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三年八月，河南蘭陽災區的泥濘中，張恪用開裂的算盤核計賑災糧，算珠間卡著草根樹皮，每撥動一顆都發出沙啞的響動：“總戶數三萬二千七百戶，應納賑米一萬六千石，實發僅四千八百石。”他蘸著泥漿在破牆上記下數據，“載齡奏報的‘天恩竹籌’折銀法，每籌標值一兩，實則按庫平銀九錢三分折算，再扣去宗室‘勘災公費’三成，災民到手僅半兩七錢。”漕幫水勇抬來截獲的糧車，經張恪用嘉慶朝銅尺丈量，車廂容積較官方標準少兩立方尺，“每車虛報五石，全省五千輛糧車，虛增賑米二萬五千石，儘入載錫莊園。”
北京戶部銀庫，綿誌對著《直隸河南賑災銀分撥細賬》閉目長歎：“道光十三年正月至七月，戶部共撥河南賑災銀八十三萬四千兩，”算珠在《宗室祿米折銀簿》上劃出驚心軌跡，“其中五十一萬七千兩轉入宗人府‘宗室急公好義基金’，十二萬兩用於修繕載齡宅邸，實抵災區銀僅十九萬七千兩。”他提取河南各府縣“粥廠糜費票”，發現每張票據均有載齡親書“準予核銷”，但實際賑粥耗米量比賬麵少四成——“雙籍算盤”的奧秘在於，白冊報朝廷，黃冊留私檔，兩相對照，恰成宗室的“賑災聚寶盆”。
乾清宮東暖閣，道光帝盯著綿誌呈上的《災區糧石虧空對照表》，手指在“嘉慶二十五年賑災實發率87”與“道光十三年實發率29”的數據間顫抖。載齡捧著《宗室捐糧征信錄》叩首：“臣等共捐祿米一萬二千石，按‘每石折銀三兩’計，合銀三萬六千兩。”綿誌卻展開《祿米黴變檢驗單》：“所捐祿米經漕運衙門檢測，黴變率達65，其中三成已蟲蛀至不可食用。”道光帝望著窗外凋零的梧桐葉，忽然問：“嘉慶朝賑災，每石糧需經幾道算籌核量？”綿誌肅然答道：“需經州縣初核、道府複算、布政使司終核，三賬比對無誤，方準開倉。”載齡插話：“今軍務倥傯，若循舊製，恐誤賑濟先機。”道光帝沉默片刻，揮筆在載齡奏折上批下“著照所請”，朱筆卻在“賑”字上洇開墨團，宛如災區漫延的血漬。
開封府城隍廟舊址，張恪在臨時搭建的賑濟棚內統計死亡人數：“自七月初一至八月十五，官方報‘餓斃者七百二十一人’，”他踢開牆角的草席，下麵露出二十餘具屍體，“僅城隍廟周邊，未登記死者已超三百人。”漕幫兄弟送來載錫莊園的密賬，張恪用放大鏡辨析墨痕：“‘西倉收麥三千石，發賑一千石，餘兩千石易煙土’——此易貨比例，恰與東印度公司鴉片報價吻合。”突然，宗室團練闖入砸毀算盤，帶隊千總揚起皮鞭：“再敢私議賑務，以‘造言惑眾’論處！”張恪被拖出棚時，瞥見自己用算珠排列的“日均死亡22人”數據，正被馬蹄踏成泥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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