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維琪和燕芬挑起擔子就走。阿蘭、玉蓉還有一個小個子夏芳在後麵跟著。我要夏芳回去，她真的挑不起來的。可她偏跟著。我就停下，讓她試試。那扁擔與糞擔子的竹彎頭還有一分空隙。看吧，沒有辦法呢，我勸她回去，可她還是跟著我們走了一段路才回去了。由此，我更深刻地記住了她，一個堅強的小個子。
這一擔糞水八十斤，壓在肩頭沒有多久就痛了。我們這些文藝班的女孩子，本不是因為嬌氣，在農村都鍛煉了好幾年了，臭，臟，苦，算什麼，但是，因為表演要求腰板挺直，展肩夾背，頭頂虛空，氣沉丹田，這種姿勢在舞台叫“站台”，基本功，可生活中常會招惹人的非議，以為你是仰視一切，驕傲自大呢。而在挑東西上，更是連扁擔也欺負人。我挺直的肩頭上沒有肉，全是骨頭，加上幾根經，那扁擔“吱吱呀呀”地發狠壓，壓得人半邊頭都是痛的，一會兒我們就受不了了，放下擔子休息。
從學校到農場有五裡路，才走出去三百米吧，走不動了，兩個肩頭都紅腫起來。維琪她們已經輪換了人。見我落後了，維琪就走回來問我行不行，她來接我擔子。我搖搖頭，你也剛換下來，我得再堅持一下。於是，忍著偏頭痛，忍著肩頭痛，還得勉強支起腰來，又繼續挑著走。
這是條高安縣城對外的公路，常常有運輸車輛通行，塵土飛揚，刺得我們眼睛都睜不開。那些司機看到我們就不斷按喇叭，可能是怕撞著我們，也可能看著我們雙腿打顫，走不穩，怕汽車卷起的風，掀翻了我們。更可能的是，他們對我們幾個女的在挑糞實在好奇……這幾個打扮與氣質與當地人都不同的姑娘，在大路上挑糞，會是些什麼人，被批鬥了？勞動改造了？所以，一路上的汽車都會慢行，隨著幾聲喇叭，司機伸出頭來，對我們疑惑不解地看好久，才又開走了。
不斷有我們學校的男同學挑著糞擔子走過去，我們看來看去彆的班沒有女同學，隻有我們文藝班的女生在挑糞。
這讓我們有點氣憤，可也有點自豪。什麼文藝班嬌氣，碰到這種時候，為什麼隻有我們在挑糞呢？！
當然，我們自豪的是精神，客觀規律是很現實的，我們幾個人都已經是勉強在挪步了，牙齒咬得緊緊的，一步一步在數，總算捱過了兩千步了，前麵還有多少呀？我們都累得、痛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停下喘息不止，心情都很煩躁……
一個小時後，已經有好幾個同學在返回來了，他們有點嘲笑似地給我們加油，然後就走了。我們心裡有氣，腳下發軟，臉上還要笑著，裝出個很堅強的樣子，等他們一個個過去，才又一次次地把牙齒咬得“咯咯”作響，拚儘全力地挑起糞桶，向前挪。
他們一班，不，就是我們老二班的幾個同學也返回來了，蔡同學，薑同學，一行五六個……他們見了我們的狼狽相，蔡同學二話不說，上來就接過我的擔子，挑著轉身，再次朝農場返回去了，薑同學與另一個同學也接過另外兩擔跟著返回農場去了……
其餘的幾個安慰了我們幾句，“辛苦呀，你們已經挑了一大半路了！”
我們幾個呆呆地站著，看著蔡同學他們幾個背影越走越遠……我的心裡一陣輕鬆，一陣溫暖，一陣感動……在老二班，我們女生總是被照顧，而且是在無聲無息裡就做妥當了，可是現在……
燕芬和玉蓉也很有感觸地說：“你們老二班的同學們，那才是真正的模子！”
後來聽老楊說，老二班的喻班一直留在農場幫忙倒糞和洗糞桶，他聽說讓我們女同學挑糞，也忍不住罵人：“在我們鄉下都知道要保護女人，哪個缺德的，讓女同學挑糞，走這麼遠！”老楊倒是被他說得一會兒臉紅一會兒臉白，其實也不是他的錯，文藝班的那幾個男生自己也已經挑得七歪八斜，差點崴了腳。不過，班裡還有幾個男生，隱身了似的，不知在哪裡？
