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道帖經，裡麵出了九道“倒拔題”。
難度不可謂不高，但陸北顧認真思索後，都一一答了上來，並確認無誤。
實際上，人搜索記憶時的初次反應，往往都是正確的。
他很相信自己的記憶力，在確認之後並沒有去反複思考，免得糾結到最後，自己都開始懷疑自己了。
而墨義，同樣難度不低。
比如其中一道《禮記》題目。
“《曲禮上》：‘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鄭氏注曰‘謂君人者取於人。’，賈公彥《周禮義疏》曰‘人君當受人取法，不當自取法於人。’，然《學記》又雲：‘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互相之間似有抵牾，試申其義，並論為師與為君取法之道異同。”
此題就是那種典型的觸及經義之間內在聯係的題目，需要考生有極強的思辨能力，不僅要弄明白這些話語之間的意思，還要給梳理清楚講明白，甚至還要避開出題人故意設置的語言陷阱。
陸北顧腦海中瞬間閃過嚴正在講習會上強調的“鉤玄提要”、“融會貫通”兩法。
他略作沉吟，下筆寫道。
“《曲禮》‘取於人’者，乃言人君之尊位，當為天下儀範，故當‘受人取法’，示君權天授、垂拱而治之意，此‘為君’之道，重威儀、立標準。
而《學記》‘博喻’、‘為師’者，乃言教化之術，師者欲傳道授業解惑，必先‘取法於人’，虛心體察受教者之資稟美惡、進學難易，方能因材施教、廣譬博喻。
故二者非抵牾，實各有所指——為君重立範，當‘不聞取人’；為師重施教，貴‘能博喻’而‘取法於人’。
君道如北辰居所眾星拱，師道如江河奔流潤澤萬物，其‘取法’之道，一自上而下立極，一自下而上體察，殊途而同歸乎‘教化’之本。”
時間悄然流逝，太陽逐漸升高，陽光透過敞開的考棚口斜射進來，在案板上投下明亮的光斑。
因為考場本身就不大，考棚分布極為密集，所以在聚集了這麼多考生、監考人員、輔助人員之後，空氣開始變得非常悶熱。
甚至，還傳來了一些難聞的便溺氣味。
隨著溫度上升，陸北顧的額頭也滲出了細密的汗珠，但他渾然不覺，全部心神都沉浸在經義的汪洋中，引經據典，條分縷析，力求每一句都切中肯綮，每一字都經得起推敲。
而《春秋》的墨義題目裡，又好巧不巧地出現了那隻縣試曾經出現過的“勞什子鳥”。
“昭公二十五年《春秋》書：‘有鴝鵒來巢。’《公羊傳》謂：‘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何休注：‘權臣欲自下居上之象。’《左傳》則引師己之言，謂‘鴝鵒鴝鵒，往歌來哭’，預言昭公出奔。試析二傳災異說之異同，並論其與史事之關聯。”
不過縣試相比，州試的題目難度顯然升級了。
而陸北顧此時想起了在藏書樓四層研讀看到某州某年的冷僻墨義題，其中就有涉及《公羊》災異說的討論。
他凝神提筆，隨後寫道。
“《公羊傳》後，何休之注乃是承董仲舒‘天人感應’之說，更明指‘鴝鵒’穴居而巢處，乃‘陰居陽位’、‘權臣欲自下居上’之凶兆，直指季氏專魯、昭公失柄之實，以物象喻人事，彰《春秋》‘為後王立法’、‘警懼人主’之旨。
《左傳》雖亦記師己童謠預言，然重在敘事，將‘來巢’視為異事，引童謠為後續昭公出奔之讖語，與《公羊傳》之災異理論迥異。
二者皆關聯昭公失政之史事，然《公羊》微言大義，《左傳》異事著史，均為闡釋《春秋》‘辨吉凶、明善惡’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