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在察裡津，斯大林結識並大力提拔了兩位日後成為他最親密心腹和堅定支持者的紅軍將領——克裡門特·伏羅希洛夫和謝苗·布瓊尼。伏羅希洛夫當時是第十集團軍的司令，布瓊尼則是著名的第一騎兵軍的軍長。斯大林與他們意氣相投，在軍事指揮和政治傾向上都比較一致都比較排斥舊軍事專家，強調紅軍的“階級純潔性”和政治委員的作用）。斯大林利用自己在中央的權力和影響力，為伏羅希洛夫和布瓊尼的部隊爭取了更多的武器彈藥和物資補充，也為他們的晉升鋪平了道路。而伏羅希洛夫和布瓊尼也投桃報李，堅決擁護斯大林在察裡津的領導，成為了他在軍中最可靠的“自己人”。這個在察裡津形成的“軍事小集團”，日後對斯大林權力的鞏固和蘇聯軍隊的建設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斯大林在察裡津的這種獨斷專行、無視中央命令尤其是來自時任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托洛茨基的命令）、濫用權力的做法，也引起了莫斯科中央特彆是托洛茨基）的嚴重不滿。托洛茨基是紅軍的主要創建者和最高統帥，他主張建立一支正規化的、由經驗豐富的舊軍事專家在政治委員的監督下）指揮的紅軍。他與斯大林在軍事指揮原則、對待舊軍事專家的態度等問題上，發生了尖銳的衝突。斯大林多次公開頂撞甚至拒不執行托洛茨基的命令，兩人之間的矛盾日益激化。列寧不得不親自出麵調解。
儘管如此，在斯大林和伏羅希洛夫等人的指揮下，紅軍最終還是成功地保衛了察裡津，打退了白軍的進攻。這場勝利，雖然在整個內戰全局中可能並非最具決定性的，但對斯大林個人而言，意義卻非同小可。他不僅借此樹立了自己在軍中的威望，鞏固了與第一騎兵軍等重要軍事力量的政治聯盟，也讓他嘗到了大權在握、發號施令的滋味。後來，當他成為蘇聯最高領導人後，更是將察裡津改名為“斯大林格勒”，以此來永久紀念他本人在這場戰役中的“豐功偉績”。
如果說在察裡津，斯大林更多的是展現了他作為“鐵血委員”強硬冷酷的一麵，那麼在後來的蘇波戰爭中，他的表現則更多地暴露出他性格中固執己見、剛愎自用，甚至為了個人或派係利益不惜乾擾全局的致命缺陷。
1919年至1920年，剛剛獨立的波蘭在畢蘇斯基的領導下，趁著俄國內戰，試圖向東擴張勢力，與蘇俄爆發了激烈的戰爭。戰爭初期，波軍一度占領了烏克蘭首都基輔。被激怒的蘇俄紅軍隨後發動反攻，由年輕氣盛的圖哈切夫斯基元帥指揮的西方麵軍，和由葉戈羅夫指揮、斯大林擔任政治委員的西南方麵軍，兵分兩路向西推進。
按照列寧和托洛茨基的戰略意圖，西方麵軍應作為主攻方向，直取波蘭首都華沙，爭取一舉擊潰波蘭主力，甚至將革命的火焰燒到中歐去。而西南方麵軍的任務，則是配合西方麵軍的行動，從南翼牽製和打擊波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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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斯大林這位西南方麵軍的“政委大人”，卻對這個戰略部署有自己的“小九九”。他更看重攻占波蘭南部的重鎮利沃夫當時是烏克蘭西部的重要城市，波蘭也想占有）。他可能覺得，拿下利沃夫，不僅能擴大蘇維埃在烏克蘭的影響力，也能為自己撈取更大的政治資本。於是，他不顧莫斯科中央的再三催促和圖哈切夫斯基的求援，固執地命令歸他指揮的、由布瓊尼率領的第一騎兵軍主力繼續猛攻利沃夫，而沒有按照原計劃北上支援正在向華沙挺進的西方麵軍。
結果呢？圖哈切夫斯基的西方麵軍在孤軍深入、後援不繼的情況下，在華沙城下遭到了波蘭軍隊的迎頭痛擊，被打得潰不成軍，損失慘重，這就是曆史上著名的“維斯瓦河奇跡”。而猛攻利沃夫的西南方麵軍，也同樣在波軍的頑強抵抗下未能得手，最終也是無功而返。