下午，新三班的班委會選舉，很快完成了。
三個主要乾部是任命的。四個前文娛委員，由高老師建議，文藝班可以有兩個文娛委員：凱莉與夏芳。趙熙文缺席任命：宣傳委員。小萍學xi委員。我們還選出了生活委員是燕芬，勞動委員依然是老楊等等。
有意思的是：我心裡那個“堅強的小個子”文娛委員夏芳，她提出了對“文娛委員”一詞的質疑。因為“文娛”是指業餘文化娛樂活動，現在是文藝班了，不應該叫“文娛委員”，而應該是“文藝委員”。
我們覺得她的思辨對，於是，我們班就有了兩個文藝委員了。這個“小個子”原來還那麼認真，思辨能力特彆強。
我把寫好的“大學生回家鄉”的本子拿出來討論，一致通過。群舞就由兩個文藝委員編排。我建議雙人舞由小萍擔任，她馬上拒絕，說她最近有很多事要處理。於是，所有人都指向我。
我說，我人比較高，男生有誰可以與我共舞？他們又一致說我把自己說高了，班裡有個叫李福興的同學，他一米七六。
我很吃驚，你們怎麼知道的？他開會沒來，挑糞沒來……他們說是四班的，當地人中少有的一個很會跳舞的男生，此刻，他請假回家去了。
於是，我也就成了“大學生回家鄉”的女生吳鳳玲的舞台形象了。
高老師很高興，誇我動作快，他把稿子拿去了，說是馬上交給莊之夢老師。
那天傍晚，老三班的一群上海同學，提著大包小包，說說笑笑地走進了校門。碰到同學老師，他們也若無其事地打招呼，並沒有察覺到學校對他們的遲到有看法。
後來，也就是第二天，他們分彆到各班去報到，其中有兩個被分配的人，不願意到文科班，還到學校教務處去，理直氣壯地要求換班，這下，把學校激怒了。
校辦公室主任、教務主任，年級組長與工宣隊師傅聯合找他們談話，要他們說一說為什麼遲到了六天。
活躍而又自信的他們馬上安靜下來……沉默了一會兒，有個女生說是因為火車票買不到。領導們反問：“那為什麼彆的班都準時到了？”
頓時，氣氛有點對峙，雙方僵持了好一會兒，結果那個老三班前文娛委員，現在新三班的宣傳委員趙熙文站出來，頂下了這個錯誤的責任。
他一個人很委婉，很耐心，也很有擔當地說：“請學校追究我的責任吧，我們是集體購票，又因為去簽票時，後麵三天沒有票了。是我說的，就重新購買三天後的票。”說著，他還拿出退票手續費的發票，每一個人都損失了幾元錢呢。
事後，我道聽途說，那是因為老三班有個女同學家裡有事，引起集體遲到的。但是，很有男子氣概的趙同學，把事情的責任一個人扛了。翁鳴老是叫他“趙xia”，可能是“趙蝦”，不過，我覺得他還是可以稱為“趙俠”的。敢於承擔責任的人，俠義之氣，難能可貴。
於是，在正式上課的第一天，他們老三班的兩個同學，帶著一股非常有特點的自我意識和特立獨行的氣勢，走進了教室。自此，新三班的人員全部到齊了。
趙俠一進教室，就對我笑笑，“汪書記，彆來無恙呀！”
我一聽就皺眉，不知道為什麼就是不喜歡彆人叫我“汪書記”，好像我就是為了爭這麼個官職似的。心裡彆扭，馬上就說：“不要這麼叫。”
他“嗬嗬嗬”地笑起來，聲音裡雖然還是有幾絲被煙熏的沙啞，倒是充滿友好地說：“不然叫你什麼？”
翁鳴是個坦爽的人，而且還有點率真，聰明妝了一臉，不做掩飾，說話直衝，不加阻擋，愛怎麼說就怎麼說，說痛了人還會好久好久不懂你為什麼要生氣，因為她自己沒有生氣呀？
她在旁邊，馬上插嘴說：“大家都叫我們是‘汪精衛’班呢，好叫伐？”
