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九年五月末的天津城，空氣裡彌漫著硝石和血腥混合的滯重氣息。
海河渾濁的水流裹挾著燒焦的木頭、撕裂的布片，無聲地流過望海樓那片觸目驚心的廢墟。
斷壁殘垣焦黑如炭，幾根倔強斜指天空的梁柱，無言地訴說著十餘日前那場衝天烈焰的暴烈——法國領事館、仁慈堂，連同英國、美國的幾處講書堂，儘數在暴民的狂潮與烈火中化為烏有。
更令人心悸的是，法領事豐大業、其秘書西蒙，以及三名無辜的俄國商人，橫屍街頭，血染津門。
直隸總督衙門的簽押房裡，曾國藩仿佛一夜之間又蒼老了十歲。
案頭堆積如山的是各國措辭嚴厲、充滿恫嚇的照會，法、俄、英、美，四國如同嗅到血腥的群鯊，以“懲凶”、“抵命”、“賠款”為名，聯成一氣，兵艦在渤海灣外遊弋，炮口森然指向大沽口。
朝廷一日數道嚴旨，字字如鞭，抽在他早已不堪重負的心上：
“……著曾國藩即行嚴拿凶犯，按律懲辦，以儆效尤，迅結此案，毋再遲延，致啟釁端！”
燭光在他深陷的眼窩裡投下濃重的陰影。
他提筆的手微微顫抖，墨汁滴落在奏折草稿上，暈開一團絕望的黑。他何嘗不想細查深究？
然而，朝廷催命般的壓力，洋人步步緊逼的咆哮，天津本地士紳那或明或暗、複雜難言的怨憤與自保之情，交織成一張他無法掙脫的巨網。
真相？在這雷霆萬鈞的內外交迫之下，已成了最奢侈也最無用的東西。
“中堂，”幕僚的聲音帶著不忍，“俄人那邊，催逼甚急，那三條人命……”
曾國藩閉上眼，喉結艱難地滾動了一下。
他仿佛聽見了那三名俄國商人臨死前的慘叫，看見了他們家人遠在異國的悲泣。但此刻，他隻能選擇犧牲。
“……誤傷俄商之四名凶犯，”他聲音沙啞，字字千鈞，“按律……擬斬立決。”
這四個字耗儘了他最後一絲氣力，也徹底模糊了案件裡的是非曲直。
倉促的奏結，如同飲鴆止渴，隻為暫時堵住那幾乎要掀翻朝廷的滔天巨浪。
他心中那根名為“名教”、“氣節”的支柱，在現實的傾軋下，發出了令人心碎的裂響。
消息傳至保定直隸總督行轅，李鴻章正對著巨大的輿圖凝神。
幕僚低聲讀完曾國藩倉促結案的邸抄詳情，室內一片沉寂。
李鴻章轉過身，臉上並無太多驚詫，隻有一種近乎冷酷的了然。
“老師這是……被架在火上烤啊。”他緩步走到窗邊，望著庭院裡一株虯勁的老槐，“朝廷催逼，洋人威嚇，津門紳民又群情洶洶。
快刀斬亂麻，看似是無奈之舉，可這刀……”他微微搖頭，“落得太快，太急，終究是斬不斷這團亂麻，反而濺了自己一身血。”
他太了解這位恩師了。
曾國藩一生持重，講究“以誠為本”，可在這天津教案的漩渦裡，“誠”字早已被各方撕扯得麵目全非。
朝廷要的是立刻平息洋人怒火，保住“天朝體麵”，哪怕這體麵是虛弱的遮羞布；洋人要的是嚴酷報複，要的是鮮血和白銀；
而天津的百姓、士紳，在那場因謠傳“迷拐幼童”、“挖眼剖心”而引爆的衝天怒火後，驚魂甫定，又本能地開始抱團自保，抵觸更深層的追究。
曾國藩夾在其中，他那套以“誠”感化、徐徐圖之的理學經世之道，在列強赤裸裸的炮艦外交和朝廷驚慌失措的嚴旨麵前，顯得蒼白無力，甚至迂闊可笑。
“老師之失，”李鴻章目光銳利如鷹隼，手指在冰冷的窗欞上輕輕叩擊，“首在未能‘分而治之’。
法、俄、英、美，豈是鐵板一塊？其欲所求，判若雲泥！法夷挾三人命案、領事館教堂被毀之恨，必欲得我官員之頭以泄憤；
俄人重在商利賠償，人命索價高昂罷了；英、美教堂被焚，索賠是真，趁機攫取些條約外的好處也是真，對取人性命未必熱衷。
老師卻將四國混為一談，被其聯合聲勢所懾，倉促之下，為息法人之怒，竟連俄案也一並重判，此乃授人以柄，自縛手腳！其次，便是未能善用‘法理’二字。
洋人最重所謂‘證據’、‘程序’，老師卻迫於壓力，未能在此處深究，坐實豐大業首先開槍挑釁之責，致使我處處被動。”
他踱回案前，鋪開一張雪白的宣紙，飽蘸濃墨，筆走龍蛇，寫下四個力透紙背的大字：“分而治之”。