紅軍在蘇波戰爭中的慘敗，不僅使得蘇俄向西歐輸出革命的夢想徹底破滅，也讓蘇俄在與波蘭簽訂的《裡加和約》中，被迫割讓了大片原本屬於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領土，損失慘重。
戰後，黨內自然要追究失敗的責任。斯大林因為其在戰爭中固執己見、拒不配合中央戰略部署的行為，受到了嚴厲的批評。很多人認為，正是他為了個人和小集團的利益，導致了第一騎兵軍未能及時支援華沙方向，從而造成了整個戰役的失敗。麵對黨內的指責，斯大林雖然也為自己進行了辯解，但顯然難以平息眾怒。他甚至一度主動辭去了在軍隊中的職務，以避避風頭，暫時蟄伏起來。
儘管蘇波戰爭的失利給斯大林的軍事聲譽蒙上了一層陰影，但縱觀整個俄國內戰時期，斯大林通過在各個前線的摸爬滾打，無疑積累了寶貴的軍事鬥爭經驗和政治工作經驗。他學會了如何在殘酷的環境中生存和戰鬥，如何運用鐵腕手段推行政策，如何在複雜的黨內和軍內關係中縱橫捭闔，也建立起了一批忠於自己的軍事和政治人脈比如伏羅希洛夫、布瓊尼、莫洛托夫等人）。這些，都為他日後在更加險惡的黨內權力鬥爭中，一步步地清除異己、最終登上權力的頂峰，奠定了至關重要的基礎。
俄國內戰的硝煙漸漸散去，蘇維埃政權總算是站穩了腳跟。擺在布爾什維克黨麵前的，是如何管理這個龐大的國家，如何恢複殘破的經濟，以及如何處理黨內日益複雜的組織和人事問題。
就在這個背景下，1922年4月，在列寧的提議下，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決定增設一個新的職務——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這個職位，最初的設計，主要是負責處理黨中央日常的行政事務、文件流轉、會議安排、乾部檔案管理等等，聽起來像是個大管家、秘書長之類的角色，似乎並沒有太大的決策權。
當時，黨內很多大佬們比如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這些聲名顯赫的革命領袖）可能都覺得，這個總書記的位子，是個吃力不討好、又沒啥實權的“苦差事”，不值得去爭。而列寧呢？他可能考慮到斯大林在組織工作方麵比較有經驗，為人也相對“低調”至少在公開場合不像托洛茨基那麼鋒芒畢露），又一直是他忠實的支持者，於是就同意由斯大林出任這個第一任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然而，所有人都低估了這個看似不起眼的“總書記”職位所蘊藏的巨大潛力，也低估了斯大林這位“鋼鐵之人”的政治野心和權謀手腕。
列寧本人對斯大林的性格和能力，其實早就有一定的保留。他雖然認可斯大林的忠誠和組織能力，但也察覺到斯大林身上那種過於“粗暴”、喜歡獨斷專行、不善於團結同誌的缺點。據說，在任命斯大林為總書記的時候，列寧就曾提議要嚴格限製總書記的權限，使其僅僅局限於處理黨務日常工作，甚至計劃在不久之後就解除斯大林所兼任的其他政府職務比如民族事務人民委員和工農檢查院人民委員），以防止他權力過於集中。
可惜啊，天不遂人願。就在斯大林剛剛坐上總書記這個位子沒多久，1922年下半年開始，列寧的健康狀況就急轉直下。他接連遭受了數次中風，身體癱瘓，說話也變得困難，逐漸失去了對黨和國家事務的實際控製能力。
這一下，可就給了斯大林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他利用擔任總書記的便利，名正言順地掌握了黨中央的日常運作大權。他可以控製中央委員會會議的議程，可以批閱和分發重要文件，更重要的是，他可以影響甚至決定黨內各級乾部的人事任免！