我一聽臉上就陰沉起來，這個“汪精衛”在我們的教育裡一直就是個“漢奸”，“賣國賊”，怎麼無緣無故栽在我的頭上？而且，一下子就觸痛了我原來就藏在心底深處的傷疤……我已經聽不見她又在說什麼……那個傷疤隨即被戳破了，感覺被人侮辱的濁血噴流而出……
在那個混亂年代的初期，我父母都被揪鬥。弄堂裡新搬進來的工人zaofan派家的頑皮小孩，對著我兩個弟弟嘲弄似地叫喊：dadao“大汪狗”，“小汪狗”……我兩個弟弟憤怒地衝過去，要與他們打架，我一看，那群孩子好幾個，他們手裡都有石頭，心裡一急，就又氣憤又羞怒地跑過去，把弟弟他們拉住，然後自己鐵青著臉，擋在前麵，任憑石頭已經亂飛過來，我一動不動地樹在那兒，準備冒著頭破血流，也要捍衛一下尊嚴……還好，有幾個醫生鄰居的孩子來了，他們有教養，仗義執言：“應該叫‘大汪家’和‘小汪家’”。
那天我回家後就把自己關在廚房裡，大哭了一通……
眼下，卻又有人侮辱性地叫我“汪精衛”，我覺得自己才組班了一下文藝班，怎麼接二連三的“石頭”就扔過來了？……
“小汪，”突然，在我背後響起了維琪那節奏明快但很熱情的聲音，我怔了怔，心裡那股衝動出來莫名其妙的濁流，便被截斷了……
雖然我回過頭去應了維琪一聲，眼角旁邊還是有了一點潮濕。不過，維琪像並不知道似的，她問起了排練的事：“是不是下午要開始排練了？”
我忙點點頭，她趕緊對著鄭、劉、文秀、再加新來的揚琴手燕芬說：“是吧，馬上要排練，不然怎麼來得及。”
經她這麼一岔開，讓我清醒過來，現在我畢竟不是那個時候的孩子了，就為了彆人的一句嘲笑，何必那麼小氣呢。何況我還有維琪她們幾個老二班的同學在我背後支撐著呢。
大大咧咧也沒心沒肺的翁鳴根本不知我不開心，還在說：“不知道誰想出來的，汪建華加鄒金韋，汪精衛……”她好像還想大笑起來，被“趙俠”一句話刹車：“好啦，三十歲的人啦！還這麼瘋瘋癲癲………”
“這有什麼，”她對著趙俠又埋怨起來：“讓我跟你到什麼文藝班，這個破班，我本想報名理科班的，現在隻好來混了。”她的聲音還特彆響，把一班人都說得沉默了。
還好，上課鈴聲驚天動地地響起來，高老師進來了。
我們新三班就這麼嶄新地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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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堅編審評：
讀“新三班成立“，我腦子裡跳出一句話“生活的細節都是毛茸茸的“。這句話是《人世間》導演李路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的。
為什麼對新三班丶新學期開張會有“毛茸茸”的感覺？
這是因為，在這一章裡，沒有讀到本來以為會有的“新桃換舊符“的氣氛丶對新階段學習生活的憧憬丶綿密的學習計劃丶擲地有聲的豪言壯語，反到是讀到了：
各班女生中唯文藝班女生上陣挑糞狼狽不堪；
遲回學校的上海籍學生與校領導對峙；
新三班班長丶團支書的名字被好事者調笑編排成“汪精衛班“。
本來班主任高老師對開班丶上課工作有一個線條清晰的安排：開大會丶挑糞丶選舉班乾部丶開班乾部會丶正式上課。加上排練《大學生下鄉當農民》節目。但現在，這條夲來清晰的線條變得毛茸茸了。
但畢竟麵前是一個新的學習階段，“走過去，前麵是個天“，守望日後，作者迸出一句話“新三班就這樣嶄新地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