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客是僧人，雖是寒冬，仍然著一件甚是單薄的灰色僧衣，笑盈滿麵，若彌勒佛，雙掌合什：“老居士，了元僧人又上門聒噪了。”
老夫人慌忙還禮：“大師來訪，老嫗未及遠迎，實在失禮。”
王棣認識這了元僧人，便是數年前見過的蘇軾的好友佛印。他想了想有關此僧的記憶，也是不敢怠慢。
佛印，江西浮梁人，俗姓林。法名了元。神宗皇帝欽仰其道風，贈號“佛印禪師“。
其自幼學習儒家經典，三歲能誦《論語》、諸家詩，五歲能誦詩三千首，長而精通五經，被稱為神童。
蘇軾謫黃州時，佛印住廬山歸宗寺。二人常相往來，過從甚密，稱為至交，且應酬文字很多，樂為人所傳誦。
如蘇軾作《戲答佛印》詩曰“遠公沽酒飲陶潛，佛印燒豬待子瞻。采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為誰甜。”借東晉陶潛與慧遠的故事以喻自己與佛印，體現了二人之間深厚的友誼，足見意氣相投，百無禁忌。
了元雖被封禪師，卻無絲毫得道高僧之莫測高深感，遊戲人間，最喜遊山玩水。
這不，大師去歲離開歸宗寺，往山東走了一圈，得知蘇東坡出知杭州，又一路遊賞著要去探望好友。隻因近一月來風雪所誤，耽擱了行程，乾脆走走停停，待回揚州過了年再去往杭州。
老夫人與禪師探討了一番佛理，有些犯困，自去休憩，留王棣及王旁、王旉等待客。
過不多時，王安禮聞訊也回了半山。
二人與蘇軾皆是好友，平素亦有書信往來，卻也數年未見，免不了“互訴衷情”一番，但話題終究離不開蘇軾。
王安石黯然道：“子瞻素來直言，此次又為此所累，徒呼奈何。”
“今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食遊士。百裡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於是，軍旅謀於是，又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則無乃徒為紛亂，以患苦天下邪？”了元誦了一段，歎道：“當年王丞相主張變法，東坡上奏折反對，言變法之舉太過急近，於國於民無所裨益，因而被貶黃州。”
王安禮默然，這段往事他自是明了的，其時他也上書反對變法。
了元又說：“然東坡居士與半山居士並無私人恩怨，且為神交摯友。當年在此地可是頗多唱和。”
“政見相左罷了，與人格無關。”王安禮點點頭，慨然說道：“元佑元年七月，子瞻奉敕祭西太一宮，見家兄題在壁上的一首六言詩，詩言‘柳葉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東西。今日重來白首，欲尋陳跡都迷’。子瞻不禁感慨係之，遂提筆寫了《西太一見王荊公舊詩偶次其韻二首》……”
“秋早川原淨麗，雨餘風日晴酣。從此歸耕劍外，何人送我池南！但有樽中若下，何須墓上征西？聞道烏衣巷口，而今煙草淒迷！”了元念罷，誦聲“阿彌陀佛”。
又是一陣默然。
王安禮想的是，神宗皇帝及兄長相繼謝世，皇太後當政，向司馬光征詢治國方略，司馬光上《乞開言路劄子》，建議“廣開言路”，主張新法必須廢除，要對農民施以“仁政”，接著上第二份奏疏《修心治國之要劄子》，重點談用人賞罰問題，提出保甲法、免役法和將兵法是“病民傷國，有害無益”。他又上《請革弊劄子》，又在《請更新新法劄子》中，把新法比之為毒藥，請求立即采取措施，全部“更新”。廢除了保甲法、方田均稅法、市易法、保馬法。在其拜相後，很快就廢除了免役法、青苗法。
自此，新法皆廢。舊黨不僅控製了整個朝廷，對新黨的打擊和傾軋也始終如一，從未放鬆過。舊黨劉摯、王岩叟、朱光庭等人甚至竭力搜尋新黨章惇、蔡確的傳聞軼事，任意加以穿鑿附會，對其進行詆毀，並引發“車蓋亭詩案”。
“俱往矣，介甫公卒，新法罷，舊法興，隻是不論新法、舊法，都太極端，皆於民無益。”了元想的卻是蘇軾因而又受牽累，歎息道：“東坡居士為此反駁司馬相公言‘差役、免役，各有利害……此二害輕重，蓋略等矣。’前後罪了二位丞相，唯一人耳。”旋即笑道：“如此也好，蘇杭相去不遠，東坡既知杭州，日後相見之日多也。”
王安禮深以為然：“在朝未必好，外放未必不好，依著子瞻兄的性情，倒是主政一方更妥。”
王棣暗暗附和，心想，蘇東坡才學無雙，在文壇的地位無可撼動，但做官嘛……就實在是馬馬虎虎了，性子耿直，脾氣曠達，太容易得罪人，若非如此，亦不至於宦海浮沉、命途多舛了。
王安禮與了元大師談論的話題雖非諱莫如深之事，但牽涉到前輩先人，王旁等不便插口，隻靜靜的聽著。
了元卻甚是健談，不經意間與在座之人都交談了數語，果然是“普渡眾生”，麵麵俱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