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這篇《少年中國說》影響頗大，是一篇篇幅較長的政論文。被公認為梁啟超著作中思想意義最積極，情感色彩最激越的篇章，作者本人也把它視為自己“開文章之新體，激民所之暗潮”的代表作。
此文感情飽滿，氣勢昂揚，具有非常強大的震撼力。讀之則深受感染，繼而熱血沸騰。
這樣的文章無疑是極具鼓勵性的，字裡行間洋溢著的民族感與愛國心極易引發共鳴。
李節便是其中之一。
他是一個讀書人，所謂讀書人，是指心揣夢想、最易衝動、最易被鼓動的人。
《少年中國說》對讀書人的殺傷力無疑是巨大無比的，那一個個文字仿佛自帶魔力，讓他的目光不肯移開。
彼時的科舉限定經義題不準超過五百字，策與論不準超過七百字，但《少年中國說》除卻標點符號也有三千三百餘字，若是全文抄寫怕是不成的。
王棣動筆前便想到了此節，文中一些不符時情的句子自然首先剔除，再刪減不太重要的句子，大致能保留原文精髓便可以了。
然而一旦提筆，卻發覺自己太過想當然了。這篇文章層層遞進，邏輯嚴密，若是刪減太多，勢必會失卻原文精要，呈現出的隻會是四不像。
沒辦法，隻能是儘量縮減了。這麼一來，不經意間，他的這篇策問已超過限定的七百字。問題是，一旦動筆，他就感覺有些話如鯁在喉不吐不快，顧首忌尾的實在不舒服，那就任性一回吧。
他一任性，李節也跟著任性了。
雖然考場規定並沒有“不可長時間呆在某考舍前”這一條，但這麼做顯然是忌諱的。畢竟，身為主考官，一旦這麼做了，透露出來的信息便是對這個考生“另眼相看”，這會讓閱卷官以為：這名考生是主考官看重的，是“通”是“否”你們掂量著辦。
所以，李節的任性讓監考官閱卷官）們壓力山大啊。陪同巡視考場的那位監考官趕緊咳了幾聲，提醒李節莫太“過分”。這要是傳出去讓有心人抓住了做文章，最起碼也是有損清譽的。
李節終算是回過神來，咳了聲，若無其事的負手行開。至於他心裡想些什麼，就不足為外人道了。
王棣心無旁騖的寫著，腦子裡儘是那些個激情如潮的句子，不停地在過濾、考量，在儘可能保留原汁原味的情況下刪減。
這是種很玄妙的感覺，仿佛一個個文字都有了生命，在他腦子裡排列組合；又似激情昂揚的士兵昂首挺胸，在列隊等待著他的檢閱。他思緒轉幻，一些個確定不用的文字倏然遠逝，留下需要的文字排列成完整的句子一行行上翻……
如此玄之又玄的場景如幻燈片，更似電影膠片一格格閃現，讓他整個人都沉浸其中，似與世隔絕。
直到他停筆，這樣的感覺才慢慢散去。
望著兩頁考卷上的字，他想：人說文字是鮮活、有生命的，原來真是如此。
這篇縮減過的《少年中國說》至少也得有一千五、六百字了，遠遠多於限定的七百字。但，不管了，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再刪減是絕對不成了，重寫另一篇又來不及，就這樣吧。
規矩是死的，人是活的。他就不信，這樣充滿鼓動性的文章會讓閱卷官給否了。頂多是有爭議，也頂多拿不了解元。
他這是對讀書人有信心哪。
這天，他睡的很早很香，一夜無夢，次日醒來元氣滿滿。
少年人固然愛犯困，卻也精力充沛。
第三場的論題是：試論“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一見這題，王棣笑了。
前世看過不少穿越文，明穿小說看的尤其多。
顧炎武《日知錄》中說道：
“經義之文，流俗謂之八股，蓋始於明憲宗成化年間，如《樂天下者保天下》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樂天’四股，中間過接四句，複講‘保天下’四股，複收四句，再作大結……”
在朱元璋洪武三年，詔定科舉法，應試文仿宋“經義”，其後此種文字講求格律，八股文的格律形式就形成了。
八股文的每個段落死守在固定的格式裡麵，連字數都有一定的限製，尤其是起股、中股、後股、束股的部分要求嚴格對仗，類似於駢文，書寫難度甚高。
雖如此，但想出仕為官，想出人頭地，萬千學子唯有絞儘腦汁與八股文打交道，其中能通關的自是此中好手。
李節怎麼想到出這種題，雖然也可歸為“論”，但題出自《論語.顏淵》，怎麼看也像是經義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