這正是他即將接手這燙手山芋的核心方略。恩師在平撚戰場上賴以製勝的“河防”戰略精髓。
此刻被他巧妙地化用於外交困局——分割列強的聯合陣線，構築談判的“堤壩”，集中力量，專攻最頑固的法國“主峰”。
“傳令，”李鴻章的聲音沉穩有力，帶著不容置疑的決心，“速備行裝，移節天津！另，請周馥、薛福成二位先生即刻來見。”
周馥精於刑名錢穀，薛福成深諳洋務西學，是他幕中倚重的乾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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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以天津為棋盤，以列強為對手，甚至隱隱以恩師聲望為背景的巨大棋局，已在李鴻章胸中勾勒出清晰的輪廓。
他深知，此去不僅為解教案之圍，更是他個人權勢與聲望能否超越恩師的關鍵一躍。
天津教案的漩渦中心，法國駐華代理公使羅淑亞rochechouart）的行轅內，氣氛卻帶著一種刻意維持的傲慢與焦躁。
這位肩負著為豐大業複仇、為法蘭西找回“尊嚴”使命的外交官，此刻正煩躁地踱步。
清廷的第一次奏結如同隔靴搔癢，區區十五顆“暴民”的頭顱和些許賠償，遠不能滿足巴黎和天主教會那嗜血的胃口。
他需要更高級彆的鮮血來祭奠——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
帶兵彈壓的記名提督陳國瑞，這三人的頭顱，必須懸掛在天津城頭！
唯有如此，才能震懾這些“野蠻的東方人”，才能向國內證明他羅淑亞的手段。
他精心收集的“證據”，是撬開清廷頭顱的三根鋼釺。
幾個麵孔模糊的證人證詞被反複審閱——有在洋行當差的買辦，有在碼頭混跡的包打聽，甚至還有一兩個當時混亂中躲在角落的傳教士雜役。
他們言之鑿鑿，將教案爆發的責任一股腦地推給那三位未能“有效彈壓”甚至“暗中縱容”的中國官員，尤其是那個脾氣火爆的武將陳國瑞，被描繪成煽動暴民的幕後黑手。
“公使閣下，”翻譯小心翼翼地呈上剛收到的密報，“新任欽差大臣李鴻章，已抵達天津，入住北洋通商大臣衙門。”
羅淑亞嘴角撇出一絲輕蔑的冷笑：“李鴻章？曾國藩的學生？
哼，換湯不換藥！清國人慣用的把戲，以為換個麵孔就能敷衍偉大的法蘭西？
準備好我們的要求清單，特彆是那三個官員的名字，必須用最嚴厲的措辭重申！
我要讓這位李大人明白，在法蘭西的憤怒麵前，他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餘地！”
他想象著李鴻章在那些“證據”麵前驚慌失措、最終屈服的模樣，仿佛已看到那三顆頭顱滾落的場景。
北洋通商大臣衙門的書房內，燈火徹夜長明。李鴻章並未立即召見羅淑亞，他需要時間，更需要“子彈”。
案頭堆滿了關於此案的所有卷宗，包括曾國藩初審時的所有記錄、人犯口供、現場勘驗的零散碎片。
薛福成則搬來了厚厚的幾部西方法律典籍，特彆是關於刑事訴訟、證據規則的章節，被用朱筆細細標出。
“中堂請看，”薛福成指著一段譯文，“西方法律極重‘直接證據’與‘證人可信度’。
羅淑亞指控張、劉、陳三位大人，尤其是陳提督煽動暴亂，僅憑幾個身份曖昧的買辦、混混之言，此乃典型的‘傳聞證據’hearsay），在彼國法庭上亦難采信！其指控之薄弱，漏洞百出。”
周馥則從刑名角度分析：
“豐大業先至通商衙門咆哮，後又悍然向朝廷命官劉傑開槍，擊傷其家仆，此乃卷宗與眾多人證一致確認之事實。西人所謂‘正當防衛’、‘激於義憤’，此情此景，如何不能為我所用？羅淑亞避重就輕，隻字不提豐大業挑釁行凶在先，專責我官員彈壓不力在後，此乃倒因為果，強詞奪理！”
李鴻章凝神聽著，手指無意識地敲擊著桌麵，眼神越來越亮。
