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咱們說到，斯大林在沙皇俄國那暗無天日的地下革命鬥爭中，是幾進幾出，嘗遍了西伯利亞的冰雪嚴寒，也練就了一身銅皮鐵骨和一顆比鋼鐵還硬的心。就在他被困在圖魯漢斯克地區那個鳥不拉屎的庫列伊卡村，與北極熊為鄰，靠打魚狩獵勉強度日，幾乎快被世人遺忘的時候，俄國的天，變了！
1917年的春天，對俄國來說，可真是個“乍暖還寒”的時候。二月裡那一把火，沒燒旺幾天，就把統治俄國三百多年的羅曼諾夫王朝給燒了個精光。沙皇尼古拉二世，這位昔日不可一世的“萬邦之主”，稀裡糊塗地就退了位，成了曆史的塵埃。消息像長了翅膀一樣，飛遍了俄國每一個角落，自然也傳到了西伯利亞那冰封的土地。
斯大林，這位在冰窟裡蟄伏了近四年的“鋼鐵之人”，聽到沙皇倒台的消息，那心情，估計比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還要激動！他知道，屬於他的時代，或者說，他可以大展拳腳的時代，終於要來了！再也不用天天對著雪兔子和黑麵包發愁了！
也就在1917年3月，斯大林和其他一些被流放的布爾什維克同誌們，懷著對未來的無限憧憬和對革命事業的滿腔熱血，急匆匆地從那苦寒之地趕回了革命的中心——彼得格勒就是後來的列寧格勒，現在的聖彼得堡，這名字改來改去的也夠折騰）。
當時的彼得格勒，那叫一個熱鬨，也叫一個亂！沙皇是沒了，可權力真空誰來填？一邊是資產階級臨時政府，掛著個“合法”的招牌，裡麵坐著些自由派的王公貴族、大資本家、知識分子代表，想著把俄國往西方式的議會民主那條道上引。另一邊呢，是工兵代表蘇維埃，代表著底層工人和士兵的呼聲，手裡攥著槍杆子，對臨時政府也是一百個不放心。兩邊“雙重政權”並立，天天吵吵嚷嚷，誰也不服誰，國家大事基本沒人管，整個俄國就像一艘沒了舵手的破船，在風雨飄搖中打轉轉。
斯大林回到彼得格勒，憑借著他老資格革命家的身份和在黨內的些許名氣雖然遠不如列寧、托洛茨基那麼響亮），很快就重新進入了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核心，還當上了黨中央機關報《真理報》的編輯。這《真理報》可是布爾什維克宣傳革命思想、跟其他政治派彆打嘴炮、爭取群眾支持的重要陣地。
有意思的是，剛從西伯利亞那與世隔絕的環境裡出來，斯大林一開始對革命形勢的判斷，似乎還有點“跟不上趟”，或者說，顯得相對“溫和”。他一度主張，布爾什維克黨在現階段，應該跟那個資產階級臨時政府進行一定程度的合作，通過蘇維埃向臨時政府施加壓力，敦促它進行改革，而不是立刻就想著把人家給推翻了。這想法，在當時布爾什維克黨內一些比較務實或者說對力量對比認識比較清醒的人比如加米涅夫等人）那裡，還挺有市場的。
但好景不長，或者說，真正的“革命導師”一回來，形勢立馬就變了！
1917年4月，列寧同誌在德國人的“幫助”下坐著那趟著名的“封閉列車”），也從瑞士趕回了彼得格勒。這位布爾什維克的最高領袖一回到革命中心，二話不說，直接就拋出了他那套讓所有人都大吃一驚的《四月提綱》！
這《四月提綱》一出來，不僅讓臨時政府嚇了一跳，就連布爾什維克黨內很多人都覺得太激進、太冒險了！當時黨內不少人包括斯大林最初）還覺得，俄國資本主義還沒發展到那個程度，現在就搞社會主義革命，條件不成熟，步子邁得太大了，容易扯著蛋。
但列寧是誰啊？那是理論大師，更是戰略高手！他力排眾議，用他那無可辯駁的邏輯和強大的個人威望，很快就說服了黨內的大多數人。
斯大林這位“鋼鐵之人”，雖然一開始也有點猶豫，但他腦子轉得也快。他很快就意識到，列寧這套激進的主張，雖然風險大，但也最能抓住當前俄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最能贏得渴望和平、土地和麵包的廣大工農兵群眾的支持！而且，列寧在黨內的權威是不可動搖的。於是，斯大林迅速調整了自己的立場，旗幟鮮明地站到了列寧一邊，成為了《四月提綱》和武裝起義路線的堅定支持者。這種在關鍵時刻能夠迅速判斷形勢、緊跟核心領導的“政治嗅覺”和“靈活性”，也是他日後能夠在殘酷的黨內鬥爭中勝出的重要原因之一。
