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壇西拓到恒河,漢梵同書智慧多。共沐儒風兼佛雨,莘莘學子樂弦歌。”曲女城的春日,一片新落成的建築群在恒河畔拔地而起——朱紅的門楣上懸著“曲女州學”的匾額,由李承乾親筆題寫,筆力雄渾;院內的孔子像與佛陀像東西並立,像前的香爐裡青煙嫋嫋,竟是儒佛合祀的景象。這便是在李承乾詔令下,天竺州仿照長安國子監設立的官辦學校,也是大唐“以文教化遠邦”國策的鮮活注腳。
州學開學那日,那陵提婆王親自率領文武百官前來觀禮。他身著唐式朝服,在孔子像前行三跪九叩之禮,又轉身向佛陀像合十致敬,對圍觀的百姓高聲道:“昔日佛陀說‘眾生平等’,孔子言‘有教無類’,其理相通。今日這州學,便是要讓天竺的子弟既學大唐的典章,又守佛陀的教誨,做貫通唐梵的棟梁!”
曲女州學的課程設置,處處透著“兼容並蓄”的智慧。上午教授《論語》《孝經》與唐律,用漢文講解,梵文注解;下午傳授算學、醫理與佛教經典,以梵文闡釋,漢文對照。課本都是特製的“雙語冊”——左側印著漢文,右側刻著梵文,如《論語》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旁,寫著梵文“?????????????,????????????????”,讓學子們在對照中領悟兩種文明的共通之處。
李承乾從長安國子監選派了五名資深儒師赴州學授課,為首的是曾任太子洗馬的張文遠,精通《五經》,又略通梵文。他第一堂課講《論語·學而》,開篇便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這‘學’字,不分漢梵,不分唐竺,隻要肯學,便有收獲。就像恒河的水與渭水的波,雖源不同,終歸大海。”台下的天竺學子聽得入神,手中的筆在雙語冊上飛快批注,筆尖劃過紙頁的沙沙聲,竟比恒河的濤聲還要密集。
那陵提婆王對州學的重視遠超預期。他不僅下旨“貴族子弟年滿七歲者,必須入州學就讀,違者削其封邑”,更以身作則,每逢初一、十五便來州學聽課。有次張文遠講解《唐律疏議》中的“十惡”罪名,說到“謀反”“不孝”時,那陵提婆王特意讓譯員用梵文重複三遍,對身旁的官員說:“大唐律法與天竺教法雖文字不同,卻都講‘忠君’‘孝親’,可見天下道理本就相通。你們都要學,學懂了才能管好百姓。”
州學的教學方法也融合了唐梵特色。學子們晨起要像唐人那樣“灑掃應對”,誦讀《三字經》;暮時則如天竺僧侶般“靜坐觀心”,默念《心經》。張文遠還將大唐的“鄉飲酒禮”與天竺的“論道會”結合,每月舉行一次“唐梵辯經”——學子們或用漢文論述儒家義理,或用梵文闡釋佛典精義,勝者可獲“博學郎”稱號,獎品是長安產的筆墨紙硯。
最讓天竺學子振奮的,是州學的考試製度完全效仿大唐科舉。每年春秋兩季舉行“州試”,分“經義”“策論”“算學”三科,考卷用漢梵雙語書寫,閱卷官由唐儒與天竺論師共同擔任。優者不僅能獲得州衙的俸祿,更有機會被選送長安,參加尚書省的科舉考試。那陵提婆王特意在詔書中寫道:“凡州學學子,考取大唐功名者,歸國後可直授縣令,勿論出身。”
消息傳開,曲女州學的入學名額頓時一席難求。平民子弟削尖了腦袋想入學,盼著能通過考試改變命運;貴族子弟則不敢懈怠,生怕被同齡人比下去。有位婆羅門長老起初反對子弟學“異教典籍”,見鄰居家的寒門少年因州學考試得中,被授予縣丞之職,便連夜帶著孫子來報名,歎道:“佛法說‘智慧能破無明’,這大唐的學問,想必也是智慧的一種。”
三年後,州學迎來了首個赴長安參加科舉的學子——名叫鳩摩羅什與古高僧同名)的婆羅門青年,自幼聰慧,在州學中精通《五經》,漢文寫作甚至比唐人學子還要典雅。臨行前,那陵提婆王親自為他踐行,贈他一柄刻著“不負所學”的唐式佩劍:“你此去長安,不僅是為自己求功名,更是要讓大唐知道,天竺的子弟也能學好漢學。”
鳩摩羅什在長安參加進士科考試時,策論《論唐竺共榮策》引經據典,既說“《春秋》大一統”,又論“佛陀慈悲護眾生”,主張“以儒治國,以佛安民心”,深得主考官魏徵賞識,竟一舉考取進士。消息傳回天竺州,那陵提婆王欣喜若狂,率全城百姓赴恒河岸邊迎接。當鳩摩羅什身著唐式進士袍,騎著高頭大馬入城時,百姓們沿街焚香,山呼“大唐聖明”,連素來保守的婆羅門僧侶都讚歎:“此子貫通唐梵,實乃佛儒共佑之證!”
