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楮皮成紙傳經卷，貝葉漸稀文脈長。漢梵雙書同冊頁，一箋承載萬邦光。”曲女城郊外的恒河岸邊，三座新落成的作坊正冒著嫋嫋炊煙，作坊前的空地上，數十名天竺工匠圍著三名唐人師傅，專注地學習楮皮紙的製作技藝。篩漿的竹簾在水中輕蕩，撈出的紙漿薄如蟬翼；晾曬的紙架上，一張張濕潤的紙張在陽光下泛著柔和的光澤——這便是李承乾應那陵提婆王之請，派遣造紙工匠在天竺州建立的“大唐造紙坊”，而這看似尋常的紙張，正悄然改變著天竺延續千年的書寫傳統。
那陵提婆王對大唐的紙張早有向往。當年李承乾西行時，曾贈予他一卷《金剛經》，宣紙的細膩與柔韌讓他驚歎不已——比起厚重易損的貝葉經，唐紙不僅便於攜帶，更能書寫細密的文字、繪製繁複的曼陀羅圖案。登基後，他在給李承乾的奏折中直言：“天竺典籍皆刻於貝葉，然貝葉沉重，難以遠傳，且保存不易。懇請陛下派遣工匠，傳造紙之術，使梵典能如唐卷般流芳百世。”
李承乾閱後當即應允，從江南挑選三名經驗豐富的造紙工匠——擅長楮皮紙的張誠、精通麻紙的李墨、專司染色紙的王染，命他們攜帶楮樹種子、竹簾模具與染色秘方，隨使團赴天竺州。臨行前，李承乾特意囑咐：“傳藝之時，需耐心教導，不僅要讓他們學會造紙，更要明白‘紙載文明’的道理。”
工匠們抵達曲女城後，那陵提婆王將恒河岸邊的一片空地劃撥給他們，不僅提供楮樹、構樹等原料，還從各州挑選聰慧的工匠前來學習。張誠等人從“采皮”“浸泡”“蒸煮”等基礎工序教起，手把手地演示如何將粗糙的樹皮搗成細膩的紙漿，如何用竹簾撈出厚薄均勻的紙頁。天竺工匠起初不得要領，撈出的紙頁要麼厚薄不均，要麼容易斷裂，張誠便讓他們反複練習，還編了口訣：“楮皮泡透要三旬，石灰蒸煮去雜塵，搗漿需得千次杵，竹簾輕蕩見勻勻。”
三個月後，第一批楮皮紙在天竺州製成。當那陵提婆王撫摸著那張薄如蟬翼、白如霜雪的紙張時，不禁驚歎：“這般好物，竟比貝葉輕便百倍！”他當即命人取來梵文典籍，讓僧侶們試著抄寫——唐紙吸墨性好，筆尖在紙上流淌自如，連最細密的曼陀羅經文都能清晰呈現，而一張紙的容量，竟抵得上五片貝葉。
造紙坊的規模很快擴大，張誠等人又傳授了麻紙的製作技藝——用破舊麻布為原料，造出的紙張堅韌耐用，適合抄寫佛經；王染則教會他們用鬱金香、蘇木等植物染色，製成黃、紅、藍等彩色紙張，供貴族書寫信件、繪製佛畫。不到半年，曲女城的造紙坊便日產紙張千張，不僅供應本地，還通過絲路運往波斯、大食等地。
最顯著的變化發生在寺院。以往，天竺僧侶攜帶貝葉經雲遊，往往需要幾頭大象馱運，如今換成唐紙抄本，一函經書便能裝下數十卷，背在肩上便可遠行。菩提伽耶的長老用唐紙抄寫《金剛經》，發現紙麵光滑，便於繪製經變畫，便組織僧侶們將寺中珍藏的貝葉經全部轉抄到唐紙上，還特意在每卷經書的末尾注明：“大唐貞觀某年，用紙重抄於菩提伽耶，願法脈隨唐紙永傳。”
那陵提婆王見造紙術大獲成功，下旨將唐紙定為官方文書用紙：“凡州衙公文、戶籍賬冊、科舉考卷，皆用楮皮紙書寫，以顯莊重。”他還效仿大唐，在曲女城設立“抄書坊”，雇傭書生將梵文經典抄錄於唐紙，送往長安國子監，換回《詩經》《尚書》等漢文典籍。國子監將這些梵文經卷妥善收藏，與漢文經典並排陳列，形成“漢梵雙書，同庫共藏”的奇觀。
長安的文人也對天竺傳來的唐紙讚不絕口。虞世南用天竺產的黃色麻紙書寫《孔子廟堂碑》，覺得紙張吸墨適中，筆鋒儘顯；歐陽詢見天竺抄本上的梵文與漢文批注並行不悖，便提議在國子監開設“梵文班”，讓學子們學習梵文，以便研讀這些經卷。李承乾對此大力支持，還命人將《大衍曆》《千金方》等典籍用唐紙抄錄，贈予天竺州，作為文化交流的禮物。
這年深秋，張誠等人返回長安，帶回了天竺工匠製作的“梵紋紙”——紙上用模子壓出蓮花、菩提葉等圖案，既美觀又實用。李承乾見後，命將這種工藝在江南推廣，很快，長安的市場上便出現了印著唐梵紋樣的信紙，富家子弟爭相購買，用來書寫情書，覺得“一紙載雙紋，寓意兩心同”。
那陵提婆王在給李承乾的歲貢中，特意獻上百卷用唐紙抄寫的《阿闥婆吠陀》，每卷的封麵都用雲錦裝幀，還貼著一張小箋，用漢文寫著：“此紙生於天竺，載梵典而歸大唐，恰如兩國文脈，往複不絕。”李承乾將這些經卷轉賜大慈恩寺，玄奘法師虛構延續）讀後讚歎：“唐紙入天竺，不僅傳去一技，更傳去‘以紙載道’的智慧。”
曲女城的造紙坊前，如今已栽滿了從大唐移植的楮樹。每到春天，楮葉嫩綠，造紙工匠們在樹下捶打紙漿，歌聲與捶打聲交織，遠聽竟有幾分江南水鄉的韻味。有老工匠對弟子說：“當年大唐師傅教我們造紙時說，紙是‘草木之精，載文以傳’。如今看來，這紙不僅載著經文，更載著唐竺百姓的心啊。”
這日，李承乾在禦書房翻閱從天竺州傳來的《梵文唐韻》——這是一本用唐紙書寫的梵漢詞典，編者在每詞條旁都畫著簡筆畫，如“天”字旁畫著日月，“地”字旁畫著山川，既有趣又實用。他對太子李象笑道：“你看這紙，本是草木所製，卻能讓兩國文字在上麵相遇，這便是‘潤物無聲’的力量。”
李象點頭：“兒臣聽說，天竺州的孩童如今學寫梵文，用的都是唐紙，他們的課本上，漢文與梵文並排書寫，就像兩個朋友手拉手。”李承乾望著窗外飄落的楮葉，忽然想起張誠帶回的那句天竺諺語：“紙薄能載千言，心近可跨萬裡。”他知道，當貝葉漸稀、唐紙盛行之時，改變的不僅是書寫的載體，更是兩國百姓的心靈距離——就像那些在唐紙上交織的漢梵文字，終將在歲月裡，寫就一篇“天下大同”的長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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