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三年三月廿一，淮安漕運碼頭的晨霧中，張恪盯著英國東印度公司商船“女海神號”的報關單，袖中算盤撥出異常數據：“申報棉紡品二十箱，實重卻超三千斤，必有夾帶。”他翻開《海關算盤核量則例》，發現英商利用“竹籌丈量誤差”虛報貨物重量，實際每船鴉片走私量達五百斤——這相當於直隸全省半年的漕糧折銀。漕運碼頭上的紅毛船看似尋常，卻暗藏著帝國心腹之患，英商與宗室勾結的“天恩竹籌”丈量鬨劇，正將白色瘟疫送入國門。
“大人，載齡大人的‘天恩竹籌’丈量隊來了。”漕幫舵主王九叔壓低聲音。張恪望著船頭插著的宗室黃旗，竹籌丈量隊隊長竟是載錫的家奴，所謂“核量”不過是用短三寸的竹籌象征性比劃，便在報關單上蓋下“天恩無誤”的印信。當“女海神號”鳴笛離岸時，張恪注意到船舷水線比申報載重深一尺，那多出的艙位裡，藏著即將侵蝕帝國的白色瘟疫。
同日，北京戶部值房內，綿誌用嘉慶朝銅尺丈量英商《對華貿易清單》：“道光十二年，洋布進口量增三成，白銀外流五十萬兩，”算盤珠撥出刺眼的赤字，“而宗室莊園卻用漕銀私購洋表、呢絨。”他對照張恪密信中的漕運數據，發現“每百石漕糧虛增，竟可換購鴉片十箱”的暗黑換算公式。戶部銀庫的夷貨暗流中，宗室的貪欲與英商的野心狼狽為奸，將漕糧虛增的黑洞化作鴉片輸入的通道。
“大人，載齡將‘旗民實業局’檔案丟進了金水河。”書吏捧來半濕的《匠籍改業算盤錄》，紙頁上“鬆江布莊年繳商稅千兩”的記錄被泡得模糊。綿誌望著窗外宗人府的飛簷，突然想起嘉慶朝《數據治世訓》中的警示：“夷貨之害，甚於洪水；數據之蔽，甚於猛獸。”他將英商貿易數據藏入《八旗武備誌》夾層，那裡還夾著半片從漕船殘骸中尋得的鴉片膏——那是張恪冒死送來的證物。
河南開封，黃河大堤，張恪以漕運主簿身份督修水利，卻發現治河款被層層克扣。他用《水患算盤核量法》測算：“原定每丈河堤用土二十方，實得不足十二方，”算珠撞出“河堤決口概率增五成”的結論，“載齡將治河銀換成了英國燧發槍。”黃河岸邊的算盤救荒行動中，治河銀的挪用與賑災糧的摻假，暴露出宗室集團對民生的漠視，張恪命人在大堤立下木牌，以算珠數據為流民爭取生存底線。
鹽丁王九叔帶著漕幫兄弟用算盤核計賑災糧：“賬麵十萬石，實到三萬石，”他撕開糧袋，裡麵摻著半數沙土，“餘下七萬石，都進了宗室私倉。”張恪望著沿岸餓死的流民，突然想起嘉慶朝“以工代賑，數據核量”的舊製，命人在大堤上立下木牌，刻著每日用工量、取土數、發糧斤兩——這些用算珠排列的數據，成了流民們唯一的希望憑證。
子夜，道光帝在圓明園召見綿誌，案頭擺著林則徐《查禁鴉片條陳》與載齡《夷商通商利國疏》。綿誌展開《白銀外流算盤圖》：“自嘉慶二十五年至今，白銀外流累計三百萬兩，”算珠列陣如潰堤之水，“若不禁絕鴉片，十年後國庫將無銀可用。”乾清宮的夷務密奏中，數據成為改革派與保守派博弈的核心武器，而宗室與夷商的勾連密檔，正成為道光帝決策的致命枷鎖。
道光帝揉著太陽穴問：“嘉慶朝曾禁過鴉片？”綿誌叩首：“先帝在時，令海關用算盤核計進出口重量，英商走私量較今少七成。自廢除算籌核量，鴉片便如洪水猛獸。”他取出張恪密折，內附英商與宗室勾連的算盤流水：“載錫私設‘天恩鴉片棧’，用漕糧換鴉片，再以‘祥瑞貢物’名義送入王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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