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湖款項？
這才是萬事俱備隻欠東風，無東風萬般皆休，唯東風不破啊。
縱然蘇太守將《乞開杭州西湖狀》寫的花團錦簇，且成功地說服了太後，但治湖可以，要錢的沒有。
泱泱大宋，富庶遠勝曆朝曆代，但國庫也是真的不充盈呐。
富庶的隻是“士大夫”之流。宋朝的一品大員(宰相、樞密主官)為例，即使沒有爵位，其月薪也能達到300至400貫，是漢代的十倍。這還不算官員本人還有各種換季服裝、絹、綿、祿米等“福利補貼”，官員家屬還能按照等級獲得衣服、糧食、茶葉、酒、炭，甚至是馬料等種類繁多的“恩蔭補貼”。為官清廉的包拯包大人，年薪便遠超二萬貫。
苦的是農民。農民除了交田稅之外，還得交無數種附加稅，頭子錢、義倉稅、農器稅、牛革筋角稅、進際稅、蠶鹽錢、曲引錢、市例錢等等，能給農民拔下一層皮來。連朱熹都感歎，“古者刻剝之法，本朝具備”。
至於說商業興盛也是真的，但經濟和貿易實在難言成功，反倒是遼國在和宋朝通商後從宋這裡賺走了大量銅錢……患在於錢之荒，而不在於錢之積。夫錢貴則物宜賤，今物與錢俱重，此一世之所共憂也。蕃舶巨艘，形若山嶽，乘風駕浪，深入遐陬。販於中國者皆浮靡無用之異物，而泄於外夷者乃國家富貴之操柄。所得幾何，所失者不可勝計矣。
不過值得欣慰的是，雖然宋朝農業和工商業從業者都很貧窮，但是橫征暴斂的宋朝國庫卻更加空虛。宋朝士大夫階層的貪腐現象之嚴重，堪稱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宋朝士大夫的生活極儘奢靡，即便是一代賢相的寇準，也是“少年富貴，性豪侈，喜劇飲，每宴賓客，多闔扉脫驂。家未嘗油燈，雖庖所在，必然炬燭。”
大宋雖富，但因三冗、歲幣及高薪養廉的種種因素存在，是真的……沒錢啊。
想朝廷下撥數十萬貫錢治理區區一地之湖，想的太多。
要一個十六歲的少年郎想法解決治湖款項，真的敢想。
王棣忍不住想翻白眼，喝了口茶，說道：“可將淤泥置於湖畔，或成良田，亦可種植菱角、蓮藕等物，且或租或售，放予百姓。隻要價格合適，想來是大受歡迎的。此事可先公告之，有意耕種者簽下契約，先付訂金若乾。如此可先獲部分資金……但重頭戲是……”
他又慢慢的說了兩個字：“眾籌。”
將未見影兒的東西租售予百姓，畫一張大餅，空手套白狼呀。不過，正兒八經的通過官府獲得土地或獲得土地的使用權，於平民百姓而言，是大好事，必會趨之若鶩。以此籌得部分資金，可行，可為。
但眾籌又是何意？
蘇軾三人麵麵相覷，個個懵圈。
王棣免不了解釋一番——眾籌，顧名思義，即在民眾募資，以支持發起的個人或組織的行為。
好在蘇軾思想較為前衛，這從他建“雪堂救兒會”孤兒院）、“安濟院”公立醫院）等事可見一斑，聽王棣粗略一說，便明白了其中奧妙，緩緩點頭：“倒是可行，隻是，以何名目呢？又該怎樣籌？”
王棣悄悄悄觀察三人神情，皆是麵露憂慮，看來真的是一籌莫展。也是的，禍不單行呀，老蘇同誌去年七月上任，就遇上大旱、瘟疫，好不容易妥善處理，轉年又是降雨不歇，頗有久雨成澇之虞，怎不焦頭爛額？而疏浚西湖事關民生大計，自是越早施工越好，但工程款不到位，說什麼都沒有枉然。
“時下連日降雨，疏浚之事可暫擱淺，正好留以籌措款項，子瞻先生不必過慮。有的放矢，事半而功倍……”王棣很是誠懇地說了兩句，繼而話題一轉：“度牒如何？”
空氣似忽然凝固了一般，“瓊節草堂”出現了短暫的真空帶。
對蘇軾而言，原本灰暗的天空豁然開朗，陰霾一掃而空。
是啊，度牒，就是它了。
度牒，度僧牒省稱，也叫戒牒、黃牒，是僧尼受戒的文字憑證，有度牒的僧尼，可以免除賦稅和勞役。官府可出售度牒，其收入以充軍政費用。
唐天寶年間，楊國忠遣禦史崔眾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萬錢。
宋英宗治平四年，賜陝西轉運司度牒千件，糴穀賑濟，皆為鬻度牒之利。本朝度牒，不僅有法定的價格，而且它的價格還隨使用範圍的擴大而與日俱增。元豐七年著令度牒每道為錢百三十千，夔州路至三百千，以次減為百九十千，到了此時則定價為三百千。
售賣度牒，絕對是暴利啊，乃是朝廷軍政的重中之重。
對啊，請朝廷降度牒若乾，何愁治湖之資？這真是旁觀者清當局者迷了，蘇軾興奮地來回踱著步，口中念念有詞：“某這就上折子，就叫《杭州乞降度牒開西湖狀》。如此一來，萬事俱備，東風也至，大事可期也。”
念叨幾句，他哈哈大笑，手指王棣：“三郎大才，隻恨非吾家千裡駒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