斯大林開始不動聲色地在黨務係統中安插自己的親信，提拔那些對他忠誠、聽話的乾部，排擠那些與他意見不合或者屬於其他派係的人。他通過這種“組織路線”，像一個勤勞的蜘蛛一樣，在幕後悄悄地編織起一張覆蓋全黨的、以他為核心的權力之網。這張網，在列寧在世時尚不明顯，但在列寧病重和去世之後，就將發揮出其巨大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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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列寧病重期間，斯大林在處理格魯吉亞並入蘇聯的問題上，與列寧發生了尖銳的衝突，史稱“格魯吉亞事件”。斯大林和他派往格魯吉亞的代表奧爾忠尼啟則等人，采取了極其粗暴高壓的手段，強行推動格魯吉亞按照莫斯科的意願加入外高加索聯邦，並最終並入蘇聯，打壓了格魯吉亞共產黨內部主張更大自治權的聲音。這件事讓病榻上的列寧勃然大怒！他認為斯大林等人違背了黨的民族政策原則，搞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嚴重傷害了少數民族的感情。這場衝突，進一步加深了列寧對斯大林的不滿和警惕。
到了1922年底至1923年初，意識到自己可能來日無多的列寧，懷著對黨和革命事業前途的深深憂慮，口授並寄出了一係列被稱為《給代表大會的信》的文件，這就是後來震驚蘇聯政壇的《列寧遺囑》。
在這份極其重要的政治遺言中，列寧對自己身邊的幾位主要領導人包括托洛茨基、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達可夫等）都進行了坦率而尖銳的評價，分析了他們的優點和缺點。
而對於斯大林，列寧的評價尤其引人注目，也最為嚴厲！他寫道：
“斯大林同誌當了總書記，掌握了無限的權力，他能不能永遠十分謹慎地使用這一權力，我沒有把握。”
他還特彆指出：“斯大林太粗暴，這個缺點在我們中間，在我們共產黨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總書記的職位上就成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議同誌們仔細想個辦法把斯大林從這個職位上調開，任命另一個人擔任這個職位，這個人在所有其他方麵同斯大林同誌相比，隻有一個優點，就是較為耐心、較為謙恭、較為有禮貌、較能關心同誌，較少任性等等。”
列寧甚至還補充說，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黨內就有可能發生分裂！
這份遺囑，如果當時就被公之於眾，並得到嚴格執行，對斯大林的政治前途來說，無疑將是毀滅性的打擊！他那個剛剛開始編織的權力之網，很可能就會被徹底撕碎。
然而，曆史的吊詭之處就在於，往往充滿了各種偶然和變數。列寧在口授完這份遺囑後不久，健康狀況進一步惡化，最終在1924年1月21日與世長辭。他沒能親眼看到自己的遺囑是如何被處理的，也沒能親自阻止斯大林繼續掌握那個在他看來已經變得“無限權力”的總書記職位。
而斯大林呢？他自然也很快就知道了這份對他極其不利的“最後指示”的存在。他將如何應對這個巨大的挑戰？他將如何巧妙地化解來自革命導師“臨終遺言”的政治危機？他又將如何與其他幾位覬覦最高權力的“戰友們”展開更加激烈和殘酷的黨內鬥爭？
克裡姆林宮的紅牆之內，一場決定蘇聯未來走向的權力大戲，已經悄然拉開了帷幕。而斯大林，這位從格魯吉亞的貧困小鎮一步步走到權力中心的“鋼鐵之人”，正準備迎接他人生中最重要、也最危險的一場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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