革命的道路從來都不是一帆風順的。1917年7月，彼得格勒的工人士兵因為不滿臨時政府繼續參加戰爭和遲遲不解決經濟問題，自發地舉行了大規模的示威遊行。臨時政府抓住機會，調集軍隊進行鎮壓，造成了流血衝突，史稱“七月事變”。事後，臨時政府倒打一耙，汙蔑布爾什維克是德國間諜，煽動叛亂，下令通緝列寧等布爾什維克領導人，黨的處境一度非常危險。
就在這白色恐怖籠罩的危急時刻，斯大林再次展現了他的沉著和果敢。他冒著巨大的風險，親自組織和安排，成功地幫助列寧秘密逃往了與俄國接壤、當時相對安全的芬蘭躲避。這一舉動，不僅保護了革命的最高領袖，也為布爾什維克黨保存了最寶貴的“火種”，斯大林本人也因此進一步贏得了列寧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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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事變”雖然讓布爾什維克黨暫時遭受了挫折，但也讓更多的人看清了臨時政府的反動麵目。再加上後來軍隊總司令科爾尼洛夫發動叛亂，企圖建立軍事獨裁，臨時政府不得不向布爾什維克求助，依靠赤衛隊的力量才粉碎了叛亂。這一來一回，反而大大提升了布爾什維克的威望和武裝力量。
到了1917年10月，列寧覺得，革命的時機再次成熟了！他秘密潛回彼得格勒，在斯莫爾尼宮那個簡陋的房間裡，與布爾什維克黨中央的核心領導成員們一起，日以繼夜地秘密策劃著武裝起義的計劃。
斯大林，作為當時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的核心成員之一雖然排名可能還不如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人靠前），也積極參與了起義的準備和組織工作。他可能不像托洛茨基那樣，在蘇維埃大會上慷慨激昂地發表演說，鼓動群眾；也不像那些軍事指揮員一樣，親自帶領赤衛隊衝鋒陷陣。他的工作，更多的是在幕後，負責黨的組織、宣傳、聯絡以及一些具體事務的落實。這種“默默無聞”的實乾風格，也成了斯大林日後政治生涯的一大特點。他不像有些領導人那樣喜歡拋頭露麵、追求個人光環，他更善於在複雜的組織體係中，通過掌握關鍵的環節和人事，來一步步地積累和鞏固自己的權力。
1917年11月7日，在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下，彼得格勒的工人赤衛隊和革命士兵，以雷霆萬鈞之勢，攻占了冬宮，推翻了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十月革命取得了勝利！
在這場決定俄國乃至世界命運的偉大革命中，斯大林雖然也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正如前麵所說，他的角色相對隱蔽，其在公開場合的聲望和影響力，遠不如像托洛茨基那樣在起義中扮演了前台總指揮角色的領導人引人注目。這也為日後他與托洛茨基之間殘酷的權力鬥爭埋下了伏筆，因為斯大林後來為了樹立自己的“革命元勳”形象，不得不刻意誇大自己並貶低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
十月革命勝利後，新生的蘇維埃政府——人民委員會宣告成立。列寧當選為人民委員會主席。在這個第一屆蘇維埃政府的名單中，斯大林被任命為一個看似不太起眼、但實際上卻非常重要的職務——民族事務人民委員。
這個職務是乾啥的呢？顧名思義，就是負責處理蘇維埃俄國內部各個少數民族的事務。要知道，沙皇俄國本身就是一個多民族的“大監獄”，除了俄羅斯族，還有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格魯吉亞人、亞美尼亞人、中亞各民族等等等等，民族矛盾極其尖銳。布爾什維克黨在革命前就提出了“民族自決權”包括分離權）的口號，以此來爭取少數民族的支持。現在革命勝利了，如何處理這些複雜的民族問題，如何將這些名義上獲得“自決權”的地區團結在蘇維埃政權的周圍，就成了一個關係到國家統一和政權穩定的頭等大事。
