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趙陽和李燕的這樁婚事，李家當初就極力反對。
80年代上海小姑娘的擇偶標準講究“三高五員”，三高指的是：長得高，學曆高，收入高；而五員則是：相貌像演員，收入像海員，身份是黨員，身體運動員，在家服務員。
當然這隻是坊間的玩笑話，但卻依然能從中窺得當時上海婚戀市場的冰山一角。
趙陽雖然是中國人民大學的高材生，外貌條件也非常不錯，但他有一個彼時絕大部分上海女方家庭都難以接受的硬傷——父母早逝。
沒有雙親，就代表沒有幫襯，無法在以後的家庭生活上施以援手。
加之趙陽本就不是出生在大城市，老家縣城那除了有一間根本不值錢的土房，就是一大堆“窮”親戚。
就算他憑著自己的刻苦努力進入了新華社工作，但這種體製內的崗位都麵臨著收入不高、晉升緩慢的缺點。
按照阿紅的說法就是：彆看趙陽乓乓響一個大記者，每年三百六十五天裡三百天不著家，但其實還沒上海一個普通卡車司機掙得多。
相反李燕的家境雖然算不得大富大貴，但比下還是綽綽有餘的。
她的父母都是鐵路係統的職工，工資一般但福利待遇極佳。
在新康裡弄堂絕大部分小樓都需要擠進四五戶人家甚至更多的時候，李家就能獨占一戶，居住條件可以說是相當優渥的。
李燕和哥哥李國偉的童年可以說是衣食無憂，但兩兄妹的成長經曆卻大相徑庭。
一個品學兼優，成績名列前茅，全國恢複高考後順利考入人大，成為了弄堂裡人儘皆知的“出息女兒”。
另一個則隻能用平庸來形容，初中勉強畢業後就進入社會，在貨運站、汽修廠當過多年學徒，但最後都不了了之。
若不是靠著父母的老關係在國營飯店當了個服務員，李國偉很難說有沒有能力養活自己，更不要提娶妻生子的事情了。
相對豐厚的物質條件基礎讓這一家人的生活始終波瀾不驚，所以很多價值觀上的矛盾也在平和的日常中被悄然忽視。
隨著李父李母的日漸年邁，隨著潑辣計較的阿紅嫁入家門，隨著李燕為了趙陽執意要留在北京工作。
保持了很多年的平衡被驟然打破，爭執與算計在這棟近百年曆史的石庫門小樓裡愈演愈烈。
在如此背景下，趙陽作為毛腳女婿的第一次上門之旅顯然不會順利。
縱使已經按照習俗痛下血本準備好了上門“四大件”，也就是金華火腿、兩條中華牌香煙、一隻奶油蛋糕和兩瓶五糧液。
但剛進門的趙陽依然被阿紅使了個下馬威。
這位嫂嫂拿著個簸箕和掃帚站在客堂間外的小天井裡，把地上的灰弄得到處都是，嘴裡還不停地碎碎念，說要把“臟東西”都掃出門去。
李燕當時就想發飆，但卻被趙陽拽住，他沒爹沒媽，從小受到的白眼不計其數，對人情冷暖更是習以為常。
門不當戶不對本就是事實，隻要能順利娶到老婆，這點委屈又算得了什麼。
但趙陽似乎還是低估了自己的不討喜，一場原本應該其樂融融的飯局始終以非常擰巴的狀態進行著。
就好像一般為了接待毛腳女婿，丈母娘一般會端上來一碗“糖汆蛋”，其實就是荷包蛋加白糖或者紅糖煮。
碗裡有幾個蛋，就代表對女婿有多喜歡。
而李母準備的“湯羹”裡去隻有糖水沒有蛋，這幾乎已經是打了明牌，表示我們家不歡迎你這個女婿，也不打算為你們這段感情送上祝福。
這在既要麵子又要裡子的上海家庭極為罕見，加之飯桌上沒有熏魚也沒有醬鴨，更不要提什麼紅燒蹄髈和鬆子桂魚這樣的硬菜。
清湯寡水，索然無味，也讓李燕一家的態度不言而喻。
這次的經曆給趙陽帶來不小的“創傷”，就算後來李燕以斷絕家庭關係相逼讓兩人結了婚，這根名為“屈辱”的刺還是深深紮在了他的心裡。
李燕深知趙陽骨子裡的要強，也明白斷無可能和睦相處，所以才會在大學畢業後堅持留在了北京工作。
相隔千裡，隻有逢年過節才會探望聯係，很多矛盾也就漸漸藏了起來。
瑤兒的出生所帶來的喜悅更是衝淡了生活裡的磕磕絆絆，一度讓李燕忘記了自己結婚當天嫂嫂阿紅所說的那些“難聽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