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靈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中原大地已被烽火啃噬得千瘡百孔。
黃巾起義雖已被鎮壓，但其餘燼未熄——河北張燕率“黑山軍”縱橫太行，南陽韓遂、馬騰據涼州反叛，甚至洛陽近郊都常有流民聚眾劫掠。
朝堂之上，宦官與外戚仍在爭權，靈帝耽於享樂，賣官鬻爵之風盛行，州郡牧守則趁機擁兵自重，昔日一統的大漢天下，已然呈崩裂之兆。
就在這兵戈擾攘、禮崩樂壞之際，吳郡吳縣今江蘇蘇州）的鄉野間，卻常有一位白發老者的身影。
他身著洗得發白的素布道袍，腰係麻繩，手持一根枯瘦的藜杖，杖頭掛著個粗布行囊，裡麵裝著符紙、艾草與一小罐淨水。
此人便是於吉，其生平籍貫在正史中鮮有詳載，僅《後漢書·襄楷傳》附記提及“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其師於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號《太平青領書》”，而《三國誌·吳書·孫破虜討逆傳》注引《江表傳》，則詳細記載了他在江東的行事，足見其一生與“太平道”思想及江東之地的深厚牽絆。
關於於吉的早年經曆，史書中僅有零星線索可尋。
據《太平青領書》後世稱《太平經》）的序言殘卷推測，於吉可能出身琅邪郡今山東臨沂一帶）的寒門，早年曾在當地研讀儒家經典，後因不滿漢末官場腐敗，棄儒從道，遊曆天下。
他曾到過蜀地青城山，與隱世的方士探討煉丹之術；也曾去過荊州雲夢澤，觀察水患與疾疫的關聯。
直到中年，他才輾轉至江東，因見此地遠離中原戰火，且水網密布、疾疫頻發，便決定在此定居，以方術濟世。
彼時的道教尚未形成完整體係，方士群體魚龍混雜：有追求長生、煉丹求仙者，如後來的左慈；有以符籙驅邪、治病救人者，如於吉；也有借“鬼神之說”聚眾謀逆者，如張角兄弟。
於吉顯然屬於“濟世派”——他所到之處，從不在村落中張揚，僅在村口的古槐樹下搭一個簡陋的草棚，將行囊中的符紙、艾草整齊擺放在青石案上，再將淨水罐置於案角，然後閉目靜坐，等待有需要的人前來。
遇有貧病者上門，於吉便先詢問病情，再焚香禱祝，口中默念口訣，隨後以艾草蘸取淨水，在患者額頭輕點三下，又取一張符紙，以朱砂畫就簡單的符文，焚於水中，讓患者飲下。
令人稱奇的是，經他施治後，不少患痢疾、瘧疾的百姓竟真的痊愈了。
久而久之，“白發仙人能治病”的消息便在吳郡、會稽郡一帶傳開，百姓爭相奉之，甚至有村落為他立生祠，每逢初一十五，便殺豬宰羊祭拜，於吉卻從不接受祭品，僅取少量米糧果腹，其餘皆勸百姓分與貧苦之家。
彼時江東雖未如中原那般殘破，卻也受黃巾餘黨與地方豪強侵擾。
孫堅父子初據江東時，尚需仰仗地方士族如吳郡顧氏、陸氏）與百姓的支持，對於吉這類“得民心而無實權”的方士，起初並未多加乾涉。
於吉也深諳亂世生存之道，從不涉足軍政事務——某次孫堅率軍路過吳縣，麾下將領欲邀他入營為士兵祈福，於吉卻婉言謝絕：“將軍將士皆為保境安民而來，此乃大義，無需借鬼神之力。”這種“不攀附、不煽動”的態度，讓他在江東安穩生活了十餘年，宛若一株亂世中的古鬆，靜默地紮根於民間土壤。
漢獻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孫策已平定江東六郡吳郡、會稽、丹陽、豫章、廬陵、廬江），正欲厲兵秣馬，與曹操、袁紹三分天下。
