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陽方麵，渠帥張曼成率數萬人攻克宛城今河南南陽），殺死南陽太守褚貢；
潁川方麵，渠帥波才率軍擊敗汝南太守趙謙，包圍了重鎮許昌；
幽州方麵，渠帥張舉聯合漁陽土豪，控製了幽州南部；
甚至連遠在南方的交趾今越南北部），都有信徒響應起義。
黃巾軍的攻勢起初極為迅猛。
他們焚燒官府，打開糧倉賑濟貧民，將俘獲的貪官汙吏遊街示眾後處死。
底層百姓早已對朝廷絕望，紛紛加入起義軍，"旬月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
漢靈帝急忙任命外戚何進為大將軍，率左右羽林軍鎮守洛陽；同時派出三支精銳部隊：盧植率軍攻冀州，皇甫嵩率軍攻潁川，朱儁率軍攻南陽，企圖將黃巾軍各個擊破。
此時的張角，展現出了卓越的軍事才能。
他深知冀州是起義的根基，親自坐鎮廣宗今河北威縣），指揮作戰。
麵對名將盧植的進攻，他采取"堅壁清野"的策略：將城外百姓遷入城內，燒毀房屋糧草，讓官軍無法就地補給；同時派小股部隊襲擾官軍糧道，使其疲於奔命。
盧植雖勇猛善戰，卻被拖在廣宗城外，數月未能前進一步。
潁川戰場則成了黃巾軍與官軍的首次大規模交鋒。
渠帥波才率十萬大軍迎戰皇甫嵩，初期取得連勝，將皇甫嵩包圍在長社今河南長葛）。
勝利讓波才產生了輕敵情緒，他下令軍隊在草叢中紮營，以為官軍插翅難飛。
皇甫嵩卻抓住機會，在一個風大的夜晚，派敢死隊偷襲黃巾軍大營，縱火焚燒營帳。
黃巾軍猝不及防，營地瞬間變成火海，士兵爭相逃竄，自相踐踏者不計其數。
此時，奉命趕來支援的曹操恰好趕到，與皇甫嵩前後夾擊，黃巾軍大敗，十萬大軍損失過半。
長社之戰的失利，成為黃巾起義的轉折點。
它不僅讓黃巾軍損失了精銳力量，更暴露了其致命弱點：缺乏正規軍事訓練，戰術素養低下，一旦遭遇突發情況便容易潰散。
更重要的是，此戰讓各地豪強看到了黃巾軍的弱點，紛紛組織私兵加入鎮壓行列。
曹操、劉備、孫堅等未來的三國群雄，都在此時登上曆史舞台——曹操因鎮壓潁川黃巾有功，被封為濟南相；劉備率關羽、張飛隨校尉鄒靖作戰，因功任安喜縣尉；孫堅則在南陽戰場斬殺張曼成，名聲大噪。
長社之戰後，黃巾軍的處境急轉直下。
朱儁在南陽擊敗張曼成餘部，皇甫嵩則率軍北上，與盧植合兵一處，加緊圍攻廣宗。
就在這危急關頭，張角卻因積勞成疾，染上了重病。
這位"大賢良師"一生操勞，布道十年間足跡遍布八州，起義後又日夜操勞軍務，身體早已透支。
據《後漢書》記載，他病中仍堅持處理軍務，常於榻上召見渠帥，部署防禦計劃。
彌留之際，他握著張梁的手囑咐道："廣宗乃冀州咽喉，萬萬不可失守。若城破，便率軍往黑山投奔張燕，那裡地勢險要，可再圖大業。"
光和七年八月，張角在廣宗病逝，享年約五十歲。
這位攪動天下的農民領袖，終究沒能看到"黃天當立"的那一天。
他的死，給黃巾軍帶來了沉重打擊——失去了精神領袖，信徒們的士氣一落千丈。
張梁遵照兄長遺命，繼續堅守廣宗。
他深知自己能力不及張角，便采取保守策略，緊閉城門不出。
皇甫嵩見狀，故意放緩攻勢，讓士兵解甲休息，麻痹黃巾軍。
十月的一天夜裡，皇甫嵩趁黃巾軍放鬆警惕，突然率軍發動突襲。
官軍攀牆而入，與黃巾軍展開巷戰。張梁雖奮勇抵抗，無奈軍心已散，最終戰死沙場。
廣宗陷落的消息傳到曲陽今河北曲陽），張寶悲痛欲絕。
他收攏殘部，企圖死守曲陽，為兄長報仇。
但此時的黃巾軍已如強弩之末，麵對皇甫嵩、郭典等多路官軍的圍攻，僅堅持了一個月便城破兵敗。
張寶戰死，十餘萬黃巾軍將士或被殺，或投河自儘，屍體堆積如山，皇甫嵩竟下令將屍體築成"京觀"用屍體堆成的高台），以震懾反抗者。
隨著張角兄弟相繼離世，黃巾起義的主力基本被鎮壓。
但這場風暴並未就此平息：張角的餘部張燕率殘軍退入黑山今河北涉縣一帶），因驍勇善戰被稱為"黑山賊"，部眾最多時達百萬，成為東漢末年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青州、徐州的黃巾餘部則堅持鬥爭十餘年，後來部分被曹操收編，成為其精銳"青州兵"的核心力量。
從起義爆發到主力失敗，黃巾起義僅持續了九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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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中國曆史上第一次有組織、有綱領的農民大起義，終究以失敗告終。
其失敗的原因是多方麵的：
宗教迷信的局限性：太平道以符水治病、讖語惑眾，雖能一時凝聚人心，卻無法解決實際的軍事、政治問題。當"符水擋不住刀箭"的現實擺在麵前時，信徒的信仰便容易崩塌。
組織鬆散，缺乏統一指揮：三十六方雖名義上受張角領導，但實際作戰中多各自為戰，缺乏配合。潁川兵敗時，冀州、南陽的黃巾軍未能及時救援，最終被官軍各個擊破。
