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症狀上來看，要了科恩性命的疾病應該是痢疾。
在那個時代，這種由細菌引起的消化道疾病奪走過很多水手的生命。
好巧不巧，就在總督科恩在巴達維亞城堡裡病危的同一天，
從尼德蘭出發的荷蘭蒂亞號到港，
雅克·斯佩克斯正是這艘船的乘客之一。
可以理解，當斯佩克斯聽聞自己女兒的遭遇後極其生氣，
但他似乎從一開始就很好地掩飾了自己的感受。
不過他還是理所當然地展開了報複行動，
第一步就是設法掌握巴達維亞的大權。
科恩死後，巴達維亞需要一位新的總督。
而在他臨終前，已經指定彼得·弗拉克繼任總督之位。
但斯佩克斯一頓操作猛如虎，竟說服委員會重新選舉，隻把科恩的“欽點”算做一票。
於是在科恩去世後幾天，當巴達維亞的委員們聚在一起從他們當中選舉下一任總督時，
斯佩克斯依然足夠鎮定地參選並為自己拉票。
可能因為他是委員會中最資深的委員，
也可能因為一些公司職員們對於她女兒的遭遇心懷歉意，
最後他以8比5的優勢當選下一任總督。
當斯佩克斯宣誓就職後，他不再掩飾對那些欺辱自己閨女之人的態度。
他最強烈的怒意指向了巴達維亞法庭的兩位法官，正是他們在科恩的唆使下給莎拉判刑。
斯佩克斯拒絕與他們一同出席宗教活動，因此禁止他們參加聖餐，
考慮到荷印公司與荷蘭新教教會的密切關係，使那兩人在巴達維亞幾乎難以立足。
還有讚同法庭判決的委員彼得·弗拉克，也必須付出代價。
儘管斯佩克斯無權在不經公司董事會同意的情況下將其解職，
他能夠，也確實，確保了弗拉克在東印度的職業生涯就此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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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安東尼·範·迪門因為堅決抗議對莎拉的定罪，贏得了斯佩克斯的歡心。
在這個案件裡對抗總督科恩，安東尼·範·迪門展現出性格中相當堅定的一麵。
雖然他能有今天全賴科恩提攜，但是在這件涉及原則和公平的事情上，
安東尼·範·迪門依然有足夠的道德感去反對科恩。
同時安東尼·範·迪門也十分清楚，與總督科恩爭執是一件極其危險的事情，
因為後者性格強勢專橫，報複心很強，
他能迅速提拔安東尼·範·迪門，自然也能輕易地毀掉後者的前程。
事實上範·迪門和斯佩克斯在此之前就關係良好，從此以後更是成為密友。
1620年，科恩任命範·迪門負責荷印公司在日本平戶商館的審計工作。
在這一年裡，他與時任館長的斯佩克斯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而在斯佩克斯當選巴達維亞總督以後，
他們又建立了非常出色和互補的工作關係。
斯佩克斯曾在日本工作多年，是遠東問題專家，也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官。
但他討厭行政工作，是個不怎麼樣的管理者。
範·迪門恰恰相反，天生就是個管理人才和會計專家。
因此範·迪門成為了斯佩克斯的左膀右臂，
後者在各種行政事務中都有賴於他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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