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7月18日清晨,新德裡英迪拉·甘地國際機場沐浴在季風雨季的濕熱薄霧中。
晨光透過低垂的雲層,灑在濕漉漉的跑道上,反射出微弱的銀光。空氣中彌漫著泥土、青草和航空燃油的混合氣味,棕櫚樹的寬大葉片在微風中輕輕搖曳,滴落晶瑩的露珠。
機場塔台上,印度國旗與俄羅斯三色旗迎風飄揚,旗幟邊緣因潮濕而略顯沉重。
跑道儘頭,俄羅斯總統鮑裡斯·葉利欽的專機——一架塗著白色與藍色條紋的伊爾62——在引擎的低鳴中緩緩滑行,最終停穩在指定位置,機身在晨霧中宛如一頭沉睡的巨獸。
地勤人員訓練有素,動作迅捷而精準。兩輛黃色地勤車拖著鋁合金舷梯,穩穩停靠在機艙門前,輪胎在濕滑的地麵上留下淺淺的痕跡。
一條猩紅色地毯從舷梯底部鋪展開來,厚實的地毯邊緣繡著金色花紋,一直延伸到航站樓的貴賓入口,足有兩百米長。
地毯兩側擺放著整齊的熱帶花卉,朱槿與雞蛋花的紅黃花瓣在霧氣中格外鮮豔,散發著淡淡的清香。
印度新政府的工作人員身著筆挺的白色製服,胸前彆著國徽徽章,手持對講機,低聲協調安保與禮賓細節。
遠處,媒體記者被鐵欄杆和武裝警察隔在警戒線外,數十架相機與攝像機的鏡頭對準停機坪,閃光燈在霧氣中閃爍,試圖捕捉這一曆史性訪問的每一個細節。
機場周圍的安保嚴密得如同鐵桶。狙擊手隱蔽在塔台與航站樓的製高點,狙擊鏡的十字準星掃過每一個可疑角落。
新印度人民軍的裝甲車停在機場外圍,迷彩塗裝在晨霧中若隱若現。
天空隱約傳來直升機的旋翼聲,兩架“雌鹿”直升機在低空盤旋,確保沒有任何未經授權的飛行物接近。
機艙門在液壓裝置的輕響中緩緩打開,總統葉利欽的身影出現在門口。這位俄羅斯總統身著深灰色阿瑪尼西裝,襯衫領口微微敞開,露出幾縷花白的胸毛。
他的臉色因長途飛行而略顯疲憊,眼袋下垂,但眼中仍帶著外交場合慣有的自信與從容。
他抬起右手,準備向迎接的人群揮手,嘴角擠出一抹標誌性的笑容,露出幾顆牙齒。
然而,當他的目光掃過舷梯下方的景象時,笑容瞬間凝固,像是被一盆冰水從頭澆下,整個人僵在艙門口,右手的動作懸在半空,像是被凍結的雕塑。
紅地毯兩側,數百名身著薄款夏季常服的士兵列成兩道整齊的方陣,站姿筆直如標槍,雙手緊貼褲縫,紋絲不動。
這些士兵身材高大,平均身高超過一米八五,膚色白皙,斯拉夫人的高鼻梁與深邃眼窩清晰可辨。
他們頭戴寬大的蘇軍式大簷帽,帽簷壓得很低,陰影遮住半張臉,隻露出冷峻的眼神。軍服雖是夏季款,卻熨燙得一絲不苟,肩章上閃著銅質徽章的光澤,胸前彆著戰鬥勳章,金屬在晨光中反射出刺眼的光點。
更為刺眼的是方陣後方的旗幟——數十麵紅底金色鐮刀錘子的蘇軍軍旗,高高飄揚,旗杆頂端的金色矛頭在霧氣中閃著寒光。
旗幟在晨風中獵獵作響,遮蔽了半個天空,鮮紅的底色如血般刺眼,金色的鐮刀錘子圖案在葉利欽眼中宛如一記重錘,狠狠砸在他的胸口。
他的喉嚨乾澀得像吞了砂礫,雙腿不自覺地一軟,險些失態。
他下意識地扶住舷梯的冰冷扶手,腦海中閃過一個荒誕的念頭:轉身逃回飛機,立即飛回莫斯科。
但理智如鐵鏈般將他拉回現實。作為俄羅斯總統,他無法在如此重要的外交場合失態。
他的目光掃過地毯儘頭,那裡站著一位身材魁梧的軍人,身著深綠色蘇軍式製服,肩章上鑲著金色將星,胸前掛滿勳章,正是維拉迪摩將軍。
維拉迪摩的臉上帶著一絲意味深長的笑意,葉利欽的嘴角抽搐了一下,強迫自己擠出一抹笑容,硬著頭皮邁下舷梯,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
維拉迪摩將軍快步迎上,步伐沉穩如山,皮靴踩在地毯上發出沉悶的響聲,寬闊的肩膀撐滿製服。
他伸出右手,聲音洪亮而帶著一絲戲謔:“歡迎您,總統閣下!”
葉利欽勉強回應,伸出自己的右手,兩人的手掌用力握在一起。維拉迪摩的手掌寬大而粗糙,布滿老繭,握力之大讓葉利欽感到骨頭都在吱吱作響,仿佛對方恨不得將他的手捏碎。
葉利欽的嘴角再次抽搐,額頭滲出細密的汗珠,強忍著劇痛,臉上卻不敢流露分毫,隻能擠出一抹僵硬的笑容。
就在兩人握手的瞬間,站在方陣中央的庫可夫上校猛地抽出腰間的哥薩克彎刀,刀刃在晨光中劃出一道刺眼的寒光,宛如流星劃過。
他高舉彎刀,聲如洪鐘:“軍樂隊,準備!”
話音未落,方陣中間的軍樂隊迅速動作,三十名樂手舉起樂器——銅號、長笛、單簧管、大鼓與定音鼓,整齊劃一。
庫可夫刀鋒一揮,軍樂隊開始奏響《國際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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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昂的旋律如驚雷炸響,席卷整個停機坪:
“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