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學》到《中庸》，王棣侃侃而言，聲音清朗，不疾不徐，非止釋義精確，且能舉一反三，更說得通俗易懂，甚至蘇過還閃過這麼一個念頭：“好像比先生講的還好，至少這種大白話很容易明白……”
王安石頻頻捋須，老臉笑成了菊花開。
蘇軾連連頷首，歎道：“論教育子弟，某不如公遠矣。”他雖作《論學校貢舉狀》說“……且其為文也，無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偶，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士，付難考之吏，其弊有甚於詩賦者矣……臣願陛下明敕有司，試之以法言，取之以實學。博通經術者，雖樸不廢；稍涉浮誕者，雖工必黜……”核心主張即：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如果這樣，就可以了，與貢舉關係不大。最後結論是以詩賦取士，雖然不一定好，但是行之已久，不可一下子就廢掉。如果以經義取士，那麼弊病就比用詩賦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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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歸根到底，吟詩作賦，固然全無實用；但死啃經書，也無太大益處。
爭論的結果，最終采取了一項折衷辦法，就是把進士分為詩賦和經義兩科，有詩賦進士，也有經義進士。
蘇軾雖然反對以經義取士而主張以詩賦取士，但文人士大夫若是不通經史子集，至少無法踏入科舉門檻，四書五經乃必修之課，更是詩詞歌賦的基石，典故不清者何以作文？難不成自己杜撰典故？
說到杜撰典故，蘇軾還真做過這種事。
仁宗嘉佑元年三月，蘇軾試舉作《刑賞忠厚之至論》，獲得主考官歐陽修的賞識，卻因歐陽修誤認為是自己的弟子曾鞏所作，為了避嫌，使他隻得第二。
蘇軾在文中寫道：“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翻譯成白話文就是：上古堯帝時代，司法官皋陶三次要判一個罪犯死刑，堯帝三次赦免了他。因此天下人都懼怕皋陶執法的嚴厲，而喜歡堯帝用刑的寬仁。
歐、梅二公既歎賞其文，卻不知這幾句話的出處。及蘇軾謁謝，即以此問軾，蘇軾答道：“何必知道出處！”歐陽修聽後，不禁對蘇軾的豪邁、敢於創新極為欣賞，而且預見了蘇軾的將來：“此人可謂善讀書，善用書，他日文章必獨步天下。
理直氣壯、“想當然耳”的杜撰典故，不僅未遭致罵聲，反讓文壇大家歐陽修讚曰：“讀蘇軾書，不覺汗出，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由此衍生成語“出人頭地”，這真的是沒誰了。
總之，詩詞歌賦需要用典，這就需要多讀書，至少得通讀四書五經。
但讀書這種事，“一千個觀眾眼裡有一千個哈姆雷特”。經義釋解雖然大同小異，每個人的認知卻多少有些不同。重要的是，能吃透書中所述之旨用且化為己用，而非讀死書而被書圈禁思想。
在蘇軾看來，王棣便已到讀書能有自己解讀的階段，這對於一個十歲孩童來說，太難能可貴了。
這也正是蘇小妹最不喜之處，自己的大兄如此看重一個外人，直言王棣的才學遠勝蘇過，且觀王棣的作派不卑不亢、不急不躁，養氣功夫不遜大人，“有匪君子如琢如磨”，她便無由的有些心煩意亂。
少女的心思啊，又有誰能猜得透。
好在王棣隻當未覺，任他風吹雨打，我自巋然不動，倒教蘇小妹無處發作。
這日，王安石身體微恙，在“半山園”休養。蘇軾與黃庭堅及剛至江寧的佛印等人泛舟紫霞湖，王棣便領著蘇氏姑侄遊玩鐘山。
那數位士子口無遮攔的議論前輩是非，王棣倒沒什麼，嘴長在彆人身上，總不能拿膠帶封住不讓說話吧，但見蘇小妹麵露不豫，已處在暴走邊緣，遂起身：“走吧，帶你們去見識見識好玩意。”
蘇小妹嗤之以鼻：“前麵那寺廟吧，求神拜佛去呀。”
王棣搖搖頭：“這靈光寺經久失修，有些破敗，好在所處位置極佳，平日裡倒算得香火旺盛。而且這個時節，遊客至此，納涼避暑者較多，咱們便不去湊熱鬨了。嗯，寺後有溪澗，澗旁有茅屋兩間，我時常去玩耍，感覺不錯。”
蘇小妹撇了撇嘴：“就看有啥子好耍的。”一不留神，川蜀口音冒了出來。
好親切啊，王棣前世雖非四川人，但認識不少四川友人，猛然聽得一句四川話，不由心生恍惚。
這蘇小妹，辣妹子從小辣不怕，辣妹子長大不怕辣，辣妹子嫁人……就不曉得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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