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朗因輔佐有功,被封為司空,進爵樂平鄉侯,位列三公。
登三公之位後,王朗愈發注重以儒家“仁政”思想輔佐曹丕。
黃初年間,曹丕多次欲興兵伐吳,王朗均上疏勸諫,認為“魏初建,民未安定,府庫未充盈,當先修內政,蓄國力,待時機成熟再圖江南”。
他在書中詳細分析了敵我形勢與民生狀況,言辭懇切,邏輯嚴密,雖未完全阻止曹丕伐吳,卻促使其調整了軍事策略,減少了無謂的損耗。
初七年226年),曹丕病逝,魏明帝曹叡繼位,王朗轉任司徒,繼續擔任三公要職。
此時的王朗已年過七旬,卻仍勤勉輔政,多次針對朝政弊端上疏進言。
他針對魏明帝初期“後宮用度奢靡”的問題,上疏勸誡“陛下當以漢文帝為法,躬行節儉,表率天下”;針對地方吏治腐敗,提出“察舉賢才,嚴懲貪吏,以安民心”的建議,均被曹叡采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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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王朗還十分重視教育,主張“廣設太學,征召名儒,培育人才”,認為“治國之本在人才,人才之興在教育”,其思想對曹魏的教育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王朗不僅是政壇重臣,更是東漢末年至曹魏時期的經學大師。
他一生潛心研究儒家經典,尤其精通《易》《春秋公羊傳》《禮記》,其經學思想兼具傳承性與創新性。
他反對當時部分學者“空談義理,脫離實際”的學風,主張“經世致用”,認為儒家經典的價值在於指導現實政治與社會治理。
在著述方麵,王朗成果頗豐,著有《周易傳》《春秋傳》《孝經傳》《周官傳》等多部經學著作,對儒家經典進行了係統的闡釋與注解。
其著作既注重考據原文,又結合時代需求融入自己的見解,例如在《孝經傳》中,他將“孝”與“忠”相結合,提出“孝為立身之本,忠為報國之基”,強調士大夫當兼具孝行與忠節,這一思想深刻影響了當時的社會倫理觀念。
王朗的經學成就不僅體現在著書立說上,更在於其對家族學風的塑造。
其子王肅自幼受父親熏陶,潛心經學,後來成為曹魏時期著名的經學家,創立了“王學”,與鄭玄的“鄭學”並立,成為魏晉時期經學的兩大主流學派。
王朗、王肅父子的經學傳承,不僅延續了家族的學術聲望,更推動了儒家文化在魏晉時期的發展與演變。
太和二年228年),王朗病逝,享年七十六歲。
魏明帝曹叡為其輟朝三日,追贈蘭陵侯,諡號“成”,以表彰其一生輔政之功與高尚氣節。
王朗的葬禮依三公之禮舉行,朝中百官紛紛前往吊唁,其門生故吏更是遍布各地,足見其生前聲望之高。
王朗的一生,曆經漢末亂世的漂泊與曹魏政權的建立,始終以儒家經義為立身之本,以輔政安民為己任。
他既非銳意進取的亂世梟雄,亦非空談義理的腐儒,而是兼具學術素養與政治才乾的“儒臣”典範。
在政治上,他多次進獻忠言,推動曹魏政權的製度建設與民生改善;在學術上,他著書立說,傳承儒家文化,為魏晉經學發展奠定基礎。
後世對王朗的評價多持肯定態度。
陳壽在《三國誌》中稱讚其“文博富贍,誠皆一時之俊偉也”,認為他與鐘繇等人“並以治獄見稱,而朗尤以治獄明允,為當時所稱”。
唐代房玄齡等編纂的《晉書》亦將其與王肅的經學成就載入史冊,視其為魏晉儒學傳承的關鍵人物。
儘管在後世文學作品如《三國演義》)中,王朗被塑造為“被諸葛亮罵死”的反麵形象,但這一藝術加工並不能掩蓋其在曆史上的真實功績與學術地位。
王朗的生平,是東漢末年至曹魏時期士大夫群體的一個縮影——他們在亂世中堅守文化與道德的底線,以經術輔政,以名節立身,既見證了時代的動蕩與變革,也以自身的努力推動了曆史的前進。
其經世致用的治學理念與忠勤輔政的政治操守,至今仍具有一定的曆史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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