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打架的對手是鄭桐，任平鬆跟我提起的那個副縣長的兒子。
那天，在食堂吃過晚飯。我正在水池邊刷我的飯盒。
任平鬆氣喘籲籲地跑來告訴我，他們班同學鄭桐帶了幾個人在教室門口堵我。
任平鬆說：“這事肯定和何雅惠有關，鄭桐這是追她不成，找你撒氣。”
他拽著我的手，苦口婆心地勸我先找個地方躲起來。
我的秉性就是強按牛頭不喝水。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回頭來看，當時的我是多麼的幼稚、淺薄、衝動和不計後果！
我撇下飯盒跑回教室。
一個是趾高氣揚、目中無人的官宦子弟。
一個是寧死不屈、無所畏懼的農民兒子。
戰爭一觸即發，連戰爭前的那句“勿謂言之不預”的開場白還沒說，兩邊就乒乒乓乓的打在了一起。
當然我這邊應戰的隻有孤獨的一個人。
即使有同仇敵愾想幫我的，也礙於鄭桐的背景望而卻步。
他們的拳頭像雨點一樣砸到我身上，不一會兒我就鼻青臉腫，眼眶黝青，渾身掛彩。
退無可退，避無可避的我，陡然如發瘋的獅子，大吼一聲，操起身邊的一把椅子，掄出一道快意恩仇的弧線，結結實實的砸在鄭桐的額頭上，殷紅的鮮血立刻湧了出來。
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在打架中取得勝利，雖然這是一場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慘勝。
而其代價和後果則更為慘痛，我被學校勒令開除了。
原因是鄭桐家人不接受賠償，不接受道歉，唯一的訴求就是要求學校將我除名，以解心頭之恨。
可事情的起因是什麼呢？不應該是鄭桐追求何雅惠不成，將火氣發泄在我身上，進而對我尋釁滋事嗎？
可學校堅持認為我們是在爭風吃醋，我和鄭桐半斤八兩，把我們的罪行劃了等號。
結果就是誰吃得虧大，誰就有理了。
學校政教處有一個姓李的主任，又禿又矮，長得相當滑稽，同學背地裡給他起了個外號——“土豆探長。”
“土豆探長”坐在辦公椅上，帶著一副瓶底厚的高度近視鏡，連哄帶騙地威脅我：“關宏軍，你這回惹了大禍，如果不是我安撫鄭桐的家屬，你現在已經被送到派出所了。”
我輕蔑地說：“我隻是正當防衛，如果為了真理，我寧願把牢底坐穿！”
他張了張嘴，一時不知從何辯駁。
因為就在兩天前的思政報告會上，他在發言時曾經引用過一位革命誌士的誓言“如果為了真理，我寧願把牢底坐穿。”
在這個場合，我引用了同樣一句話，在他眼裡就是公然挑釁，他非常震怒，目露凶光，惡狠狠地對我說：”經校委會研究決定，開除你的學籍，希望你到社會上後要遵紀守法，做一個合格的公民。”
我大義凜然地回道：“開除我可以，但爭風吃醋這個罪名我不能接受，因為這關乎我的聲譽。”
他用莫名其妙的眼神看著我，實在搞不懂我這樣一個沒權沒勢的窮學生有什麼“聲譽”可言。
這場交談不歡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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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夥人見我軟硬不吃，連夜給村裡打電話，叫來了我的父母。
這是我來到這個世界17年來，讓家人承受的最大一次羞辱。
為了讓學校撤回開除的決定，我的父母守在校長家樓下整整一天一夜。
為了讓我有書可讀，他們雙雙跪在校長麵前，求校長再給我一次改過自新的機會。
時至今日，每當我舊事重提，他們始終口徑一至的否認有過給校長下跪這一情節。
我明白，他們不想在我的心裡留下一道永遠無法愈合的傷疤。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父母用屈辱的方式感動天，感動地，感動了校方。
學校撤回了開除我學籍的決定，取而代之的是保留學籍，停課一學期。
1998年9月，我已經大學畢業參加工作。偶然的機會，我在公園裡遇見了當年的班主任彭老師。
提起舊事，他說當年為了不讓學校開除我，他曾經在校長室拍了桌子。
以他急公好義、舐犢情深的性格，他說的話我絕對相信。
他算得上敢為天下鼓喉舌的“彭大將軍”。
彭老師還告訴我，當年極力攛掇校方開除我的就是那個“土豆探長”，因為他那時正求人為他老婆調動工作。而我的衝動給了他向鄭副縣長示好的機會。
彭老師最後總結式的對我說，其實真正起到作用的應該是何雅惠，她央求他爸爸到學校找過校領導。
過去這麼多年，我已經沒有意願去複原事情的來龍去脈，我隻知道我永永遠遠地失去了她。
如果問停課這一學期，我的損失到底有多慘痛，一年後的高考給出了血淋淋的答案。
我僅考上了一所省屬的工科院校。
這些當然是後話。
在我停課的這一學期裡，我學乖了，老老實實的在家裡閉門思過、秉燭夜讀。
暑假的時候，何雅惠一個人坐了兩個多小時班車，從縣城裡來到我居住的村子。
為村裡跑腿的二胖再次充當起了通信員，他偷偷告訴我有一個長得很漂亮的女同學來找我，現在就在村部等著。
我來不及整理衣衫，顧不上梳妝打扮，迫不及待跑去見她。
她瘦了很多，也很憔悴，見到我時她硬生生擠出了一絲笑容。
我又跟隨在她的身後，一同走到了村子後麵的一個小山丘上。
我們倆人席地而坐。
聽著山穀裡啾啾的鳥鳴，看著山坡上蔥蔥的林海。
有那麼一刻，我忽然冒出和她結伴而居，退隱山林的離奇想法。
她打趣地對我說：“關宏軍，你怎麼胡子拉碴的，像一個小老頭。”
我嘿嘿笑，說這是蓄須明誌。
她用戀戀不舍的眼情望著我，我還以為她也體會到了我這近半年的相思之苦。
她說了一句：“關宏軍，我要走了。”
我笑嘻嘻地說：“你剛來就要走，不著急，坐最後一班車還來得及。”
她知道我錯會了她的意思，哀傷地說道：“我要回湖南了，我爸爸要轉業了，我要回老家了。”
這不啻晴天霹靂，我半晌沒有說出話來。
她笑了一下，但笑得很勉強，關切的問我學習有沒有退步。
我哪裡還有心情談論這些，垂頭喪氣地用雙手擺弄著一根小樹枝。
她見我不回答，知道我正難過。
她伸出手來，抓住我的手，用鼓勵地口吻說道：“關宏軍，不要被困難打垮，我相信你是最棒的。”
她的手冰涼，這種涼是一種沁入骨髓的那種涼，但我卻感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震撼。
觸覺是有記憶的，但這種記憶在以後的歲月裡再也沒有被喚醒過。
回想到這段經曆，我最後悔的是沒有把我對她的情感毫無保留、一清二楚的說出來。
我們彆說“愛”，就連“喜歡”這個詞都不曾說出口。
所以我有時在想，這種萌發在青春期對異性的好感，或者是喜歡並不能算是一場戀愛。
唐曉梅卻對我說，這當然是一種戀愛，一種朦朦朧朧的戀愛，它自然而不受雕琢，像披了一層薄薄的輕紗，雖不真實，卻很美麗。
我複學後，曾經按她留下的地址寫過幾封信，但都石沉大海，杳無音信。
從此我們就失去了聯係。
唐曉梅給我的這段戀愛的定義是：無疾而終的初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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