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豐，字元皓，生於巨鹿郡今河北省邢台市巨鹿縣一帶）。
巨鹿地處黃河下遊北岸，自古便是中原文化與燕趙文化交彙之地，春秋戰國時屬趙國疆域，受“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的風氣熏陶，此地百姓既重節義，又尚智謀。
田豐的出身雖未見於《三國誌》《後漢書》等正史中明確的名門望族記載，但從其早年“博覽群書，名重州裡”的經曆來看，應出身於當地有一定文化底蘊的士人家庭——在東漢“察舉製”主導的選官體係下，唯有具備一定的家族背景與文化積累，才能獲得接受係統教育的機會。
東漢末年，經學盛行，士人們多以研讀儒家經典為進階之途，田豐亦不例外。
他自幼便展現出過人的天賦，《先賢行狀》中記載其“少而岐嶷，有異才”，十歲便能通讀《論語》，十五歲已精通《詩經》《尚書》，尤其對《春秋》《左傳》等記載曆史興衰、兵法謀略的典籍鑽研極深。
與當時隻重章句訓詁的腐儒不同，田豐讀書更重“經世致用”，常以曆史上的賢臣良將自比，思考如何在亂世中實現“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理想。
成年後，田豐因才學出眾、品行端正，被地方官員舉薦為“孝廉”——這是東漢士人步入仕途的重要途徑，此後他被征召至洛陽，擔任太尉府屬官，正式踏入東漢官僚體係。
在太尉府任職期間，田豐以辦事乾練、剛正不阿著稱。
太尉作為東漢“三公”之一，掌管全國軍事，府中事務繁雜，田豐卻總能條理清晰地處理各類公文，對軍事製度、邊防形勢的見解更是常令同僚驚歎。
當時正值靈帝末年，朝政腐敗，宦官“十常侍”專權亂政，地方豪強兼並土地，百姓流離失所，田豐多次向太尉進言，建議整頓吏治、減免賦稅、加強邊防，卻因觸動宦官與豪強利益，始終未被采納。
不久後，田豐因不願與朝中腐朽勢力同流合汙，主動請求外放，調任冀州彆駕——彆駕是州牧的副手，地位僅次於州牧，掌一州行政、監察之權，這一職位為田豐提供了施展治政才能的舞台。
此時的冀州，是東漢末年天下最富庶的州郡之一。
冀州地處華北平原，土地肥沃，人口稠密，“帶甲百萬，穀支十年”，素有“天下之重資”的美譽。
時任冀州牧的韓馥，出身潁川韓氏，雖為名士，卻性格懦弱、缺乏雄才大略。
麵對黃巾起義後各地諸侯割據的局勢，韓馥既無招攬人才、整軍備戰的遠見，又無穩定地方、安撫百姓的舉措，反而沉迷於眼前的安逸，對境內的豪強勢力一味妥協。
田豐擔任冀州彆駕後，多次向韓馥提出具體建議：其一，整頓地方武裝，挑選精銳組建“州兵”，防備黃巾餘黨與周邊諸侯的襲擾；其二，開設“學宮”，招攬冀州境內的賢才，為治理冀州儲備人才；其三，減輕百姓賦稅，鼓勵農耕，儲存糧草以備不時之需。
這些建議切中冀州發展的要害，卻因韓馥的“庸碌寡斷”屢屢被擱置。
一次，韓馥因畏懼北方公孫瓚的騎兵，打算將冀州的部分糧草送給公孫瓚以換取和平，田豐得知後，冒死進諫：“冀州乃天下根本，糧草是軍民之命，公孫瓚狼子野心，今日送糧求和，明日必來奪地，大人若不早做準備，恐將引狼入室！”
韓馥卻不以為然，反而斥責田豐“危言聳聽”。
田豐見韓馥如此昏聵，深知冀州遲早會落入他人之手，心中雖有抱負，卻苦於無人賞識，隻能在暗中歎息。
不過，田豐的才華並未被埋沒。
時任渤海太守的袁紹，早已注意到這位冀州的賢才。
袁紹出身“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其祖父袁湯、父親袁逢、叔父袁隗均曾擔任三公之職，家族聲望遍布天下，“門生故吏遍於天下”。
黃巾起義後，袁紹因反對宦官專權，被迫逃離洛陽，後被任命為渤海太守，駐守渤海郡今河北省滄州市一帶）。
