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政使司的文書順著驛道鋪向南北，茶館裡“張騫持節”、“班超投筆”的故事講得正酣，連洪武皇帝親批的《嶺北拓荒策》都被抄錄在各地城牆上。
洪武二十一年的風，仿佛帶著一股穿越大漠的豪氣，吹得天下有識之士心頭滾燙，一批批名字，正順著這股風，湧向嶺北的方向。
最先動起來的是地方上的文臣。
暴昭此時正在北平府任推官，審結了一樁蒙古降人糾紛案剛歇筆，見通政使司文書裡“立學嶺北，可比班超定遠”的話，當即磨墨寫了奏疏。
他並非走的科舉之道，而是由國子生授大理寺司務，轉任北平府推官，性格剛烈強硬，所以頗被同僚上司不喜。
暴昭在北平見慣了漢蒙雜居的景象，深知教化之力，願辭去推官之職，去嶺北榷場旁辦蒙漢學堂——此時的他尚未正式進入朝堂，正是年富力強、敢闖敢拚的年紀，與其在府衙斷案，不如去草原拓荒文脈。
濟南府的鐵鉉剛以國子監生授禮科給事中，正奉旨巡查山東鹽政。
鐵鉉性情剛決，聰明敏捷，太學讀書時，熟通經史，成績卓著，由國子生被選授禮部給事中。
聽聞朝廷號召，鐵鉉在給老朱的奏疏裡直言：“昔王玄策單騎定天竺，今臣願攜律典赴嶺北。”
他要去的不是學宮，而是榷場刑獄——以他此時的剛直性子，恰能鎮住商路往來的各色人等，讓漢蒙商賈都知大明法度。
練子寧此時已經是都察院的僉都禦史，因為朱高熾搞了一場彆開生麵的麵試大會，所以他與卓敬脫穎而出，被皇帝陛下親選為監察禦史，因鐵麵無私、秉公執法，深受老朱器重。
他讀了通政使司刊印的《西域英雄傳》，對張騫“持節不失”的故事尤為動容，竟主動向老朱請官北上，要去和林“明律令、正綱紀”。
老朱聽後欣然同意，著練子寧為副都禦史，主持嶺北行省的按察使司！
武將之中，響應者更是踴躍。
李遠此時正鎮守北平，官至燕山衛指揮僉事，常年與蒙古騎兵周旋，對草原地形了如指掌。
他拿著通政使司文書找到大將軍徐達：“末將願率五百騎兵，護商路自廣寧衛至兀良哈！”
他熟知蒙古部落的襲擾習性，正是守禦烽燧的最佳人選——此時的他尚未經曆後來的靖難糾葛，一心隻想著在邊疆建功。
薛祿還是燕山衛的一名百戶，出身軍戶，隨李文忠參加過捕魚兒海之戰，手上沾過北元的血。
聽聞嶺北需將領駐守，他直接找到中軍都督府，拍著胸脯保證：“末將去過阿爾泰山，知道那裡的險要！願帶所部駐守科布多榷場，敢有劫商隊者，定斬不饒！”
他的勇猛在軍中早有耳聞，朱高熾看了他的請戰書，當即批了“準”字。
徐忠時任河南都指揮使司僉事，正負責河南軍屯，種糧經驗豐富。
他上書直言：“嶺北要糧草自足，需學中原屯田之法。末將願帶軍戶子弟，去克魯倫河畔試種麥粟。”
此時的他剛從雲南平叛回來，深知軍屯對守邊的重要性，把河南的屯田法子搬到草原，正是他的專長。
盛庸則在山西都司任指揮同知，常年防備蒙古殘部南下。
他的請戰書更實在：“末將願率所部，一半護商路，一半教拓荒百姓紮營、防狼、識水源。”
他在邊地待了十年，太清楚中原百姓到了草原會遇到什麼難處——這些經驗，比單純打仗更有用。
這些名字，此刻或在地方任上，或在軍中曆練，都還未走到曆史上的風口浪尖，卻因通政使司的宣傳、因嶺北拓荒的號召，提前將目光投向了北方草原。
不管是儒生還是武將，都看出了嶺北的重要性。
這可不是一時興起的邊地經營，而是朝廷實打實推行的國策，分量絲毫不輸於正在籌備的水師海貿。
儒生們盯著嶺北的學堂、禮法、律令與綱紀，知道在這裡立下的文脈根基，能抵得過十萬雄師——就像當年董仲舒在西域推儒學，看似無形，卻能讓蠻夷從心裡認大明為正統。
武將們則盯著商路、烽燧，清楚守住這條橫跨草原的通道，既能讓鐵騎隨時震懾各部，又能讓軍餉從榷場稅銀裡出，不用再靠關內轉運，這實惠比打十場勝仗還實在。
水師貿易能賺海外的銀子，嶺北商路能穩草原的人心；海船能載瓷器絲綢去異域，草原的戰馬牛羊卻能直接充實大明的武備與糧倉。
一個向海，一個向陸，都是朝廷要攥在手裡的命脈。
現在通政使司把調子定得這麼高，太子和胖殿下親自盯著，傻子都知道，去嶺北不是臨時差事，是能寫進史書的正經功業——做得好，將來論功行賞，絕不會比跟著水師下西洋的功臣差。
所以儒生們帶著經書搶著去辦學，武將們攥著刀搶著去守燧，都是奔著這國策裡藏著的機會來的，誰都不想落在後麵。
他們的奏疏堆在朱高熾的案頭，字裡行間都是“願效張騫”、“敢比班超”的豪情。
“皇爺爺您看，”朱高熾把這些奏疏送到老朱麵前，“民心、人才，都齊了。”
老朱翻著奏疏，看到暴昭、鐵鉉的名字時，想起他們在地方的剛直名聲，點頭道：“讓這些酸儒去教化蠻夷，正好磨磨他們的書生氣。”
看到李遠、薛祿等人的請戰書，更是拍了桌子：“都是打過蒙古人的好手！派去嶺北，朕放心！”
太子標在一旁補充：“暴昭去辦學堂，需配些活字印刷的匠人；鐵鉉掌刑律，得從刑部調幾個熟律法的吏員；徐忠屯田，河南的好種子得多帶些。”
“就按標兒說的辦！”老朱當即下旨，命吏部、兵部、戶部協同，給這些赴嶺北的官員、將領配齊人手、物資，按批次由軍車護送北上。
消息傳開，天下震動。
江南的茶商開始打包茶葉，準備跟著第一批商隊出發；山西的鐵匠帶著工具，要去嶺北開鐵鋪；甚至連浙江的造船匠都上書，說要去克魯倫河造適合草原水運的小船。
朱高熾站在奉天殿的台階上，望著南方駛來的漕船，忽然覺得，洪武二十一年的春天，比往年來得更有力量。
這些奔赴嶺北的人，帶著經書、農具、刀劍，帶著“要做張騫、班超”的誌向，正在把“嶺北”這兩個字，從地圖上的朱筆標記，變成活生生的家園。
正如練子寧在給友人的信中寫的：“昔年張騫走西域，何等艱辛？今日我大明有鐵騎護路，有朝廷撐腰，去嶺北，正是時候！”
這封信被通政使司抄錄，貼在南京城門口，引得更多人駐足、心動、收拾行囊。
嶺北的風，似乎已經吹到了江南；而江南的人，正順著這股風，走向草原。
一個屬於他們的、屬於大明的新時代，正在這些腳步中，緩緩拉開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