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二年八月初七，北京的秋風吹散了戶部銀庫的黴味。綿誌撫過嘉慶朝《宗祿核減算盤清冊》的封皮，指尖在“嘉慶四年”的落款上停留——那是先帝推行“旗民轉業”改革的關鍵年份。清冊內頁，每道算盤刻痕都注著“宗室祿米實發七成，餘三成折銀易業”的朱批，這是嘉慶帝為推動旗民自食其力而設的過渡方案，如今卻被道光朝《宗祿豁免條例》蓋著猩紅的“奉旨照準”印，墨跡下隱約可見先帝朱批“旗民當效聖祖耕戰，不可空耗國帑”的殘痕。
“大人，載齡大人的人又來催銷檔了。”書吏的聲音打斷思緒。綿誌望著窗外搬運檔案的旗丁，他們肩扛的木箱上赫然貼著“黴變焚毀”的標簽——那裡麵裝的，是嘉慶朝“旗民實業局”的全部檔案，從《旗人屯田清冊》到《匠籍改業算盤錄》，記錄著十萬旗民脫離祿米、從事農工商業的嘗試。他轉身打開暗格，取出嘉慶朝銅尺，尺身刻著“數據治世，旗民自養”的先帝手書，這把承載著改革記憶的銅尺，如今卻與滿是黴斑的算盤珠一同被鎖入暗格，恰似被封存的嘉慶朝改革理想。
深夜，綿誌在值房點起三盞油燈，將道光朝《宗祿黃冊》與嘉慶朝《旗民轉業總賬》並列。算盤撥至“遠支宗室祿米”欄時，他瞳孔驟縮——道光朝祿米較嘉慶朝多出三成，而對應的“旗民實業補貼”欄竟為空白。“載錫們怕的不是數據，是旗民不再仰賴宗祿。”他用放大鏡照向黃冊紙背，顯現出“載錫”私章下的密注：“祿米虛增部分，半入私倉，半購洋貨”。當算珠撥到“漕糧虛增”項，他翻開張恪舊信：“每船虛報十立方尺，私糧儘入宗室私棧”。取出嘉慶朝《漕運轉業則例》，其中“旗丁運糧之餘可附載商貨”的條款被墨跡塗蓋，取而代之的是載齡新頒“竹籌丈量，虛增三成合法”的訓令。嘉慶朝銅尺與道光朝竹籌並列案頭，前者刻著“寸寸皆公”的先帝訓示，後者短三寸且刻“天恩”雲紋，仿佛改革與倒退的具象化對比，在油燈下投下明暗交織的影子。
次日，綿誌捧著嘉慶朝銅尺闖入乾清宮：“啟稟皇上，宗室虛領祿米與漕糧舞弊，皆因廢除先帝‘旗民轉業’舊製。”他展開《宗祿虛增對比算盤圖》，“嘉慶朝三千宗室中，千餘人已務農經商，歲省祿米四萬石。今儘廢其業，逼十萬旗民複歸廩食。”道光帝盯著銅尺上“數據治世”的刻痕咳嗽不止：“朕聞嘉慶朝曾設‘實業局’，卿可曾參與？”綿誌叩首：“臣時任戶部侍郎，親見先帝令宗室子弟學算術、習百工。載錫等旗主曾聯名反對，稱‘旗人執算籌，有辱弓馬體麵’。”言罷呈上《旗民改業成效錄》，內頁夾著鬆江旗人開設的“振武布莊”算盤流水，“此布莊年繳商稅千兩，昔日卻是領祿米三百石的閒散宗室。”銅尺的冷光與算盤的珠響交織，仿佛在乾清宮內重現先帝改革的熱烈場景。
回到戶部，綿誌秘密讓可信書吏用嘉慶朝算盤複算宗室祿米，每筆數據對照《八旗通誌》。當算出“宗室虛領祿米累計百萬石”時，張恪舊部李順帶來漕幫密報：“載齡用‘雙珠算盤’偽造賑糧，卻將旗民改業的屯田糧私賣洋商。”“把《旗民屯田圖》縫入漕船風帆，”綿誌將算盤珠裝入密封竹筒，“先帝若在，必以這把嘉慶朝銅尺為刃，剖開這貪腐之網。”他望著窗外黃葉飄落，想起嘉慶朝鼎盛時，銀庫每日用這把銅尺丈量旗民屯田，算盤核算的是畝產、織量、鐵器產量——那些跳動的算珠曾是帝國轉型的脈搏，如今卻成了對抗腐敗的隱秘武器。
中秋夜，綿誌在銀庫頂樓擺開算盤，月光照亮他新製的《旗民複業模型》——以康熙朝旗民總數為基數，結合嘉慶朝《實業獎勵條例》，推演出“十年內半數旗民自食其力”的路徑。算珠撥至“道光三十年”時，歲支祿米可減至聖祖朝水平，而屯田、商稅等收入將填補財政缺口。“大人，載齡封了銀庫後巷。”書吏急促彙報。綿誌將模型藏入《康熙字典》，指尖撫過嘉慶朝銅尺的刻痕：“先帝說過，‘尺量土地，算量人心’，這把尺子量得出旗民的生計，卻量不出宗室的貪欲。”窗外，宗室燈籠映紅戶部匾額，牆角的銅尺與算珠在暗影中靜默相對，恰似改革火種與宗法黑暗的無聲對峙，而綿誌眼中倒映的月光，正如同未熄的理想，在帝國的秋夜中微微震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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