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州城外的荒田上，陳阿福蹲在新墾的麥田裡，手中的鐵製量尺刻著《農政全書》的田畝換算表：“一畝方百步，合今製二百四十步，”他對圍坐的佃戶們演示，“量地時先定縱橫基線，再用‘勾股測望法’算坡地折平——比老胥吏的‘步弓’丈量準三成。”
算學吏們背著算盤穿梭在田埂間，每塊田地的“肥瘦等級”“播種量”“預計收成”都登記在《屯田清冊》上。李煌的官靴沾滿春泥，捧著剛從州衙抄來的《萬曆魚鱗圖冊》：“當年張居正清丈田畝，靠的是實地繪圖，”他指向清冊上的算題，“如今咱們用算學公式，肥瘦田賦稅差兩成，全寫在《農桑算要》裡。”
帳棚內，老佃戶王老漢盯著算學吏遞來的“分田單”，上麵用朱砂標著“上田每畝征糧一鬥，中田七升，下田五升”：“從前胥吏說俺的田是‘中田’，卻按‘上田’收糧，”他摸著單頁上的火漆印，“現在量地用鐵尺，算糧用算盤，咱認得清數。”
陳阿福忽然發現遠處田埂有爭執，幾個佃戶圍著胥吏比劃：“這塊坡地去年算三畝，今年咋成了兩畝五？”他走過去，用量尺重新測算：“坡度過二十度，需按《九章·商功》折平，”他在地上畫著斜麵圖，“高五尺，水平距三尺，實際田畝要打七折——這是算學館新教的。”
更鼓敲過三更，屯田所的油燈映著《均州土地分類表》：“新墾田兩千頃，其中上田占兩成，中田五成，下田三成，”李煌的算盤停在“賦稅總額”條目，“較預估少征三千石——因為坡地折平法讓下田多了四百頃。”陳阿福卻點頭：“百姓少繳的糧，能換得民心，比數據好看重要。”
千裡之外的北京，嘉慶帝正在校訂《州縣算學官製》，特彆增設“農算吏”一職：“每個縣設三名，專管田畝丈量、賦稅核算，”他對戶部尚書說，“算學吏的考成，以‘田畝誤差率低於半成’‘賦稅糾紛減七成’為準——治民之要，首在算清土地錢糧。”
均州的算學館裡，新招收的佃戶子弟正在練習“步量法”：用竹竿綁成“十字測杆”，測田時橫竿定寬，豎竿定高，再套入算學公式。王老漢的孫子舉著小算盤，念著《農桑算盤歌》：“上田肥，下田瘦，坡地折平七五鬥；算清畝，核清糧，胥吏騙咱沒處藏……”
半月後，《均州農算成效奏報》送到養心殿：“土地清丈誤差率從四成降至一成二，賦稅糾紛較去年同期減八成，”嘉慶帝望著附來的“佃戶分田單”樣本，朱批道，“算學入農，不是算死賬，是讓百姓看得懂、信得過——此乃算學治世之基。”
這一晚，陳阿福蹲在屯田所的打穀場上，看著佃戶們用他改良的“算珠形風車”揚穀——扇葉間距按“穀粒大小三分法”設計，能自動分離飽滿穀粒與癟殼。算學吏們圍著火堆，用算盤核計著“種子留存率”：“每石糧留種一鬥，夠明年播種——”他們不知道，這些看似瑣碎的計算，正為大清的農業築起數據化的根基。
均州的月光漫過新墾的麥田，王老漢摸著田界上的算珠形界石實為刻著畝數的普通石柱），忽然覺得心裡踏實。他知道，從今往後，自家的田畝賦稅，不再是胥吏口中的“糊塗賬”，而是算學吏們用鐵尺和算盤量出來的“明白數”。
千裡之外的漢陽，新鑄的“農算鐵尺”正在批量生產，尺身上不再有裝飾性的算珠紋，隻刻著清晰的尺寸和換算公式。陳阿福看著工匠們打磨鐵尺，忽然想起在襄陽戰場的日子——那時算珠是克敵的武器，如今卻是護民的工具。
當第一縷陽光灑在均州的荒田上，算學吏們又背起算盤出發了。他們要去丈量下一片土地，核計下一筆賦稅，調解下一起糾紛。這些看似平凡的工作，沒有戰場上的刀光劍影，卻在一步步夯實著數據治世的根基——因為他們知道，隻有讓算學真正紮根於土地，紮根於百姓的日常，這個國家才能真正走向長治久安。
從此，大清的田畝間，不再隻有胥吏的皮鞭和算盤的陰影，而是多了算學吏們務實的丈量與清晰的公式。當每一塊土地的肥瘦、每一粒糧食的來去都能被精準計算，數據治世，才算真正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埋下了最堅實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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