發現自己的左手臂打著石膏，而身上其他地方雖然沒這麼嚴重，可也很痛。
這麼重的傷，不在醫院躺個十天半月彆想出院。
何彬恨啊。
夏振太惡毒了，以前在寧安的時候就仗著他舅舅爹媽的權勢為所欲為，搶他女朋友，現在到了海城，又仗著有錢收買小混混打他。
要不是那位晚班的工人正好路過，這麼冷的天，他在巷子裡躺一晚上，能不能撿回這條命都難說。夏振這是想弄死他啊！
想到這裡，何彬立即問：“報公安了嗎？”
“報了，你先前沒醒來……那，他們來了。”何芳看到病房門口出現的公安同誌，連忙站起身。
兩個公安進來，詢問何彬昨晚被誰打了。
何彬一口咬定：“就是夏振，是他請的混混二流子打我的。”
兩個公安對視一眼，他們也是這麼懷疑的，因為最近夏振、何彬跟秦雪薇這三家的新聞天天上報紙，恩怨不小，昨天日報又刊登了一則對夏振極不利的新聞，而據他們調查所知，這則新聞就是何彬提供的。
所以夏振的嫌疑最大。
可警方辦案不可能僅憑懷疑就抓人，還得有證據。
於是公安問何彬：“你有證據嗎？”
何彬隻有那幾個混混臨走時丟下的那句威脅的話，可這句話並不能作為證據，尤其是何彬連有幾個人打他，這些人的穿著打扮、相貌特征都說不清楚。
而且當時時間比較晚，冬天天氣冷也沒人在巷子裡晃悠，所以公安也沒找到任何的目擊證人。
線索到這裡就斷了，公安隻能對何彬說：“你再仔細想想，如果想起什麼有用的線索，隨時聯係公安。”
“不是，公安同誌，那我哥被人打成這樣就算了嗎？”何芳漲紅著臉激動地說，“明眼人都知道肯定是夏振對我哥動的手，你們為什麼不抓他？”
公安麵對這種情況已經習以為常了，耐心解釋道：“同誌，你的心情我們可以理解，但辦案需要證據，現在沒有任何直接的證據能夠證明這是夏振做的，公安也不能抓人。”
尤其是夏振現在不是大陸人，他是香港人，持的是英國國民海外護照，在沒有充分的證據之前，公安連請他到局裡配合調查都得客客氣氣的，不然要是引起外交糾紛就麻煩了。
但這是目前何彬跟何芳的認知理解不了的，他們隻覺得委屈和不忿，覺得是公安不辦事，包庇夏振，心裡充滿了怨念。
這種怨念在廣播裡聽到和豐集團的廣告後達到了頂點。
憑什麼？他白幫人養了幾年兒子還要挨打？
而夏振這個敗類卻可以輕輕鬆鬆坐上小汽車，在電視、廣播上打廣告，體麵奢靡，甚至連公安都袒護他。
公安不幫他討回這個公道，那他就自己討要個說法。
何彬對何芳說：“你去醫院下麵借個三輪車，馱著我去夏振的公司。出發前，記得先給日報的記者打個電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