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提樹下共焚香，漢梵碑文映日光。一脈法緣連萬裡，唐竺燈火照千江。”初夏的菩提伽耶，千年菩提樹枝繁葉茂，樹影婆娑間，數百名工匠正圍著金剛座忙碌——大唐派遣的匠人正將琉璃瓦鋪在新修的佛殿飛簷上，天竺石匠則在殿壁雕刻著佛陀成道的浮雕，兩種不同的工藝在陽光下交相輝映，竟有種渾然天成的和諧。這便是李承乾與那陵提婆王約定的“共護聖地”工程，以菩提伽耶為紐帶，將兩國的宗教認同與政治聯盟係得更緊。
年初，那陵提婆王在給李承乾的奏折中寫道：“菩提伽耶為佛陀成道之地，乃天下佛子心中聖地，然曆經戰亂，殿宇傾頹，小王願與大唐共修此聖地，立碑為證，永傳法脈。”李承乾閱後當即批複：“朕與都督雖隔萬裡，然護持佛法之心相通。今遣將作監工匠百人，攜琉璃、雲錦相助，願聖地重光，法脈永續。”
此番帶隊赴天竺的，是將作監少匠宇文愷——他曾參與過大慈恩寺的修建，對唐式佛殿營造極有心得。當他帶著工匠們抵達菩提伽耶時，那陵提婆王已命人清理出廢墟，備好石料。兩人在菩提樹下會麵時，宇文愷展開圖紙：“都督請看，我方擬在金剛座北側增建‘唐式藏經閣’，采用歇山頂，覆琉璃瓦，內置大唐送來的《大藏經》；南側則按天竺樣式修‘轉經回廊’，讓香客可順時針繞殿祈福，兩全其美。”
那陵提婆王看著圖紙上唐式的鬥拱與天竺的浮雕和諧共存，撫掌笑道：“宇文少匠所言極是！我已命人在金剛座旁預留空地，待殿宇修成，便立‘唐竺共護碑’，刻漢梵雙語銘文，讓後世知此聖地乃兩國共護。”
開工後，工地上每日都能見到奇妙的景象：大唐工匠教天竺石匠打磨琉璃，讓佛殿的窗欞透進七彩光；天竺匠人則教唐人雕刻蓮花紋，讓唐式佛龕多了幾分異域莊嚴。有次修浮雕時，天竺石匠想刻“佛陀降魔”的場景，宇文愷提議：“可在魔軍的衣紋裡加些唐式雲紋，象征‘魔由心生，而佛性遍天下’，豈不更妙？”石匠們聽後連連稱是，最終刻出的浮雕裡，魔軍的鎧甲綴著唐式寶相花，佛陀的袈裟卻帶著天竺的細密褶皺，成了兩國工藝交融的典範。
三個月後，藏經閣率先落成。當大唐工匠將最後一塊“佛光普照”的匾額掛上閣門時，那陵提婆王親自率僧侶們前來禮佛。閣內供奉的《大藏經》共五千卷，皆用唐紙抄寫，封麵裱著雲錦，其中《金剛經》的扉頁還繪著玄奘取經的故事——這是李承乾特意命人繪製的，意在讓天竺信眾銘記“唐竺法緣由來已久”。
“此閣所用琉璃，采自長安附近的耀州，”宇文愷指著窗欞，“日光透過時，會在地麵映出‘卍’字紋，與天竺的吉祥寓意相合。”那陵提婆王望著地麵流轉的光斑，雙手合十：“大唐皇帝陛下用心至此，真乃佛子之心。小王定當派僧侶日夜守護，不讓經卷沾半點塵埃。”
與此同時，“唐竺共護碑”也已刻成。碑高丈餘，碑首刻著雙龍戲珠唐式）與蓮花寶相天竺式），碑身左側刻漢文：“大唐貞觀某年，與天竺州共修菩提伽耶，護持聖跡，法脈同源，永結盟好。”右側刻梵文，意思完全相同。李承乾還特意命人將自己的禦筆“萬法歸一”四字刻在碑額，筆力雄渾，與那陵提婆王題寫的“梵唐共輝”相映成趣。
立碑當日，菩提伽耶舉行了盛大的法會。大唐來的高僧與天竺的論師共登法座，用漢梵雙語宣講《楞嚴經》。當講到“一切眾生皆可成佛”時，兩國僧侶同聲唱和，聲浪越過菩提樹梢，驚起一群白鷺，繞著新修的佛殿盤旋三圈，仿佛在見證這跨越萬裡的法緣。
消息傳回長安，李承乾下旨：“自今往後，大慈恩寺每年選派三名高僧赴菩提伽耶，主持法會，傳授漢地佛法；天竺州也可選派僧侶入唐，在大慈恩寺研習，互學互鑒。”旨意下達後，大慈恩寺的玄奘法師虛構延續）主動請纓，願率首批使團前往，他說：“老衲當年西行取經，得天竺僧眾相助，如今正好回報這份法緣。”