鳩摩羅什歸國後,被那陵提婆王任命為曲女城縣令,他將大唐的“均田製”與天竺的“村社製”結合,在轄區內推行“唐式農桑,梵式互助”,不到一年便讓當地糧食增產,流民歸附。州學的學子們見他功成名就,更是發奮苦讀,次年赴長安參加科舉的學子增至十人,竟有三人考取功名,消息傳回長安,李承乾特意下旨嘉獎:“曲女州學育人有功,賜《四庫全書》抄本一套,以資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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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州學影響力日增,天竺各州紛紛效仿,短短五年間,天竺州竟建起三十餘所官辦州學,連偏遠的山林部落都有學子負笈前來。州學的教材也愈發豐富,除了儒家經典,還新增了《大衍曆》《千金方》的雙語版,讓學子們在學習中掌握實用技藝。有位學子用算學知識改良了當地的灌溉水渠,使農田用水量減少三成,百姓們都稱他為“唐梵智慧的化身”。
這日,張文遠在州學的講台上,指著一幅《唐竺貢舉圖》講解——圖中,長安的科舉放榜與曲女城的州試揭榜左右並列,上榜者中有唐人也有天竺人,正攜手走向朝堂。他對學子們說:“當年太宗皇帝說‘天下英雄,入吾彀中’,如今這‘天下’,也包括天竺的才俊。你們學好本事,無論是在長安為官,還是回天竺理政,都是在為大唐出力。”
台下,一位名叫阿羅憾的天竺少年正用漢文默寫《禮記·大同篇》,字跡娟秀,末尾還添了一句梵文批注:“此乃佛陀所說的‘淨土’。”他的父親是曲女城的商人,原本隻想讓他學些漢文便於經商,如今見他立誌考取長安科舉,不禁感歎:“這州學真是神奇,竟能讓孩子的心,從恒河飛到長安去。”
那陵提婆王晚年時,常拄著拐杖來州學聽課。看著操場上學子們用漢文背誦《詩經》,用梵文吟唱佛偈,他總會對身邊的鳩摩羅什說:“當年陛下讓我興州學,我還擔心百姓不接受,如今看來,文教的力量比刀劍強百倍。你看這些孩子,他們身上流著天竺的血,心裡卻裝著大唐的理,這才是真正的‘歸唐’啊。”
鳩摩羅什望著那些在陽光下奔跑的身影,點頭道:“就像這州學裡的孔子像與佛陀像,看似分立,實則都在教導人向善向賢。將來這些孩子長大,或許會忘記自己是唐人還是天竺人,但一定會記得‘忠君’‘愛民’‘慈悲’‘禮讓’——這便是州學最珍貴的遺產。”
深秋的州學,傳來朗朗讀書聲。《論語》的“四海之內皆兄弟”與《金剛經》的“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在庭院中交織,竟如同一首和諧的歌。張文遠站在廊下,看著雙語冊上密密麻麻的批注,忽然明白李承乾興教的深意——所謂“同化”,從不是讓一方忘記本源,而是像這些學子手中的筆,能在漢梵之間自由切換,卻始終寫著“天下大同”四個字。
當首位天竺進士的故事在絲路上傳唱,當曲女州學的教材成為西域諸國效仿的範本,大唐的文教之光,已如恒河的晨曦,照亮了更遠的土地。而那些從州學走出的學子,就像一粒粒飽滿的種子,帶著唐梵交融的智慧,在歲月裡生根發芽,終成庇佑萬國的濃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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