一個清晰的、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策略逐漸成形。
“好一個‘用子之矛，攻子之盾’！”他猛地一拍桌案，“
他羅淑亞不是口口聲聲講證據、講法律嗎？那我們就用他洋人的規矩，堂堂正正地打回去！福成，立刻草擬一份正式照會，致羅淑亞公使。”
次日，這份措辭嚴謹、引經據典的照會送達羅淑亞案頭。
核心要求隻有一點：為查明羅淑亞公使所提嚴懲張光藻、劉傑、陳國瑞三位官員之要求的真實性與合理性，請公使閣下務必於三日內，提供指控所依據之全部直接、可靠證人及其書麵證詞原件，以便中方進行公正、公開的“中外聯合質證”。
照會末尾，李鴻章特意引用了薛福成翻譯的西方法律條文，強調“無證據則無指控”的基本原則。
這份照會像一塊巨石投入羅淑亞精心維持的平靜假象。
他拿著照會，臉色由紅轉白，手指微微發抖。公開質證？提供可靠證人？他那些見不得光的“證人”——洋行買辦趙七，此刻已被天津道秘密“請”去“協助調查”，音訊全無；包打聽孫禿子，據說拿了筆銀子回鄉下“養病”去了；連那兩個傳教士的雜役，也被教會以“保護安全”為由隔離起來，拒絕再與法國公使館接觸。
一夜之間，他手中的“王牌”證人竟如陽光下的露珠，消失得無影無蹤！
“卑鄙！無恥！”羅淑亞將照會狠狠摔在桌上，對著翻譯和秘書咆哮，“這是陰謀！是李鴻章設下的圈套！”
他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恐慌。沒有證人，他的指控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在“證據法”的規則下不堪一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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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這招釜底抽薪，精準地捏住了他的七寸。
就在羅淑亞因“證據危機”焦頭爛額之際，李鴻章的反擊已如潮水般展開。
他並非僅僅被動防禦，而是主動出擊，利用列強間的罅隙，開始構築他“分而治之”的堤防。
三口通商大臣衙門內，氣氛與羅淑亞處的焦躁截然不同。
李鴻章正與俄國駐天津領事孔氣k.a.skachkov）進行著一場看似平和、實則暗藏機鋒的會晤。精致的官窯蓋碗茶飄散著清香。
“孔氣領事閣下，”李鴻章笑容可掬，語氣誠懇。
“貴國三位商賈不幸罹難，本大臣聞之亦深為痛惜。殺人償命，天經地義。前次曾中堂所判四名凶犯斬立決，乃為彰顯我朝廷律法之嚴明，對貴國生命財產之尊重。”他話鋒一轉，帶著幾分推心置腹的憂慮，“然，本大臣細查案卷，此四人行凶之具體情狀，是否皆有必死鐵證？亦或在群情洶湧、亂象之中，有誤傷、錯認之可能？若倉促行刑，日後萬一有確鑿反證，豈非有損兩國長久之交誼，更傷及沙皇陛下仁慈公正之聲譽？”
孔氣是個典型的務實派，他更關心的是白花花的賠償銀子能否儘快、足額地落到俄國口袋。
對於那四個“暴民”的生死，他並無羅淑亞那種近乎偏執的“血債血償”需求。
李鴻章這番話，既給了俄國麵子尊重生命、律法嚴明），又巧妙地暗示了“錯殺”可能帶來的外交風險有損沙皇聲譽），更撓到了孔氣最關心的癢處——彆因為幾個無關緊要的“暴民”的生死，耽誤了真正的賠償談判！
孔氣放下茶盞，灰色的眼珠裡閃過一絲精明：“李中堂思慮周詳，令人敬佩。鄙國政府之要旨，在於為不幸遇害之國民討回公道，並確保此類慘劇不再發生。
至於具體執行方式……隻要貴國能體現足夠的誠意和效率，使逝者家屬得到應有撫恤，鄙國政府亦願秉持務實與建設性之態度。
”這幾乎就是默許了李鴻章對俄案“重賠償、輕人命”的處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