而在曲女城，那陵提婆王承諾的“大唐護國寺”也在如火如荼地修建。此寺完全仿照長安的大慈恩寺格局，卻在細節處融入天竺特色：唐式的大雄寶殿外，圍了一圈天竺式的轉經筒；寺門的石獅踩著蓮花座，而不是唐獅常見的繡球；最特彆的是，主殿供奉的佛陀像，麵容是天竺的莊嚴相，衣紋卻是吳道子筆下的“吳帶當風”，遠看如唐佛臨天竺，近看又似梵佛入長安。
寺中最珍貴的寶物，是玄奘的頂骨舍利——這是李承乾特意從長安大慈恩寺分出的一份，用金棺銀槨盛放。當舍利被迎入寺中時，曲女城的百姓傾城而出，沿途焚香跪拜，不少老人哭著說：“玄奘大師當年曾在此講法，如今他的舍利歸來，是要保佑唐竺永遠和好啊！”
那陵提婆王還按約定，請大唐高僧擔任護國寺住持。首任住持是來自長安薦福寺的慧能法師，他精通梵文，又懂天竺醫理，到任後不僅講經說法，還在寺中設“施藥院”，用唐竺合璧的藥方為百姓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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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能還在寺中開設“譯經院”，與天竺僧侶合作翻譯佛經。他們將漢地的《六祖壇經》譯為梵文，又把天竺的《阿含經》譯為漢文，其中《壇經》的梵譯本裡，“明心見性”被譯為“菩提在己心”，更貼合天竺信眾的理解，很快在天竺各州流傳開來。
這年深秋，李承乾收到那陵提婆王的奏折，說護國寺的香火已超過曲女城的老牌寺院，連波斯、大食的商人都來寺中祈福，並稱“大唐的佛法，如恒河的水，能包容萬物”。李承乾閱後笑道：“朕要的不是讓天竺信眾改信漢地佛法，而是讓他們明白，唐竺雖遠，卻因佛法而心意相通。就像這菩提伽耶的樹，根在天竺，葉卻能承接長安的雨露。”
他當即命人打造一批“唐竺合璧”的法器——如刻著漢文“阿彌陀佛”與梵文“嗡嘛呢叭咪吽”的念珠，送給護國寺。慧能法師收到後，在法會上對信眾說：“念珠上的字雖不同，念的卻是同一份慈悲；就像大唐與天竺，雖語言有彆，卻共護同一片菩提。”
冬至時節，菩提伽耶的法會與曲女城的護國寺法會同時舉行。兩地的僧侶用飛鴿傳書，同步宣講同一部經；信眾們雖隔萬裡，卻在同一時刻焚香跪拜。當長安的鐘聲與曲女城的螺號在風中相遇，當菩提伽耶的經幡與大唐護國寺的唐旗同時飄揚，一種無形的紐帶已將兩國的信仰緊緊係在一起——這紐帶，比任何盟約都堅固，比任何軍隊都有力，因為它紮根在百姓的心中，流淌在文明的血脈裡。
那陵提婆王在給李承乾的歲末奏折中寫道：“今歲護國寺的香火錢，已能資助十所州學，可見佛法昌盛，民生亦安樂。這都是托大唐皇帝陛下的福，讓天竺州既得法益，又得實惠。”李承乾批複時，特意在末尾加了一句：“法脈如江河，分流雖異，終歸大海。唐竺共護菩提，便是共護這天下太平的源頭。”
窗外的雪落無聲，李承乾望著案上那幅《菩提伽耶勝境圖》，圖中唐式的藏經閣與天竺的金剛座在菩提樹下相依相存，忽然明白：所謂“共護”，從來不是一方對另一方的施舍，而是像兩棵相鄰的大樹，根在地下交錯，葉在雲端相擁，共同為這片土地遮擋風雨。而菩提伽耶的香火與大唐護國寺的鐘聲，便是這兩棵大樹上最動人的果實，在歲月裡散發著跨越國界的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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