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遵化鐵廠的第三日，朱高熾一行人抵達蘆台鹽場。
馬車剛駛近鹽場邊界，就見遠處的官道旁站著一隊官員，為首幾人穿著青色官袍，腰間掛著印信，正是鹽運司青州分司的官員——運同王懷安、運副趙德昌，還有蘆台鹽課司大使孫承福。
“下官王懷安，率青州分司屬官，恭迎胖殿下、皇太孫殿下！”王懷安率先上前，躬身行禮，語氣恭敬得近乎諂媚，“殿下一路勞頓，下官已在鹽場驛館備下接風宴，還請殿下移步歇息。”
趙德昌和孫承福也連忙跟著行禮，兩人臉上堆著笑，眼神卻時不時瞟向朱高熾身後的羽林衛，藏著一絲不易察覺的緊張。
他們早從南京的邸報裡得知，這位胖殿下在遵化鐵廠雷厲風行，不僅革了舊工藝，還揪出了參與貪墨的所有官員勢力，如今突然來蘆台鹽場，誰也摸不準他的心思。
朱高熾掀開車簾，目光掃過三人，淡淡開口：“接風宴就不必了。我來這兒，是看鹽場的，不是來吃酒的。”
他語氣平淡，卻帶著不容置疑的威嚴，“現在就帶我去鹽場，看看你們平日裡是怎麼煮鹽的。”
王懷安三人臉色微變，互相遞了個眼神，卻不敢反駁，隻能連忙應道：“是！下官這就帶殿下去！”
一行人沿著泥濘的官道往前走，越靠近鹽場，空氣中的鹹味就越重，腳下的路也漸漸變得濕滑——那是常年煮鹽滲出的鹽水，在地麵結了一層白霜，踩上去咯吱作響。
走了約莫半個時辰，眼前的景象驟然開闊，卻是一片令人窒息的荒涼：
沿海的灘塗上，密密麻麻地排列著數百個低矮的土灶，每個土灶旁都支著一口黑黢黢的大鐵鍋，鍋裡翻滾著渾濁的鹽水，蒸騰的白氣裹著刺鼻的鹹味，彌漫在整個鹽場上空。
土灶邊，一個個身影佝僂著腰，正機械地往灶裡添柴、攪動鹽水，他們就是蘆台鹽場的灶戶鹽丁。
朱高熾停下腳步，目光落在離他最近的一個土灶旁。
那是個約莫四十歲的漢子，穿著一件破爛不堪的粗布短衫，衣料上結著一層厚厚的鹽霜，像是在身上裹了層硬殼。
他的皮膚呈深褐色，布滿了乾裂的紋路，手背和手臂上滿是燙傷的疤痕，有的結了痂，有的還在滲著血水。
他手裡握著一根長長的木勺，正費力地攪動著鐵鍋裡的鹽水，每動一下，肩膀就劇烈地顫抖，像是扛著千斤重擔。
“咳……咳咳……”漢子突然劇烈咳嗽起來，彎著腰，咳得撕心裂肺，嘴角甚至溢出了一絲血絲。
他身邊一個約莫十二三歲的孩子連忙上前，接過木勺繼續攪動，孩子的個頭還沒鐵鍋高，隻能踮著腳，小小的臉上滿是與年齡不符的麻木，手上同樣布滿了裂口和鹽漬。
“那是老周，”孫承福在一旁小聲解釋，“他爹就是灶戶，他打小就在這兒煮鹽，熬了快三十年了。旁邊是他兒子，剛滿十二，也開始學煮鹽了。”
灶戶鹽丁代代相傳，生而為灶戶，那世世代代都得煎鹽煮鹽。
朱高熾看了看被摧殘得不成人形的老周，還有他身旁這個可憐的孩子，由衷地歎了口氣。
說實話，老朱這個人，確實是不好評價。
他身上的矛盾感，幾乎貫穿了整個洪武朝，既有著讓後世稱道的民本情懷，也有著讓時人窒息的專製鐵腕，就像一塊正反兩麵截然不同的硬幣，讓人很難用簡單的“好”與“壞”來定義。
你說他偉大吧，他確實擔得起“偉大”二字。
作為從底層佃農、放牛娃一路摸爬滾打，最終推翻元朝暴政、建立大明的帝王，他比任何一位統治者都更清楚平民百姓的苦難。
為了護佑百姓，他不惜打破官僚集團的利益壁壘，親自編寫《大誥》——這部被後世認為“略顯離譜”的法典，裡麵詳細記載了貪官汙吏的各種罪行，甚至將剝皮實草、淩遲處死等酷刑寫入其中，用最直白、最血腥的方式震懾官員，讓他們不敢欺壓百姓。
在反貪反腐上，老朱更是做到了“零容忍”，不管是位高權重的開國勳貴，還是基層的小吏，隻要牽涉貪腐，哪怕隻貪了幾十兩銀子，也必然會被追查到底，逮著就往死裡整。
洪武年間的“空印案”、“郭桓案”，動輒牽連數萬人，雖有擴大化之嫌，卻也實實在在地刹住了官場的貪腐風氣，讓百姓得以在相對清明的環境裡休養生息。
從這一點上來看，老朱確實是一位心係百姓、敢於革新的偉大帝王。
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朱重八同誌骨子裡的“小農思想”和“家天下”觀念，又深深地影響了他的治國策略，讓很多政策帶上了強烈的專製色彩，甚至可以說，有些事情做得並不地道。
他一生都在追求“穩定”，這種穩定不是百姓自主選擇的幸福，而是他眼中“可控”的秩序——百姓老老實實耕田，官員規規矩矩辦事，整個大明天下像一台精密的機器，按照他設定的軌道運轉，不容有絲毫偏差。
比如路引製度，就是他維護這種“可控秩序”最直接的工具。
按照大明律令，百姓凡是離開所屬州縣百裡之外，就必須向官府申請路引，若是沒有路引擅自出行，士兵會將其以逃兵論處，普通百姓則按“偷渡”治罪。
“偷渡”的懲罰絕非小事，最輕也是杖八十——要知道，明朝的杖刑用的是大竹板，杖八十下去，就算是身強體壯的漢子，也得皮開肉綻，僥幸不死也會落下終身殘疾，更彆說老弱婦孺了。
而且，申請路引的流程繁瑣到讓人望而卻步：首先要向本鄉的裡正、甲首提交申請，詳細說明出行的理由、目的地和返回時間；裡正、甲首核實無誤後，再呈報給州縣衙門；州縣官員審核通過，才會發放路引。
路引上要密密麻麻注明申請人的姓名、年齡、相貌特征、家庭住址，甚至連出行的具體事項（如探親、經商、求醫）、起止地點的詳細地名，以及必須返回的期限，都要一一寫清，半點不能含糊。
之所以把流程設計得這麼麻煩，本質上就是朝廷有意為之——通過層層審批、處處限製，讓百姓主動放棄遠行的念頭。
所謂“路引”，看似是出行的憑證，實則是朝廷為了限製人口流動，將百姓牢牢束縛在土地上的一種強製措施。
這位草根皇帝的邏輯很簡單：人是稅的根源，地是稅的載體，一旦人跑了，土地沒人耕種就會荒蕪，朝廷就收不到糧食稅、人頭稅；沒有稅收，國庫就會空虛，軍隊就沒了軍餉，大明的江山就會不穩。
所以，他必須用路引把人“釘”在土地上，確保每一個百姓都能成為朝廷稅收的“穩定來源”。
你說什麼？世界這麼大，你想去看看？
在老朱的治國理念裡，這種想法簡直是大逆不道——腿給你打斷信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