斯大林本人就是格魯吉亞人，屬於少數民族出身，由他來掌管這個部門，似乎也順理成章。這個職位，雖然不像外交、軍事、經濟等部門那樣顯赫，但卻讓他有機會接觸和處理涉及到蘇聯廣闊疆域內各個民族地區的複雜事務，也讓他得以在這些地區培植自己的影響力和人脈。這對他日後在黨內鬥爭中獲得更廣泛的支持，也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就這樣，斯大林，這個來自格魯吉亞的鞋匠之子，憑借著在革命烈火中的磨礪和對列寧路線的堅定追隨，成功地進入了布爾什維克政權的權力核心。雖然此時的他，還遠不是那個日後令人聞風喪膽的“獨裁者”，但曆史的齒輪，已經開始朝著那個方向，悄然轉動。
十月革命的勝利，僅僅是在首都彼得格勒和少數幾個工業中心取得了成功。在廣袤的俄國腹地，布爾什維克的統治根基並不穩固。那些被推翻的舊勢力、心懷不滿的其他政治派彆以及虎視眈眈的外國乾涉者，很快就聯合起來，向新生的蘇維埃政權發起了瘋狂的反撲。一場殘酷血腥的俄國內戰，在1918年全麵爆發。
蘇維埃政權，一度陷入了極其危險的境地。東、南、西、北，四麵楚歌，紅色的蘇維埃共和國被白軍和外國乾涉軍的包圍圈越縮越小，仿佛驚濤駭浪中的一葉扁舟，隨時都有傾覆的危險。
就在這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斯大林作為蘇維埃政府的重要成員，也被賦予了更大的責任。他和托洛茨基、斯維爾德洛夫等人一起，進入了由列寧親自組建的、擁有極大權力的五人緊急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後來逐漸演變成了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核心班底），共同商討和決定關乎戰爭全局的重大決策。
在內戰期間，斯大林多次被派往各個最關鍵、最危險的前線，執行重要的軍政任務。他不再僅僅是那個在報社裡寫文章、在會議上發言的理論家，而是要親臨火線，組織軍隊，調配物資，甚至直接指揮戰鬥。這段烽火連天的歲月，對他來說，既是一次嚴峻的考驗，也是一次積累實戰經驗、培植軍中人脈的寶貴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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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能體現斯大林鐵腕風格和政治手腕的，莫過於他在南方戰線察裡津就是後來的斯大林格勒，現在的伏爾加格勒）地區的那段經曆。
1918年夏天，蘇維埃政權麵臨著嚴重的糧食危機。南方產糧區被白軍和哥薩克武裝控製，紅色的首都和工業中心饑腸轆轆。為了打通南方的糧食運輸線，也為了鞏固在伏爾加河下遊地區的防禦，斯大林被中央派往察裡津，擔任北高加索軍區軍事委員會主席，全權負責該地區的糧食征集和軍隊組織工作。
察裡津，地處伏爾加河下遊，是連接俄國南方和中部的重要樞紐，戰略地位極其重要。當時，鄧尼金領導的白軍“誌願軍”正從南方向這裡逼近，形勢萬分危急。斯大林一到察裡津，立刻就展現了他那雷厲風行、不容置疑的強硬作風。
在糧食征集方麵，他根本不跟那些磨磨蹭蹭、討價還價的地方官員和富農客氣。誰敢私藏糧食、拒不交售？直接抓起來！甚至槍斃！他毫不猶豫地采取了最嚴厲的“戰時共產主義”手段，用鐵腕甚至可以說是恐怖的方式，從當地農民手中搜刮糧食，運往前線和饑餓的城市。為了恐嚇那些不合作的村莊，他不惜下令放火燒毀房屋，迫使農民就範。這種不計後果、隻求結果的冷酷，讓當地的官員和百姓對他既敬畏又恐懼。
在整肅軍隊方麵，斯大林更是毫不手軟。當時察裡津地區的紅軍部隊，成分複雜，紀律渙散，很多指揮員都是沙俄舊軍隊裡過來的軍官，忠誠度也值得懷疑。斯大林對這些“軍事專家”充滿了不信任。他大搞“肅反”，以“反革命”、“叛徒”、“間諜”等罪名，下令處決了許多被他認為不可靠的舊軍官和指揮員。這種簡單粗暴、寧可錯殺也不放過的做法，雖然在短期內可能確實“震懾”了一些人，但也造成了不少冤假錯案，嚴重打擊了軍隊的士氣和專業指揮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