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姑娘跑上台時，鞋跟在台階上磕了一下，臉“騰”地紅了。她攥著話筒的手在抖，聲音卻很清楚，對著大家說：
“我想，最大的感受應該是，犯了罪的人，生不如死，受人管製，失去了自由，不論吃的如何？穿的如何？都不能替代人身自由。”
“我媽常說，人活一輩子，就圖個平平安安。要是犯了法，被關在監獄裡，沒有了自由，就是頓頓給肉吃，又有什麼意思呢？”
她低頭瞅了瞅自己的鞋尖，又結合自己的親身體會說：
“我姥姥去年住院，我每天下班能去陪她說話，給她喂飯喂藥。要是進了監獄，就算知道家裡人病了，也隻能隔著監獄的鐵大門乾著急——那才是真熬人呢！所以，我們誰也不要犯法、犯罪，要遵紀守法！”說罷，把話筒遞給了山娃副廠長，再走下台時，還在不停地揉著眼睛。
台下頓時響起了一陣雷鳴般的掌聲，對於美玲的發言表示認可和讚同。
山娃接過話筒，滿懷深情地看著於美玲，輕嗯著點頭，一臉鄭重地誇讚說：
“嗯嗯！回答正確！表述的非常透徹。也就是說，在監獄裡，和外麵相比，那真是兩個世界，兩重天啊！昨天下午，我們親眼目睹了，一個光頭犯人小夥子，在車間裡，跪在了高監獄長的麵前，懺悔的自己打著自己的耳光，哭訴著說他的媽媽，身患癌症，恨不得馬上出去，給他媽媽治病，為他媽儘孝。
可是，他媽在家裡盼他回去，他卻眼睜睜的望著監獄的鐵窗外麵流淚，他一把鼻涕一把淚的哭著，說要去給他媽治病。
他在監獄裡服刑，隔著監獄大門如同隔著一座大山。他失去了人身自由，就像與世隔絕了一樣，哪能陪他媽去治病呢？他什麼都乾不了，什麼都管不了，隻有勞動改造，好好表現，爭取減刑出獄，才能實現為他母親治病的願望。
所以說，我們一定不要觸碰法律的紅線，一旦受到法律製裁，鋃鐺入獄，就會造成家破人亡，生不如死。為此，我們更要珍惜當今的大好時光，我們在工廠裡上班下班，每天八個小時工作製，加班還要給加班費。我們想吃啥就吃啥，想穿啥就穿啥。隻要不犯法，不犯罪，我們有自由，就是最大的快樂和幸福。”
話音未落，會場裡響起了經久不息的熱烈掌聲。有的年輕人眼睛濕潤了，有的激動了，鼓掌拍的手掌都紅了。
山娃副廠長演講過後，大家紛紛發言，說感受，談理想，表決心，講心願。會場裡掀起了高潮……
座談會結束了，但所起到的教育效果，卻是遠遠沒有結束，意義重大而深遠。
散會時，夕陽正斜斜地照進來，把會議桌上的蘋果染成了金紅色。於美玲拿著剛領的國慶福利——兩個蘋果、一袋瓜子，走在山娃後麵。
“趙廠長！”她忽然停下腳步，喊了一聲，聲音比平時亮了點，紅著臉接著問道：
“我剛才說的話，沒說錯吧？”
山娃笑著轉過頭來看著她，點頭回答道：
“說得好！以後在車間要是看見誰還犯迷糊，不好好工作，你就把今天的話再說說。”
他看著於美玲跑遠，看見萬金友正跟幾個工友說什麼，手比劃著，像是在發誓。風從敞開的窗戶湧進來，卷走了瓜子皮的碎屑，也卷走了剛才的眼淚和歎息。
遠處傳來孩子們的笑鬨聲，是附近家屬院的小孩在放風箏——山娃抬頭時，正看見一隻紅風箏掠過廠房的煙囪，飛得又高又遠。
這場座談會的餘溫，後來在車間裡燒了很久。有人看見萬金友把“遵紀守法”四個字寫在了工具箱上，有人發現於美玲在縫紉機旁貼了張紙條：“自由比啥都金貴”。
辦公室主任劉宇浩，座談會過後，把“珍愛青春，珍愛自由”，寫在了廠區大門口的大黑板上，金燦燦醒目的八個大字，在陽光的照耀下煜煜生輝。
窗外的野菊還在開，陽光落在塑料成品上，亮得晃眼。山娃想起曹廠長說的“教育不是一陣風，要警鐘長鳴！”。
此刻才算真正明白——有些東西，就像這十月的光，落進心裡，就再也不會走了。這場座談會，給塑料廠廣大青年帶來了正能量，增強了活力；也給中層以上領導帶來了無形的凝聚力。
1990年的秋老虎還沒完全退去，午後的陽光曬在興隆縣塑料廠的紅磚牆上，泛著一層焦躁的熱氣。
這天，曹廠長捏著聽筒的手指關節泛白，化肥廠的馬問天廠長，在電話那頭的聲音透過電流傳來，帶著點刻意壓低的興奮：
“喂！老曹，十月五號早上，北京城鄉商貿中心地下招待所109號，我在那兒等你。老宋說設備的事兒談妥了，咱見了麵就去找他，你要帶上三十一萬元現金，其中有中介費三十萬元、跑腿費一萬元。隻要你相中了設備，保準讓你把設備生產線拉回來。”
掛了電話，曹廠長的喉結上下滾了滾。辦公室牆上的掛曆圈著紅圈——十月五號，旁邊他用鉛筆標注上了“聚氨酯革設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