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叔，早。”
穿著一身類似於後世的練功服，山麓林木皆裹素裝，大雪初晴，山間雖然無風，寒意猶凜，這青年卻衣著單薄，朝陽映照下，剛晨跑結束的臉上泛著紅暈，那是青春飛揚、健康強健的光澤。
發須花白的老者剛剛將陵墓左側存留的一處積雪清掃乾淨，回頭望向青年：“三郎早，跑完三十裡啦。”
青年擰腰壓腿做著拉伸動作，雙手劃了一個大圓：“沿玩珠峰腳跑一圈，不多不少正好三十裡。”
做罷長距離跑步後的修整動作，青年從老者手上接過點燃的三支香，在墓前蒲團跪下，恭恭敬敬的拜了三拜，朗聲說道：“阿公，早上好。”
墓碑上端端正正用隸書刻著數個字：王公安石之墓。右側兩行小字寫著：安石三蒞江寧，卜居鐘山，子姓兄弟，多著籍焉。
整座陵墓並不大，更談不上氣派，占地約一畝，墓前有華表、墳庵，兩側有樹木拱抱。墓前左側搭了兩間草堂，供守墓祭祀者居住。
此處是鐘山南麓的獨龍阜玩珠峰，遵王公生前遺囑，除其父親王益和大哥王安仁葬牛首山外，其與兒子王雱皆葬於此處。
是的，此處便是褒貶不一的完美主義者、倡導主持新法引發朝野紛爭的前翰林學士、參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左仆射、觀文殿大學士、荊國公、司空、太傅……臨川先生、半山居士、介甫公王諱安石之墓。
元豐八年，神宗去世，趙煦即位，改元元佑，由太皇太後高氏垂簾聽政，加王安石為司空。高太後在神宗時就強烈反對變法，等到自己聽政後，立即起用司馬光為相，全麵廢除新法。史稱“元佑更化”。
在得知新法被全麵廢除之後，元佑元年四月，王安石鬱然病逝於江寧鐘山，享年六十六歲，獲贈太傅，葬於江寧半山園。
死亡是一道黑色門檻。王安石死了，這個王朝再也沒有支柱，這個時代再也沒有靈魂。不管怎樣，王安石的生命持續一天，對於某一部分人們而言，就仰望他一天，即使不再發號施令，可仍然是一麵旗幟，一種標誌，一個信號。
司馬光聞訊，發出一聲輕輕的歎息。政治家沒有了對手，生命再也沒有了激情和鬥誌。這位新上台的宰相，此時正在家養病，當即提筆給另一位宰相呂公著寫了一封信。
在這封簡短的書信中，司馬光有些失落，有些恨意，也有一些宰相肚裡好撐船的姿態。他對王安石的道德文章進行了肯定，而對作為政治家的王安石，進行了全盤否定。
小皇帝趙煦就追贈王安石為太傅，並命中書舍人蘇軾撰寫《王安石贈太傅》的“製詞”。
作為王安石政治上的敵人但又是人格上的知己的蘇軾如是言：“……將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異人。使其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用能於期歲之閒，靡然變天下之俗……”
他並沒有以舊黨的口吻全盤否定王安石，而是公正地評價了王安石，對他的事業、學術、文章表現了高度的理解與推崇。
王公逝矣，其生前敵後諸多評語如韓琦之“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曾公亮之“上與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唐介之“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論議迂闊，若使為政，必多所變更。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擾”、曾鞏之“鞏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司馬光之“人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黃庭堅之“餘嘗熟觀其風度，真視富貴如浮雲，不溺於財利酒色，一世之偉人也”……或褒或貶、或敵或友，都無關重要。逝者長往矣，管它洪水滔滔。
王棣卻想了很多，於他而言，王安石不僅僅是一個時代的符號，更是他的親人，是疼他愛他、關懷嗬護的長輩，也是頂天立地、具有極強人格魅力的真男人，可用“俯仰無愧天地，褒貶自有春秋”定義其一生。
在他看來，王安石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
作為一個文化人，王安石本該有很多路可走。位極人臣，光宗耀祖，享不儘的榮華富貴；或是做朝廷的禦筆，小心翼翼，寫些歌功頌德的文章，他的詩文本來就是第一流的；如果“不為五鬥米折腰”，那就到桃花源去，青山綠水，男耕女織，天倫之樂，也是一種選擇。
人各有誌，有人向往淺灘，有人向往大海，偏偏王安石是人中之龍，是熱血男兒，是個有性格的文人，對政治的關注，對國家安危的關注，對朝廷命運的關注，一直貫穿到他生命的結束。他甚至恥以文士自名，其文學思想也表現出政治家的色彩，宗旨在於經世致用，重道崇經。的確，他作為政治家、思想家出現在北宋的曆史舞台上，兩任執政，倡導變法，權傾天下，在當時的地位及對後世的影響，都是曆代文人難以望其項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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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他的一心為民的變法並未受到大多數人的接受且歡迎，在相當一部分人看來，是大逆不道，是有悖祖製，是為一己之私的冒進，是置萬民於水深火熱的大破壞。
是以，神宗皇帝一旦殯天，新帝登基，高太後垂簾聽政，起用司馬光為宰相，新法幾乎全被廢掉。
此時，三冗危機猶存，內憂外患仍在，但“隻可徐徐圖之也”。
一朝天子一朝臣，人走茶涼賓換主；由來隻有新人笑，有誰聽到舊人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