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貢於遼”，隻是蟄伏壯大前的隱忍，是秣馬厲兵，是磨刀霍霍。
可是，除了他王棣，沒有人會意識到女真人會給宋國帶來怎樣的傷害。
這樣的感覺很紮心，卻隻能獨自承受。
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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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年，大文豪、大改革家、大相公王安石去世近四年，玩珠峰上的王氏陵墓打理的乾淨整潔。王家祖孫三輩悉數到場為宗親先祖祭奠。
香煙嫋嫋中，王棣神情肅穆。悲傷自是有的，畢竟與王安石相處十餘年，祖父的慈愛仍曆曆在目。拋卻對曆史名人的敬仰尊崇不說，單是這份醇厚的舐犢之情便足以感恩記存。
他倒是知曉後世對王安石的評價，或褒或貶，不一而足——
後世另一位改革家、維新變法的領袖梁啟超，如是評價王安石：“其德量汪然如千頃之陂，其氣節嶽然若萬仞之壁，其學術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
可在這往後的百多年，王安石可沒有這麼好的名聲，在《宋史》之中，他還被列入奸臣傳中。而南宋則更甚，直接把北宋滅亡的原因也歸結到了王安石的頭上，若是單看宋史的話，恐怕王安石就會取代秦檜，成為宋朝的頭號大奸臣了。
造成這樣結果的原因隻有一個，那就是因為王安石的變法，變法初期，宋朝到處都是哀鴻遍野，饑民流亡各地，這也難怪朝中的有識之士對王安石如此不屑，會被當時的人稱為“大奸臣”。是有“昔王安石當國，惟以破壞祖宗法度為事，每於言路，多置私人，持寵養交，寖成大弊”、“惟王莽、王安石、賈似道三人力任為必可行，而皆以擾民致亂”、“除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於大亂”、“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等諸多批判之言。
不過，宋元以後，包括與朱熹同時代的大儒陸九淵，以及元代的吳澄、虞集，明代的陳汝錡、章袞，清代的顏元、李紱、蔡上翔等，不斷有學者有意識地為王安石辯誣、翻案。
而共和國創建人“可謂有專門之學者矣，而卒以敗者，無通識，並不周知社會之故，而行不適之策也”的評價可謂是切實中肯、不偏不倚。
總之，後世對王安石變法）評價不一，讚頌、貶惡皆有，所謂“是非功過任由後人評說”，但終究沒有統一的論斷。
但僅王棣一家之言，王安石的變法之舉動機是極好的，隻是實施過程中損害了既得利益階層的利益，是動了好大一盤奶酪，自然招來了唾罵及激烈反對。變法失敗，很是正常。王安石，隻是在不對的時間做了對的事情。其人其事，足以載入史冊為後人稱頌。
隻是，就時下而言，新政儘廢，王相公終究要被清算，若依著原本的曆史軌跡，靖康元年，高宗把“國事失圖”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及其新法，乃追奪王爵，毀去配享的畫像，降王安石從祀於廟廷。
及至元清，王安石一直被多方貶低，“然其王安石）為人，質雖清介而器本偏狹，誌雖高遠而學實凡近。……今謂安石之學，獨有得於刑名度數，而道德性命則為有所不足……夫以佛老之言為妙道，而謂禮法事變為粗跡，此正王氏之深蔽”這樣的評價，是為主流之聲。
不論公私，王棣是不願操勞奔波、為國為民的王安石落得如此身後事。或許，他可以有所作為，為乃祖正名。
王安石陵墓前的此番心理曆程，外人是無從知曉的，隻是王棣給自己設定的人生目標之一。
當然，很難，儘力去做吧。
清明節過後的南行，是應邀之旅，目的地是杭州。
去歲，蘇軾任龍圖閣學士、知杭州。
數年前，王安石與蘇軾相會於蔣山，一笑泯恩仇，因政見不同造成的隙怨煙消雲散。
那期間，蘇軾惜王棣之才，結下善緣。其後王棣多有書信予東坡居士請教學問，蘇東坡不吝提點。二人仿若忘年交。
蘇軾任杭州知州，便邀王棣前往作客。
王棣自是欣然應允，得大文豪另眼相看，是件幸事。而那二位年齡相仿的友人，姑姑與過兒，經年未見，甚為想念，正好再度相聚。
至於聶勝瓊，倒是很不客氣、死乞白賴的要隨行。她並非王家仆從，來去自由，隻能由得她。
杭州嘛，前世去過數回，不知如今是何光景，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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