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底，儒家手中的輿論話語權，不過是皇權旁逸的一小部分。
隻要朝廷行得正、坐得端，儒家縱有不甘，也根本無力與皇權真正抗衡。
夏原吉的想法再明確不過，隻要皇帝持身以正、治國有道，凡事皆以國計民生為重，頒布的政令儘是利國利民之舉，那麼任憑輿論場上的汙蔑與煽動聲浪再大，也傷不到皇權分毫。
因而，他覺得陳兄弟的論斷太過誇張。
更何況，他自幼研習儒學，若儒學真是降龍學，他怎麼會一無所知？
陳羽點了點頭，並沒有否認夏原吉的這番言論，輕笑著說道：
“老夏說得沒錯，若儒家僅僅依靠儒學典籍，哪怕掌控了輿論話語權，也確實擔不起降龍學的名頭。但若是再加上儒家奉為圭臬的‘天人感應學說’呢？”
天人感應四字一出，朱棣與夏原吉皆是心頭一動。
這學說他們再熟悉不過，本就是儒學體係裡舉足輕重的組成部分，朝堂議事、災異應對時，更是時常被提及。
陳羽見狀，緩緩道來：
“這‘天人感應’的理念並非憑空出現，其萌芽可追溯至商周時期的‘天命觀’。那時人們認為君王的統治受命於天，若君王失德，上天便會降下警示。到了春秋時期，這一理念開始融入儒學脈絡。”
“《尚書?洪範》中早有‘庶征：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的記載，大意是說，雨、晴、暖、寒、風五種自然現象的順逆變化，皆與人事休咎相關，若出現極端異常，便是災禍的征兆，這便是天人感應思想的早期雛形。”
“至於聖人孔子，雖未直接提出‘天人感應’的概念，卻十分重視‘天命’與‘人事’的關聯。《論語?季氏》中記載‘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將‘天命’置於首位；
《春秋》一書更是通過記載日食、地震等災異現象，暗含對君王行事的褒貶，認為災異是上天對人事的回應，這為後世天人感應學說的發展埋下了伏筆。”
“而在天人感應的邏輯裡，天子、百姓、上蒼構成了一個閉環：上蒼是至高無上的主宰，將天命賦予天子，使其擁有統治百姓的合法性；
天子需以仁德治理天下、庇護百姓，以此對上蒼負責；若天子失德、政令苛暴，百姓受苦，上蒼便會降下災異，如旱災、水災、地震、彗星出現等，作為警示；
若天子仍不知悔改，上蒼便會收回天命，默許王朝更替。”
陳羽這番話講得條理分明，通俗易懂，朱棣與夏原吉聽得十分專注。
他們雖熟稔漢朝董仲舒完善後的天人感應學說，卻對其萌芽與起源的脈絡不甚清晰，此刻聽來隻覺豁然開朗。
陳羽繼續說道：
“當然，‘天人感應’的理念並非儒家獨有。《春秋公羊傳》中對災異的解讀更為直接。
如魯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公羊傳》便釋為‘大雨者何？雨之甚者也。震者何？雷也。電者何？霆也。何以書？記異也’，將異常天象明確視為‘異兆’，與人事相勾連。”
“墨家的墨子也在《天誌》中提出過類似觀點：‘天子為善，天能賞之；天子為暴，天能罰之’；
主張上天有意誌，會根據天子的行為予以獎懲，這與‘天罰’的核心邏輯一脈相承。”
“所以，如今大明永樂年間所奉行的天人感應學說，實則是董仲舒在漢武帝時期，融合了儒家的天命觀、《公羊傳》的災異解讀、墨家的天誌思想，再雜糅黃老之學的部分理念，最終構建而成的。”
“也正因如此，才有了這套係統化、神話化的大成之作——《天人三策》中所闡釋的天人感應體係。”
話落，朱棣與夏原吉雙眸中滿是驚愕。
他們萬萬沒想到，如今儒家子弟必讀的天人感應學說，竟然吸納了其他學派的思想，連墨家的天罰理念都囊括其中。
可他們接觸的儒學，皆是成型的學說，對這段融合的曆史卻一無所知。
或者說，從未有儒家大儒向他們提及過。
但稍一思索便知，那些大儒定然知曉內情，隻是刻意隱瞞了。
陳羽仿佛看穿了他們的心思，接著說道：
“儒家的大儒們為了保證學說的神秘性與傳承的唯一性，早已將這融合雜糅的過程抹去，把天人感應的全部功勞都劃歸到孔子名下。”
“至於墨子的天誌、《公羊傳》的解讀，在後世儒家子弟的教材與講授中，漸漸被刻意淡化、直至徹底消失。世人隻知‘儒家有天人感應’，卻不知其源頭本是百家思想的集合。”
朱棣與夏原吉聞言，頓時了然。
在漢朝百家餘脈尚存的時代，這種取他人之長、歸己之名的手段，本就是學術爭鳴、抬高自身地位的常用方式。
陳羽伸出兩根手指，神色淡然：
“在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學說裡，有兩個核心支柱。第一個核心是‘君權神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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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天子的權力並非來自凡人，而是上天親自授予的，天子是‘奉天承運’的‘天子’，其統治具有天然的合法性與神聖性。
換句通俗的話說，就是用上天這個最權威的靠山，給天子的權力鍍上一層‘神衣’，讓百姓從心底敬畏、服從，不敢輕易反抗。”
“第二個核心是‘災異譴告’。意思是上天雖賦予天子權力，卻也會監督天子的行為：若天子勤政愛民、政令清明，上天便會降下祥瑞，如五穀豐登、彩雲出現以示嘉獎；
若天子荒淫無道、橫征暴斂，上天就會降下災異，如洪水、蝗災、地震作為警告，提醒天子‘該悔改了’。
再通俗點講，這就像上天給天子立了個‘績效考核’，災異就是‘不及格的警告信’，而解讀這‘警告信’的權力，恰恰落在了通曉儒學的儒生手中。”
“這兩個核心相輔相成：‘君權神授’給了皇權合法性，讓皇權能穩固統治；‘災異譴告’給了皇權約束性，讓皇權不能肆意妄為。
“董仲舒提出這套學說的直接目的，是為了神話天子、樹立天子的絕對權威。漢武帝時期亟需加強中央集權，這套‘君權神授’的理論恰好契合了皇權的需求，讓皇權從‘人間權威’升級為‘神授權威’，自然能得到帝王的青睞與推行。”
“但更深層的，是他在儒家立場上的私心：以‘天人感應’為紐帶，將儒家學說與皇權深度綁定，讓儒家成為解讀‘天意’的唯一權威。”
如此一來，儒家便能在為皇權服務的大框架下，名正言順地掌控輿論話語權，災異出現時，儒生說‘這是君王失德所致’，百姓便會信；
儒生說這是奸佞當道引發，朝堂便會動。借著解讀‘天意’的權力，儒家既能規勸皇權，更能為自身牟取利益、招攬信徒。”
“後世的儒家大儒顯然徹底看透了這一點。千年來，他們牢牢攥住‘災異解讀權’與‘輿論話語權’，依托皇權的庇護不斷壯大：朝堂上，借‘天意’影響國策製定；
鄉野間，以‘儒學教化’吸納子弟；利益上，通過科舉入仕占據官僚體係，形成龐大的儒家利益集團。靠著這種‘依托皇權、反哺自身’的手段，儒家才從百家之一，漸漸發展成壟斷千年的天下第一學。”
陳羽目光掃過二人，一字一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