此時的於吉，因常年在吳郡、會稽一帶行醫布道，聲望已達頂峰——據《江表傳》記載，於吉每至一城，“諸將賓客莫不畢集，使婦女就吉求福，吉往者，人但拜，不須複言”。
即便是孫策麾下的核心將領，如程普、黃蓋等人，也多有私下信奉者：程普曾為患病的母親向於吉求符水，黃蓋則在出海作戰前，暗中請於吉為士兵祈福。
這種“民心皆向於吉”的景象，漸漸引起了孫策的警覺。
孫策此人，少年英武，十五歲隨父征戰，二十一歲繼父業平定江東，性情剛猛且極具掌控欲，向來不信鬼神之說。
他曾對左右謀士言：“此子於吉）妖妄，能惑眾心，若久留之，必亂我江東人心。”
其麾下長史張昭曾勸諫：“於吉雖為方士，然其行止無過，且深得百姓愛戴，若殺之，恐失江東民心，不利於日後霸業。”
孫策卻不以為然，反駁道：“民心當向我孫氏，而非向一術士！他能使諸將不顧君臣之禮，能使百姓為其奔走，此乃隱患，不可不除。”
彼時孫策剛經曆與廬江太守劉勳的戰事，麾下將士多有傷亡，軍中士氣稍顯低落。
而於吉卻在此時前往丹徒今江蘇鎮江）軍營附近布道——丹徒是孫策的軍事重鎮，駐軍多達萬人，不少士兵因思念家鄉、畏懼戰事，竟偷偷離營，前往於吉的草棚求符水“保平安”，甚至有校尉級彆的軍官也參與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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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被孫策得知後，他怒火中燒，當即命人將於吉逮捕入獄，理由是“擅入軍鎮，惑亂軍心”。
於吉入獄的消息傳開後，江東百姓嘩然——吳郡百姓自發組織請願隊伍，手持香燭，聚集在孫策府邸前，請求釋放於吉；會稽郡的士紳則聯名上書，願以家財贖其罪，甚至有人表示“願代吉受刑”。
就連孫策的母親吳夫人吳太夫人）也親自向孫策求情：“於先生在江東多年，治病救人，未有惡行，你為何要將他關押？軍中將士多有受其恩惠者，殺之恐寒將士之心。”
孫策卻態度堅決：“母親有所不知，此人身懷妖術，能操縱民心，若不除之，日後必為大患。昔年張角以太平道聚眾數十萬，禍亂天下，今日於吉雖無反心，但其影響力不亞於張角，我豈能重蹈覆轍？”
吳夫人雖再三勸阻，卻未能改變孫策的心意。
於吉在獄中並未怨天尤人，反而保持著平和的心態。
獄卒因敬重於吉的為人，常暗中給予優待：為他送來溫熱的米粥，幫他打掃牢房，甚至允許他在獄中焚香靜坐。
若有獄友患病彼時監獄衛生條件惡劣，痢疾、疥瘡頻發），於吉便會傳授簡單的調息養氣口訣，教他們以手指按壓穴位緩解疼痛，竟也有不少人因此好轉。
這種“身陷囹圄仍濟世”的舉動，更讓百姓堅信其“仙人”身份，也讓孫策的殺意愈發堅定——他深知，於吉的聲望已足以撼動自己在江東的統治根基，即便其無反心，也斷不可留。
建安五年四月壬寅日，孫策決定將於吉押至吳郡鬨市處斬，以“儆效尤”。
臨行前，孫策親自前往監獄提審於吉，想看看這位“仙人”在臨死前是否會露出恐懼之態。
麵對孫策的質問“你可知罪？”），於吉平靜地回答：“我一生行醫布道，未害一人，未取一錢，何罪之有？將軍若殺我，恐有不祥之事。然我亦知將軍憂心江東安危，若能以我之死換江東太平，我亦無憾。”
孫策聞言，冷笑一聲：“妖言惑眾！今日我便斬了你，看天能奈我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