袁紹素有爭霸天下的野心，深知“得人才者得天下”，他在渤海期間，一麵招兵買馬，一麵派人暗中考察冀州境內的賢才，田豐的智謀與品行，很快便通過使者傳入袁紹耳中。
初平二年公元191年），袁紹采納謀士逢紀的建議，以“公孫瓚將襲冀州”為由，派使者向韓馥施壓，同時暗中聯絡冀州境內的豪強與官員，勸說他們支持自己入主冀州。
韓馥本就畏懼公孫瓚，又聽聞袁紹得到眾多豪強支持，頓時慌了手腳，最終在部下的勸說下，決定將冀州牧之位讓給袁紹。
袁紹兵不血刃入主冀州後，第一件事便是親自前往田豐家中拜訪——當時的袁紹已身為冀州牧，卻以“賓主之禮”對待田豐，親自為田豐斟酒，誠懇地說：“元皓先生，袁紹久聞您的才名，今日得遇，如魚得水，願先生不棄，與我共圖大業！”
田豐見袁紹如此禮賢下士，又深知袁紹有爭霸天下的潛力，心中積壓已久的抱負終於有了施展的機會，當即答應加入袁紹陣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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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紹大喜，任命田豐為彆駕從事，讓他參與軍政大事的謀劃——彆駕從事雖與田豐此前擔任的冀州彆駕名稱相似，卻因袁紹的信任，擁有了參與核心決策的權力。
從此，田豐正式登上漢末諸侯爭霸的舞台，成為袁紹集團的核心謀士之一。
袁紹入主冀州之初，局勢並不穩固。
當時的冀州，雖然富庶，卻處於四戰之地：北麵，公孫瓚率領的幽州鐵騎剛剛擊敗黃巾軍餘黨，占據幽州今北京市、河北省北部一帶），正虎視眈眈地盯著冀州；南麵，曹操已在兗州今山東省西南部、河南省東北部一帶）站穩腳跟，招降了大量黃巾軍，實力日益增強；西麵，黑山軍黃巾起義餘黨）在張燕的率領下，活躍於並州今山西省一帶）與冀州西部，時常襲擾地方；東麵，青州今山東省東部一帶）被黃巾軍餘黨與地方豪強分割，局勢混亂。
此外，冀州境內的豪強勢力雖表麵歸順袁紹，卻仍有不少人暗中觀望，甚至與公孫瓚、曹操等人有聯係。
麵對如此複雜的局勢，袁紹召集麾下謀士商議戰略方向，審配、逢紀等謀士紛紛提出“先取中原，與曹操爭鋒”的建議，認為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的趨勢已現，若不早日消滅，必成後患。
唯有田豐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他向袁紹獻上“先固河北，再圖中原”的戰略規劃，這一規劃分為三個階段，邏輯嚴密，層層遞進。
第一階段：穩定冀州內部。
田豐認為，冀州是袁紹集團的根基，若內部不穩，貿然對外用兵，必遭後顧之憂。
他建議袁紹采取三項措施：其一，安撫百姓，下令減免冀州境內一年的賦稅，同時開倉放糧，救濟因戰亂流離失所的災民，贏得百姓的支持；其二，整頓吏治，罷免韓馥時期任用的庸碌官員，提拔有才能、品行端正的士人，同時嚴厲打擊貪贓枉法的豪強，鞏固統治基礎；其三，整合軍事力量，將冀州境內的地方武裝與袁紹帶來的渤海兵統一整編，挑選精銳組建“先登營”“強弩營”等特種部隊，提升軍隊戰鬥力。
袁紹對這些建議完全采納，任命田豐負責具體實施。
在田豐的主持下，冀州很快穩定下來，百姓安居樂業，官員各司其職，軍隊戰鬥力也大幅提升，為袁紹集團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第二階段：消滅北方的公孫瓚，統一河北。
田豐指出，公孫瓚是袁紹集團最危險的敵人：其一，公孫瓚擁有當時天下最強的騎兵部隊——“白馬義從”，這支騎兵由公孫瓚親自訓練，“皆乘白馬，選精銳三千人”，戰鬥力極強，曾多次擊敗黃巾軍與匈奴騎兵；其二，公孫瓚占據幽州後，與袁紹接壤，隨時可能南下進攻冀州，若袁紹南下與曹操交戰，公孫瓚必然會趁機偷襲冀州後方；其三，公孫瓚性格殘暴，統治幽州期間“多殺降將，虐待百姓”，不得人心，隻要策略得當，不難擊敗。
