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後來皇甫嵩接替董卓，沿用盧植此前製定的策略，才最終平定了冀州的黃巾之亂。
而盧植雖因讒言蒙冤，但他在平定黃巾之亂中展現出的軍事智慧與剛正品格，卻贏得了朝野上下的廣泛讚譽，也讓世人看到了“儒將”的真正風采——既有文人的風骨，又有武將的謀略。
盧植被召回洛陽後，幸得朝中大臣皇甫嵩、王允等人的力保，才免於死罪，改判“減死罪一等”，貶為庶民。
但他並未因此心灰意冷，而是回到家鄉涿郡，繼續以講學為生，等待為國效力的時機。
公元189年，漢靈帝駕崩，少帝劉辯即位，外戚何進輔政，東漢朝廷的政治鬥爭再次升級。
何進為鏟除宦官勢力，暗中召董卓率軍進京。
盧植得知此事後，立即從涿郡趕赴洛陽，當麵勸諫何進：“董卓為人殘暴，野心勃勃，若召其進京，必為禍亂之源，不如早日打消此念。”
然而，何進剛愎自用，不聽盧植的勸告，堅持召董卓入京。
不久後，何進被宦官殺害，董卓趁機率軍進入洛陽，控製了朝政，開始了“廢立皇帝、屠戮百姓”的獨裁統治。
董卓掌權後，為鞏固自己的地位，決定廢黜少帝劉辯，改立陳留王劉協即漢獻帝）。
他在朝堂上召集文武百官，宣布自己的決定，滿朝文武皆因畏懼董卓的權勢而不敢反對，唯有盧植挺身而出，厲聲說道：“昔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桐宮；昌邑王嗣位，淫亂無度，霍光廢之。今上富於春秋，行未有失，非前事之比也。”
盧植的話，既引用儒家經典中的“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王”典故，說明廢立皇帝需有正當理由，又直接指出少帝並無過錯，董卓的行為不合禮法，堪稱“冒天下之大不韙”。
董卓見盧植竟敢當眾反對自己，勃然大怒，當即下令將盧植處死。
幸得侍中蔡邕蔡文姬之父）與議郎彭伯求情，蔡邕對董卓說：“盧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之，天下震怖。”
董卓雖殘暴，但也深知盧植的聲望，若將其殺害，必失天下民心，於是便赦免了盧植，將其貶為庶民，勒令其離開洛陽。
盧植深知洛陽已是是非之地，若繼續停留，必遭董卓迫害。
他在被貶後，並未回到家鄉涿郡，而是選擇前往幽州今河北北部、遼寧南部一帶）隱居。
當時的幽州，雖遠離洛陽的政治旋渦，但也已陷入軍閥割據的混亂之中——公孫瓚盧植的弟子）與袁紹正在爭奪幽州的控製權，百姓流離失所。
盧植在隱居期間，並未置身事外，而是時常向當地官員提出“安撫百姓、穩定秩序”的建議，力所能及地幫助流離失所的百姓，展現出儒家“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處世之道。
公元192年，董卓被王允、呂布誅殺，東漢朝廷暫時恢複了表麵的穩定。
漢獻帝念及盧植的忠誠與功績，下令征召盧植回京，任命其為尚書。
此時的盧植已年近花甲，身體日漸衰弱，但他仍以國事為重，毅然回到洛陽任職。
在擔任尚書期間，盧植多次向漢獻帝提出改革朝政的建議，如“整頓吏治、減輕賦稅、安撫流民”等，希望能挽救東漢王朝的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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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此時的東漢朝廷早已名存實亡，各地軍閥擁兵自重，漢獻帝淪為傀儡，盧植的建議根本無法得到實施。
公元192年年底，盧植因積勞成疾，在洛陽病逝，享年五十四歲。
臨終前，他留下遺願：“殮以時服，葬於土穴，勿起墳塋，勿設祭祀。”
這種簡樸的喪葬方式，既體現了他一生“淡泊名利、崇尚節儉”的品格，也暗含對東漢末年奢靡腐敗之風的無聲批判。
盧植的一生，雖未如曹操、劉備那般建立霸業，也未如諸葛亮那般留下“鞠躬儘瘁，死而後已”的千古絕唱，但他以“經學大師”“軍事良將”“名師典範”三重身份，在東漢末年的亂世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其影響貫穿整個三國時代，甚至延續至後世。
東漢末年，由於戰亂頻繁，儒學經典的傳承麵臨中斷的危機。
盧植作為當時的經學泰鬥，不僅在年輕時深入鑽研經學，還在晚年即便身處亂世，仍堅持講學授徒，將儒家經典與思想傳承給後輩。
他曾參與編撰《漢記》東漢官方史書），對《禮記》進行注釋，其經學著作《禮記注》雖已失傳，但從《後漢書》《三國誌》等史料的引用中，仍可看出其對經學的獨到見解。
盧植的經學研究，既注重對傳統經典的堅守，又強調“通經致用”，為後世儒學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
魏晉時期的玄學雖對儒學有所衝擊，但盧植所倡導的“儒道兼修”“經世致用”的理念，仍對當時的士大夫階層產生了深遠影響。
盧植最為人稱道的，莫過於他培養出了劉備與公孫瓚兩位弟子。
劉備在盧植門下學習期間，雖未完全習得經學的精髓，卻深受盧植“仁政”思想的影響。
後來，劉備在創業過程中，始終以“仁德”為立身之本——他在當陽撤退時，“攜民渡江”，不願拋棄百姓；在入主益州後，“與民秋毫無犯”，減輕賦稅，這些行為都與盧植的教導密不可分。
可以說，盧植的“仁政”思想，是劉備建立蜀漢政權的核心精神支柱。
而公孫瓚雖在後期因權力鬥爭變得殘暴多疑，但他早年在盧植門下養成的“尚義”性格，使其在北方邊疆抵禦匈奴時屢立戰功，成為東漢末年北方重要的軍事力量。
公孫瓚與袁紹的“界橋之戰”“易京之戰”，不僅改變了北方的軍閥格局，也為曹操後來統一北方創造了條件。
盧植的兩位弟子，一位成為蜀漢的開國皇帝，一位成為北方的重要軍閥，兩人的命運與三國格局緊密相連，而盧植作為他們的老師，無疑在其中扮演了“人才塑造者”的重要角色。
在東漢末年的亂世中，士大夫階層麵臨著“堅守道義”與“妥協求生”的艱難抉擇。
盧植的一生，始終堅守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無論是麵對宦官的誣陷、董卓的威脅，還是朝廷的腐敗、亂世的混亂，他都從未放棄自己的原則與信念。
他剛正不阿、敢於直言進諫，體現了士大夫的“風骨”；他臨危受命、領兵平叛，體現了士大夫的“擔當”；他淡泊名利、簡樸度日，體現了士大夫的“品格”。
盧植的精神，不僅影響了同時代的人，也為後世的士大夫樹立了榜樣。
唐代詩人杜甫在《登樓》中寫道：“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表達了對國家統一的堅定信念，這種信念與盧植“亂世守道”的精神一脈相承；宋代文學家蘇軾在《留侯論》中強調“士人當有堅忍不拔之誌”，也與盧植“屢遭貶謫而不改其誌”的品格高度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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