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十二年四月初八，翰林院後堂的海棠開得正盛，嘉慶帝的禦輦卻徑直停在“漢學數據館”門前。簷下懸掛的“經世致用”匾額被春風吹得微晃，恰如他手中的《治世鏡鑒》——這部收錄《農政全書》《救荒本草》的典籍，正被數據房改寫成可量化的治農手冊。
“陛下，蘇州府呈來的《番薯種植成效折》。”紀曉嵐的弟子姚文田捧著泛黃的奏報迎出，折末“畝產較去年增百分之二十二”的朱批在陽光下格外醒目，“他們按數據房的《土壤肥力分類表》配給糞肥，上田用‘人糞十擔、畜肥五擔’，中田減三成，下田加骨粉——此法已在鬆江、常州推行。”
嘉慶帝接過奏報，目光落在“番薯種植數據對比圖”上：藍色曲線代表傳統種植法，畝產一石二鬥；紅色曲線采用數據配肥，畝產一石五鬥。算珠在他手中劈啪作響，心算著新增糧食可多養多少屯墾旗人——這正是他堅持“漢學數據化”的初衷。
數據館內，二十餘吏員正將《齊民要術》中的農諺轉化為數據公式。牆壁上的《全國土壤肥力分布圖》用五色標注“上中下肥瘦”，每色區域都附《糞肥配給表》：直隸棕壤需加草木灰，江南水稻土宜用河泥，關東黑土配豆餅最佳。“陛下請看，”姚文田指著《農時數據模型》，“清明後十五日種番薯，較舊法提前七日，生長期可延長半旬，澱粉含量預計增百分之五。”
嘉慶帝的手指停在“山東蝗災數據預警區”：“去年東昌府蝗災，若提前按《救荒本草》算出‘蝗蝻密度與草木覆蓋率’的關係，何至顆粒無收？”他忽然想起數據房新製的《害蟲數據賬冊》，“傳旨：各州縣設‘農害數據專員’，記錄‘蝗蟲展翅寬度、幼蟲密度、啃食速度’，與《捕蝗要訣》中的‘捕蝗人數、器械數、時效’勾稽，敢有隱報者，以‘數據誤農’論處。”
姚文田示意吏員捧來《農政數據要覽》樣本，內頁夾著不同作物的“生長數據卡”：番薯需“日光照六時辰、土溫十二度以上”，玉米需“行距三尺、株距一尺”。每卡末欄都印著嘉慶帝親題的“數據務農，顆粒歸倉”，“此冊已發蘇州、鬆江，百姓可憑卡上的‘糞肥換算表’，用家中畜糞兌換官倉骨粉。”
嘉慶帝翻開“鬆江府棉田數據卡”，發現“棉花結鈴數”與“打頂時間”的關聯被精確到“芒種後第三日打頂，每株多結三鈴”。算珠在“棉紡織稅”一欄快速撥動——棉花增產不僅解決民生，更能充實國庫，這正是數據治理的“乘數效應”。
“朕讓你們編的《農諺數據歌》可曾成稿？”嘉慶帝忽然望向廊下正在臨摹數據圖的學童，“就用‘清明前後，種瓜點豆’的調子，填‘上田糞十，中田減三’的詞，讓農夫們邊種地邊念唱，數據便入了民心。”
姚文田呈上初稿，開篇便是“春雨貴如油，數據記心頭；糞肥按土配，畝產必定優”。嘉慶帝頷首，目光落在數據館新辟的“實測田”上——那裡分塊種植著不同數據配肥的番薯，每塊田頭都立著《生長數據碑》，詳細記錄“播種日、施肥量、預計收成”。
“明日隨朕去海澱驗看‘數據農田’。”嘉慶帝對姚文田道，“數據房用‘區田法’在一畝地分三十區，每區試不同糞肥，朕要親自稱量各區產量——漢學之妙，不在空談，在‘一畝地、一鬥糧’的數據裡。”他忽然想起《孟子》“不違農時”的古訓，如今有了數據，“農時”便成了可量化的耕種指南。
是夜，漢學數據館的燈火映著海棠影。吏員們正在趕製《全國農害數據圖》，每處蝗災易發區都用黃色標注，附“草木覆蓋率低於百分之三十必蝗”的警示。嘉慶帝在《農政數據詔》中朱批：“農為邦本，數據為農綱。綱舉則目張，數據明則農興。”這道詔書，將與《農政數據要覽》《農諺數據歌》一起，走進帝國的每一寸土地，讓古老的農耕智慧，在數據的經緯中，織就新的豐收圖景。
《農政數據日誌》記下：“上以數據通漢學，始有‘耕稼可量、豐歉可測’之治。”窗外，海棠花瓣落在“實測田”的數據碑上，恰似數據治理與傳統農耕的溫柔相遇——在這片土地上，每一粒種子的萌發，每一株禾苗的生長，從此都有了可追溯、可推演的數字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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