基於此，田豐建議袁紹將主要兵力集中在北方，優先解決公孫瓚。
建安三年公元198年），袁紹正式決定攻打公孫瓚，田豐作為首席謀士，全程參與軍事謀劃。
公孫瓚得知袁紹來攻後，深知自己的騎兵在平原作戰雖強，但麵對袁紹的步兵與弩兵聯軍，難以發揮優勢，於是決定退守易京今河北省雄縣西北）。
易京是公孫瓚精心打造的防禦要塞，“圍塹十重，於塹裡築京，皆高五六丈，為樓其上；中塹為京，特高十丈，自居焉，積穀三百萬斛”，可謂固若金湯。
袁紹大軍抵達易京後，多次發動進攻，均被公孫瓚的守軍擊退，雙方陷入僵持。
數月後，袁紹軍糧草消耗巨大，軍心動搖，不少將領主張撤兵，審配等人也認為“易京難以攻克，不如先回冀州休整”。
關鍵時刻，田豐向袁紹獻上“聲東擊西、分化瓦解”之計：其一，派少量兵力繼續在易京正麵修築土山，架設雲梯，佯攻易京，讓公孫瓚誤以為袁紹要強行攻城，從而將主力集中在正麵防禦；其二，派遣精銳部隊繞到易京後方，切斷公孫瓚與外界的聯係，尤其是阻斷公孫瓚從幽州各地運來的糧草；其三，派人秘密潛入易京，招降公孫瓚麾下的部將——田豐早已得知，公孫瓚因性格多疑，對麾下將領極為苛刻，不少將領對他心懷不滿，隻要許以高官厚祿，必然會有人倒戈。
袁紹依計而行，命大將顏良率領部分兵力在易京正麵佯攻，同時派張合、高覽率領精銳騎兵繞到易京後方，攻占了公孫瓚的糧草囤積地。
與此同時，田豐親自起草招降信，派人送給公孫瓚麾下的得力部將關靖、田楷等人，信中不僅承諾“若能歸降，必保爵位不失”，還列舉了公孫瓚的種種殘暴行徑，勸他們“棄暗投明，保全宗族”。
果然，關靖、田楷等人早已對公孫瓚不滿，接到招降信後，當即決定倒戈，暗中與袁紹軍聯絡，約定在夜間打開易京城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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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四年公元199年）正月，關靖、田楷按照約定，打開易京西門，袁紹大軍趁機湧入城中。
公孫瓚得知城池已破，深知大勢已去，於是在自己居住的高樓上縱火自焚，其妻子兒女也一同赴死。
至此，幽州被袁紹平定，袁紹集團的勢力範圍擴展到冀州、青州、幽州、並州四州之地，擁有數十萬大軍，成為當時天下實力最強的諸侯。
而這一局麵的形成，田豐的“先固河北”戰略起到了決定性作用——正是因為田豐的精準謀劃，袁紹才能在短短數年之內，從一個渤海太守成長為北方霸主，田豐也因此被袁紹麾下的將士稱為“河北謀主”。
第三階段：積蓄實力，等待時機南下中原。
在平定公孫瓚後，袁紹集團達到鼎盛，但田豐並未因此驕傲自滿，反而更加謹慎。
他向袁紹建議，在統一河北後，不宜立即南下攻打曹操，而是應該進行為期一到兩年的休整：其一，在四州境內推行“屯田製”，組織士兵與百姓開墾荒地，儲存糧草——田豐深知，戰爭的本質是後勤的較量，隻有擁有充足的糧草，才能在長期戰爭中占據優勢；其二，整頓軍隊，淘汰老弱病殘，加強訓練，同時招募北方的匈奴、烏桓等少數民族騎兵，充實騎兵部隊，以應對曹操的“虎豹騎”；其三，派遣使者聯絡荊州的劉表、徐州的劉備，形成“三方夾擊曹操”的態勢，讓曹操陷入多線作戰的困境。
田豐的這一建議，充分體現了他“穩健求勝”的戰略思想，也符合當時袁紹集團的實際情況——畢竟，袁紹大軍剛剛經曆了長達一年的滅公孫瓚之戰，士兵疲憊，糧草消耗巨大，確實需要時間休整。
然而，田豐沒有想到的是，正是這一建議，成為他與袁紹矛盾激化的開端，也為他日後的悲劇命運埋下了伏筆。
在平定公孫瓚後，袁紹集團內部關於“是否立即南下攻打曹操”的爭論逐漸升溫。
