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師生於東漢建安十三年208年），此時正值曹操統一北方、赤壁之戰爆發的關鍵年份，天下三分的格局初現雛形。
他的父親司馬懿，是曹魏政權中後期最重要的謀臣之一，早年雖避世不出，卻因才華被曹操強征為官，後憑借多次獻策、抵禦諸葛亮北伐等功績，逐漸成為曹魏的“柱石之臣”；母親張春華，是河內郡名門之女，聰慧果決，曾為司馬懿掩蓋“裝病避仕”的真相，助其躲過曹操的猜忌。
出身於這樣的世家大族，司馬師自小便接受了嚴苛的教育與政治熏陶。
他幼年時便展現出遠超同齡人的沉穩與聰慧，《晉書》記載他“雅有風彩，沈毅多大略”，不僅精通經史子集，還擅長兵法謀略，更兼習武強身，是典型的“文武雙全”之才。
少年時期，司馬師便與當時的名士交往密切，如夏侯玄、何晏等人，這些人皆是曹魏宗室或高官子弟，形成了早期的社交圈層。
不過，與夏侯玄的“尚玄談、重虛名”不同，司馬師始終保持著務實的態度，他深知在亂世之中，僅有才華不足以立足，更需隱忍與謀略。
司馬懿對這個長子寄予厚望，很早就開始帶他參與政治事務。
在司馬懿抵禦諸葛亮北伐期間，司馬師曾多次隨父出征，負責後勤調度或領兵側翼，積累了豐富的軍事經驗。
同時，他也在父親的授意下，暗中結交曹魏內部的中下級官員與軍中將領，為司馬氏培植潛在的勢力。
這一時期的司馬師，如同一條潛於淵中的龍，看似默默無聞，實則在暗中積蓄力量，等待合適的時機。
值得一提的是，司馬師的婚姻也與曹魏政權緊密相連。
他的第一任妻子，是曹魏重臣夏侯尚之女、夏侯玄的妹妹夏侯徽。
這場婚姻本質上是司馬氏與夏侯氏兩大世家的政治聯姻，夏侯氏作為曹魏宗室的“旁支核心”，勢力龐大，司馬懿通過這樁婚事，進一步鞏固了司馬氏在曹魏政權中的地位。
而司馬師在這段婚姻中，不僅獲得了夏侯氏的支持，更通過與夏侯玄的親屬關係，深入了解了曹魏宗室與朝堂重臣的內部動態，為日後的政治決策提供了重要參考。
如果說少年時期的司馬師是“潛龍在淵”，那麼公元249年的“高平陵之變”，便是他利刃出鞘、正式登上政治舞台中央的關鍵轉折。
此時，司馬懿已被曹魏宗室曹爽排擠，明升暗降為太傅，失去了實權；而曹爽憑借宗室身份，獨攬朝政，結黨營私，不僅得罪了朝中老臣，還激化了與司馬氏的矛盾。
司馬懿深知曹爽的野心，決定以退為進，再次“裝病”避禍，暗中策劃反擊，而司馬師則成為了父親最核心的助手。
在“高平陵之變”前的準備階段，司馬師承擔了最關鍵的任務——組建“死士”隊伍。
據《晉書》記載，司馬懿在策劃政變時，僅與司馬師、司馬昭父子二人商議，而司馬師“陰養死士三千，散在人間，至是一朝而集，眾莫知所出”。
三千死士並非一朝一夕可成，需長期隱匿、供養，還要確保忠誠度與執行力，這足以體現司馬師的謀劃能力與組織能力。
當時，就連司馬懿也對長子的“隱秘布局”感到驚訝，曾感歎“此子竟可成大事”。
正始十年249年）正月，曹爽陪同魏帝曹芳前往高平陵祭拜魏明帝曹叡，司馬懿趁機發動政變，以“皇太後詔”的名義，關閉洛陽城門，控製中樞機構。
此時，司馬師的角色至關重要：他親自領兵駐守司馬門，阻止曹爽黨羽進入皇宮；同時，他迅速接管了洛陽城內的禁軍，切斷了曹爽與城內的聯係。
整個過程中，司馬師鎮定自若，調度有序，絲毫沒有初掌大權的慌亂，與弟弟司馬昭的“夜不能寐”形成鮮明對比。
政變的結果，是曹爽集團的徹底覆滅。
曹爽選擇投降後，司馬懿、司馬師父子並未手軟，以“謀逆罪”將曹爽及其黨羽何晏、丁謐、桓範等人全部誅殺，且“夷三族”。
這場血腥的清洗，不僅清除了司馬氏掌權的最大障礙，更震懾了朝中反對勢力，讓曹魏政權的實際控製權落入司馬氏手中。
而在這場政變中，司馬師憑借“陰養死士”“掌控禁軍”“穩定局勢”三大功績，正式成為司馬氏集團的“二號人物”，其地位僅次於司馬懿。
高平陵之變後，司馬懿雖仍是司馬氏的核心，但年事已高時年70歲），許多具體的政務與軍事事務，開始交由司馬師處理。
司馬師也借此機會，進一步鞏固權力：他提拔忠於司馬氏的官員，替換曹魏宗室在地方與軍中的勢力；同時，他注重收攏民心，減輕賦稅，修複水利，通過一係列惠民政策，改變了司馬氏“權臣專權”的負麵形象，為司馬氏代魏積累了民意基礎。