戰略失誤：起義初期未能集中力量直搗洛陽，而是分兵作戰，分散了實力；對宦官的過度信任，導致起義計劃泄露，失去了先機。
敵我力量懸殊：黃巾軍多為流民組成，缺乏訓練和裝備，麵對的卻是東漢正規軍與豪強私兵的聯合絞殺，實力差距過大。
張角與他領導的黃巾起義，雖以失敗告終，卻深刻地改變了中國曆史的走向。
這場起義如同一場大地震，震塌了東漢王朝的統治根基——朝廷為鎮壓起義，不得不將兵權下放給地方官和豪強，導致軍閥割據的局麵形成。
漢獻帝時期，全國出現了袁紹、曹操、劉備、孫權等數十個割據勢力，東漢名存實亡，最終演變為三國鼎立的格局。
可以說，沒有黃巾起義，便沒有三國時代。
從農民起義的角度看，張角的創新具有裡程碑意義。
他首次將宗教思想與軍事組織相結合，構建了一套完整的動員體係。
太平道不僅是信仰載體，更是起義的指揮中樞——義舍是招兵站，經文是宣傳冊，渠帥是指揮官，這種“政教合一”的模式，為後世農民起義提供了範本。
從唐末的黃巢起義到清末的太平天國運動，都能看到太平道的影子：黃巢以“天補平均大將軍”為號，太平天國以“拜上帝教”凝聚人心，其核心理念與張角的“太平”理想一脈相承。
張角的“均平”思想，更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成為底層百姓的精神圖騰。
《太平經》中“財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以共養人”的主張，如同一顆種子，在不同時代生根發芽。
宋代的方臘起義提出“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明代的李自成起義高呼“均田免賦”，這些口號雖表述不同，卻都延續了張角對公平正義的追求。
可以說，張角不僅是一位起義領袖，更是中國古代社會“均平”思想的重要推動者。
然而，曆史對張角的評價卻始終充滿爭議。
《後漢書》將其歸入《皇甫嵩朱儁列傳》附傳，稱其“以妖術惑眾”“寇掠州郡”，視其為“賊寇”；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更斥責其“作亂”，認為黃巾起義是“禍亂之源”。
這種評價顯然帶有封建史學家的偏見——他們站在王朝正統的立場，隻見起義的“破壞”，不見背後的“民怨”。
事實上，張角揭竿而起的背後，是東漢王朝無可挽回的腐朽：當朝廷視百姓為草芥，當官吏以盤剝為能事，當疫病與饑荒奪走無數生命，反抗便成了底層人民唯一的選擇。
也有學者認為，張角的局限性注定了起義的失敗。
他試圖以宗教取代製度，以讖語替代戰略，缺乏長遠的政治規劃。
起義軍攻下城池後，往往隻知焚燒官府、分發財物，卻不知如何建立穩固的根據地；對待士族與豪強，更是一味殺戮，未能爭取到中堅力量。
這種“破壞性有餘，建設性不足”的缺陷，讓黃巾起義始終停留在“流寇”層麵，難以完成改朝換代的使命。
但我們不能以成敗論英雄。
張角的偉大之處，在於他敢於向腐朽的秩序說“不”。
在那個“官逼民反”的時代，他用自己的方式點燃了反抗的火種，讓統治者第一次真切感受到“民可載舟，亦可覆舟”的力量。
起義失敗後，東漢朝廷被迫推行一些改革：赦免部分流民，減免賦稅，甚至短暫抑製了宦官專權。
這些改變雖未能挽救王朝的命運，卻實實在在地緩解了百姓的苦難，這正是張角及其追隨者用鮮血換來的成果。
千年之後，當我們站在巨鹿故地，仍能感受到那場風暴的餘溫。
廣宗城外的沙丘，曾是張角堅守的戰場；曲陽的黃土下，掩埋著十萬黃巾軍的忠骨。
當地百姓至今流傳著“大賢良師救苦救難”的傳說，將張角供奉為“太平神”，這種民間記憶，遠比史書的評價更真實地反映了他的曆史地位。
張角的一生，如同一顆流星，在漢末的黑暗中劃出耀眼的光芒。
他起於布衣，憑一書一藥凝聚百萬之眾；他敢於挑戰皇權，用黃巾染透半壁江山；他雖失敗身死，卻撬動了曆史的軌跡。
或許他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聖人”，但他用生命詮釋了“為生民立命”的擔當；或許他的方法不夠完美，但他的理想照亮了中國農民起義的道路。
正如近代史學家呂思勉所言：“張角之事，實為中國社會之大變。漢亡於黃巾，而三國之局，由此以開。”
張角與他的黃巾起義，早已超越了“農民起義”的範疇，成為中國曆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他讓後世統治者不敢輕視民力，讓“太平”二字成為中國人心中永恒的追求。
從這個意義上說，張角雖死，其誌不朽——他所期盼的“天下大吉”，雖未在三國實現，卻始終指引著中國人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成為中華文明中一抹永不褪色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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