以審配、郭圖為首的謀士，主張立即出兵討伐曹操，他們的理由有三：其一，袁紹集團剛剛平定河北，士氣正盛，“十萬之眾，良將千員”，而曹操當時僅有兩萬左右的兵力，實力遠不如袁紹，此時進攻，必能一舉獲勝；其二，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政治上占據主動，若不早日消滅，曹操必然會利用漢獻帝的名義招攬天下人才，日後再想消滅將會更加困難；其三，袁紹出身“四世三公”，家族聲望遠勝於曹操，隻要出兵討伐曹操，天下諸侯必然會紛紛響應，形成“群起而攻之”的局麵。
審配、郭圖的建議，迎合了袁紹此時驕傲自滿的心態。
在平定公孫瓚後，袁紹早已被勝利衝昏了頭腦，他認為自己兵多將廣，天下無人能敵，曹操不過是“閹宦之後”曹操的祖父曹騰是東漢末年的大宦官），根本不配與自己抗衡。
因此，袁紹對審配、郭圖的建議極為讚同，甚至已經開始著手準備出兵事宜。
麵對這一局麵，田豐心急如焚，他深知曹操並非等閒之輩，若倉促出兵，必然會遭遇慘敗。
於是，田豐多次在朝堂上向袁紹進言，堅決反對立即南下，他從“實力對比、時機選擇、戰術配合”三個方麵，詳細闡述了不宜立即出兵的理由。
從實力對比來看，田豐認為，袁紹集團雖然在兵力數量上占據優勢，但在軍隊質量與後勤保障上，並不比曹操強。
其一，曹操的軍隊雖然人數較少，但大多是經曆過多次戰爭的精銳，尤其是曹操的“虎豹騎”，戰鬥力極強，而袁紹的軍隊雖然人數眾多，但其中有不少是剛剛投降的公孫瓚舊部，忠誠度與戰鬥力都有待考驗；其二，曹操占據的兗州、豫州，雖然麵積不如袁紹的四州廣闊，但這些地區經過曹操多年的治理，“百姓安居樂業，糧草充足”，而袁紹的四州剛剛經曆戰亂，百姓困苦，糧草儲備並不充裕，若陷入持久戰，袁紹必然會因糧草不足而陷入被動。
從時機選擇來看，田豐認為，當時並非攻打曹操的最佳時機。
其一，袁紹集團剛剛經曆長期戰爭，士兵疲憊，百姓困苦，需要時間休養生息，恢複國力，此時出兵，不僅會加重百姓負擔，還可能導致士兵嘩變；其二，曹操當時正與劉備在徐州交戰——劉備在呂布被消滅後，投靠曹操，後因不滿曹操的控製，趁機占據徐州，曹操為了平定劉備，親自率領大軍東征，許都空虛。
田豐認為，此時應該“坐山觀虎鬥”，讓曹操與劉備互相消耗實力，待雙方兩敗俱傷時，再出兵進攻，必能事半功倍。
從戰術配合來看，田豐提出了“聯合劉備、襲擾邊境、以待時機”的策略。
其一，派遣使者前往徐州，與劉備結盟，許以“若擊敗曹操，便將豫州封給劉備”的承諾，讓劉備在徐州牽製曹操的兵力；其二，派遣輕騎兵襲擾曹操的邊境，破壞曹操的農業生產，讓曹操陷入“糧草短缺”的困境；其三，在曹操與劉備交戰疲憊、糧草短缺時，再集中全部兵力發動總攻，此時曹操必然無力抵抗，袁紹集團便可一舉奪取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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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豐的建議，邏輯清晰，論據充分，是當時最為穩妥的策略，若袁紹能夠采納，官渡之戰的結局或許會被改寫。
然而，此時的袁紹早已聽不進任何反對意見，他認為田豐的建議是“故意拖延戰機，動搖軍心”，甚至懷疑田豐與曹操暗中有聯係。
審配、郭圖等人見狀，趁機向袁紹進讒言，郭圖說：“田豐此人，素來剛愎自用，此前主公采納他的建議平定河北，他便自以為功高蓋世，如今竟敢當眾反駁主公，分明是不把主公放在眼裡！若不加以懲戒，日後必生禍患。”
審配也附和道：“田豐與曹操麾下的謀士荀彧是舊識，說不定早已暗中勾結，故意勸說主公不出兵，好讓曹操有時間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