嘉平三年251年），司馬懿病逝，司馬師以長子身份，正式繼承父親的權力，擔任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總攬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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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的曹魏政權，表麵平靜，實則暗流湧動：曹魏宗室對司馬氏的專權早已不滿，地方將領中也有不少人忠於曹魏，試圖推翻司馬氏的統治；而朝中老臣雖不敢公開反對，但對司馬師的“年輕掌權”時年43歲）仍存疑慮。
麵對這樣的局麵，司馬師展現出了遠超同齡人的政治手腕與鐵血魄力，通過“穩定中樞”與“平定叛亂”，牢牢掌控了政權。
司馬師掌權後，首先做的便是“穩定人心”。
他延續了司馬懿時期的“寬政”政策，對朝中官員“恩威並施”：對於忠於司馬氏的老臣，如蔣濟、王淩等人，他予以重用，保留其爵位與權力；對於持中立態度的官員，他不加逼迫，允許其“各司其職”；而對於暗中反對司馬氏的曹魏宗室與官員，他則采取“隱忍觀察”的策略，不輕易動手，避免激化矛盾。
同時，司馬師注重“製度改革”，以提升行政效率。
他簡化了曹魏後期繁瑣的官僚製度，裁撤冗餘官員，選拔有才能的寒門子弟入朝為官，打破了世家大族對官場的壟斷。
這一舉措，不僅得到了寒門子弟的支持，也削弱了曹魏宗室與舊貴族的勢力，進一步鞏固了司馬氏的統治基礎。
此外，司馬師還十分重視“輿論引導”。
他提倡“尊儒重教”，修複因戰亂受損的太學，鼓勵學者著書立說，通過宣揚“忠君愛國”的思想此處的“君”雖為魏帝，實則為司馬氏掌控下的政權），營造穩定的社會氛圍。
同時，他嚴禁官員“結黨營私”，對貪腐官員嚴懲不貸，樹立了“清正廉明”的執政形象。
司馬師掌權後，麵臨的第一次重大挑戰，便是嘉平三年251年）的王淩之亂。
王淩是曹魏的老臣，曾任司空、太尉，與司馬懿同輩，素來忠於曹魏，對司馬氏專權極為不滿。
他認為魏帝曹芳年幼，被司馬氏控製，於是暗中聯合外甥令狐愚兗州刺史），計劃擁立楚王曹彪曹操之子）為帝，在壽春今安徽壽縣）另立朝廷，與司馬師掌控的洛陽政權對抗。
王淩的計劃起初十分隱秘，但很快被司馬師察覺。
此時，司馬懿剛去世不久，司馬師若立即出兵平叛，可能會引發朝中動蕩；但若放任不管，王淩的勢力將進一步擴大。
麵對兩難局麵，司馬師選擇了“先穩後打”的策略：他首先以“加官進爵”的名義，任命王淩為太尉，麻痹對方，使其放鬆警惕；同時，他暗中調遣荊州刺史胡遵、豫州刺史諸葛誕等人，領兵向壽春方向集結，形成包圍之勢。
嘉平三年四月，王淩見時機成熟，決定起兵反叛，卻發現自己已被司馬師的軍隊包圍。
此時的王淩，既無兵力優勢，也無民心支持，深知大勢已去，最終選擇投降。
司馬師並未對王淩施以極刑，而是將其押往洛陽，途中王淩自殺。
不過，為了震懾其他反對勢力，司馬師仍下令將王淩、令狐愚“夷三族”，並賜死楚王曹彪，同時將曹魏宗室諸王全部遷往鄴城今河北臨漳），派人嚴加看管，徹底消除了曹魏宗室的反抗可能。
王淩之亂的平定，不僅鞏固了司馬師的權力，更向天下宣告了司馬氏“不容反叛”的決心。
此後，朝中與地方的反對勢力雖仍有不滿，但大多不敢再公開與司馬氏對抗，司馬師的統治地位進一步穩固。
正元元年254年），司馬師迎來了掌權後的又一次重大考驗——魏帝曹芳與中書令李豐、太常夏侯玄、光祿大夫張緝等人密謀，試圖剝奪司馬師的權力，恢複曹魏宗室的統治。
李豐等人是曹魏舊臣的代表，夏侯玄更是司馬師的前小舅子，他們認為司馬師“專權跋扈”，已威脅到曹魏的存亡，於是暗中聯絡宮中宦官與部分禁軍將領，計劃在朝堂之上發動政變，誅殺司馬師。
然而，這場密謀很快被司馬師的眼線察覺。
司馬師得知消息後，並未慌亂，而是迅速采取行動：他先以“議事”為名，將李豐、夏侯玄、張緝等人召入大將軍府，隨後當場揭露他們的密謀，將三人全部逮捕。
在審訊中，司馬師並未嚴刑逼供，而是憑借掌握的證據，讓三人無從辯駁，最終以“謀逆罪”將他們誅殺，並“夷三族”。
誅殺李豐等人後，司馬師意識到，魏帝曹芳雖年幼，但已成為反對勢力的“精神象征”，若不廢黜，日後必成隱患。
於是，他以“曹芳年長不親政，沉迷酒色，不能承繼大統”為由，上奏皇太後郭氏，請求廢黜曹芳，改立高貴鄉公曹髦曹丕之孫）為帝。
當時，朝中雖有部分官員反對，但在司馬師的壓力下，最終無人敢公開抵製。
同年九月，曹芳被廢為齊王，遷往河內郡；曹髦登基為帝，成為司馬氏掌控下的新傀儡。
廢立皇帝，是中國古代政治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往往伴隨著流血衝突與政權動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