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抑糧價，是有先例可循的。
如汴京、杭州這等大城市依賴商品糧的人很多，因此常有商人投機的情況發生。為此官府積極介入調整糧價的例子很多。例如，大中祥符二年，“戊申，詔司農寺，京師所糶常平倉粟，前詔雖已減價，可更鬥減五錢。自是訖六月，凡糶九千餘斛，京市物價以故稍平”。神宗熙寧七年，開封“時米價鬥錢百五十，已詔司農寺，以常平米三十二萬斛、三司米百九十萬斛，平其價至鬥百錢。至是又減十錢，並至官場出糴，民甚便之”。
地方亦有對付商人利用商品的季節性和地域性進行囤貨居奇采取的措施的著名案例為，皇佑二年，“範蜀公記範文正治杭州，二浙阻饑，穀價方踴，鬥錢百二十。公遂增至鬥百八十，眾不知所為，公仍命多出膀沿江，具述杭饑，及米價所增之數。於是商賈聞之，晨夜爭進唯恐後，且虞後者繼來，米既輻湊，遂減價，還至百二十。包孝肅公守廬州，歲饑，亦不限米價，而商賈載至者遂多，不日米賤”。
熙寧八年，吳越地區逢旱災，於是趙扡“又為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通過擴大供給之策，穩定了糧價。
元佑五年的杭州，與皇佑二年那次饑荒較為相似，正可借鑒。
平抑糧價一事，蘇軾臥床統籌，由司戶參軍負責，李格非、王棣輔之。
操作這種實務於王棣而言，是大姑娘上花轎——頭一遭，好在這方麵的操作流程大抵是依循先例，也無需他去殫精竭慮拍板定奪，隻跟著打打醬油。這是蘇軾在著力培養他，這樣的曆練機會可遇而不可求。
五月十七，城內外遍貼官府公示，粗粗地說了杭城的困局：
因澇害導致杭城糧價狂漲，已飆升到一千五百錢一石；災民太多，官府常平倉難以為繼，希望糧商能為國為民做做好事，如踴躍捐糧、配合官府平抑糧價；鼓勵附近州縣糧商運糧至杭城，共度時艱。等等。
這樣的方略，於糧商而言，一樣的配方，同樣的味道。即便在王棣的建議下，多了一條“勒石記功”，不也是同樣的套路？
某豪邸，恭恭敬敬的送走李格非與王棣，大腹便便的中年、本地最大的糧商嗤笑：“賑濟使？一個迂腐書呆子，一個毛頭小子，傻乎乎的上門忽悠某？真真好笑。捐糧？表表心意唄，獻上個三五十石算是大方的了……不就範文正那套麼，怕是沒那麼好使嘍……”
同樣的一幕在各大糧商宅邸重複上演：
“皇佑二年的糧價上漲是旱災引發，範太守出奇招立奇功。此次可是不同，官道毀壞，水道淤塞，外埠糧食進不來，想借外力消弭糧荒？談何容易……”
“勒石記功？倒是誘惑人哪。不過，為了那些微虛名而放棄唾手可得的豐厚利潤，孰輕孰重？大概誰都知道該怎麼選吧……”
李、王二人一次次失望而歸，相視苦笑。
東漢將軍竇憲率領漢軍及南匈奴、東胡烏桓、西戎氐羌大破北匈奴之後，封燕然山，勒石記功。
本朝太祖勒石，鎖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讀。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孫；二、不殺士大夫；三、不加農田之賦。
刊碑勒石，以為頌揚美德，銘刻傳承。
王棣拋出這一手，原想著或許能有奇效。
本朝是有史以來唯一長期不實行“抑商“政策的王朝。本朝開創以來，即治坑礦、組織茶鹽開發。因而大量從土地中解放出來的農民投入商業手工業中，民間經濟受到刺激，突飛猛進。創造了空前的財富與繁榮。在本朝立國之初，太祖就號召人們“多積金、市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宋太宗也曾下詔“令兩製議政豐之術以聞“，令官員們研究理財求富之道。神宗則認為“尤先理財“，發過“政事之先，理財為急“的詔令。
雖然如此，但商人的地位仍是不高，“士農工商”，商為末等，自古如是。
不過，商人既富，自然想提升社會地位，通過贈物施藥、收恤孤獨、安置病老、濟婚助喪等方式對社會弱勢群體提供救助，是宋代商人參與社會慈善救濟最基本的形式。
諸暨商人張緒，平居固救鄰曲，多趨人急，或窶且病，遺之珍藥，不以貴靳，嘗大雨雪，寒泫積日，府君登樓憑眺，有至脯西無炊煙者，然發困分贍，所全活甚眾。
成都以商致富的劉革，好施惠出天性，凡以冠昏貧病死徙叩門丐貸，無戚疏高人，皆實而歸。
揚州高郵富商徐成甫，友人以貧不能葬其親者……即為買田，出錢以辦喪事，而友人之親得葬者五喪。至於字親族之孤，急交遊之難，賴其施者甚眾。
徙家京師，賣藥自給的陳靖，或遺金帛，即散道士丐者，未嘗有所蓄。
在災荒之際，不乏商人本著向善樂施、積財能散的好義精神以糧食減價出糶或無償賑濟，幫助災民渡過難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