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咱們說到，斯大林這位從格魯吉亞大山裡走出來的“鋼鐵之人”，在俄國內戰的槍林彈雨和蘇波戰爭的硝煙彌漫中，是幾經沉浮，既展現了他鐵腕冷酷的一麵，也暴露了他剛愎自用的性格缺陷。但無論如何，他憑借著對革命的“忠誠”至少表麵上是這樣）和在組織工作方麵的“才乾”，在列寧病重、蘇維埃政權初立的混亂時期，一步步地走近了權力的核心，最終坐上了那個看似不起眼、實則潛力無限的聯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的寶座。
然而，就在他開始利用這個職位悄悄編織自己的權力網絡，準備在幕後大展拳腳的時候，一個巨大的陰影，或者說，一份來自革命導師的“最後警告”，幾乎要將他打入萬劫不複的深淵。這，就是咱們接下來要說的，列寧逝世後，斯大林是如何在克裡姆林宮那錯綜複雜的權力迷宮中，運用各種手段，一步步地清除異己，最終登上權力頂峰的驚心動魄的故事。
公元1924年1月21日，對於蘇維埃俄國來說，是一個天塌下來一般的日子。那位領導布爾什維克黨奪取政權、締造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偉大導師——弗拉基米爾·伊裡奇·列寧，在經曆了長期的病痛折磨後，與世長辭了。
列寧的逝世，不僅讓整個蘇維埃俄國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更使得黨和國家的權力核心，出現了一個微妙而危險的真空。誰將繼承列寧的衣缽，領導這個年輕的蘇維埃國家繼續前進？這個問題，像一團迷霧，籠罩在克裡姆林宮的上空，也牽動著黨內各位大佬們的心弦。
就在列寧去世後不久，他的遺孀娜傑日達·克魯普斯卡婭，遵照列寧生前的囑托，將一份被稱為《給代表大會的信》的文件，也就是後來震驚蘇聯政壇的《列寧遺囑》，鄭重地呈交給了聯共中央政治局。
這份遺囑，可以說是列寧在彌留之際，對他親手創建的這個黨和國家未來命運的最後思考和深切憂慮。在遺囑中，列寧不僅分析了當時黨內存在的各種問題和分裂的危險，更對他身邊幾位主要的領導人——托洛茨基、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達可夫等——都進行了坦率而尖銳的評價，點出了他們的優點，也毫不留情地指出了他們的缺點。
而對於斯大林，列寧的評價尤其引人注目，也最為負麵。他明確指出：“斯大林同誌當了總書記，掌握了無限的權力，他能不能永遠十分謹慎地使用這一權力，我沒有把握。”更要命的是，列寧在後來的一份補充材料中，更是毫不客氣地寫道：“斯大林太粗暴，這個缺點在我們中間，在我們共產黨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總書記的職位上就成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議同誌們仔細想個辦法把斯大林從這個職位上調開……”
您想想，這“調開總書記”的建議，出自列寧這位黨的最高權威之口，份量有多重！如果這份遺囑在當時即將召開的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上向全體代表公開，那對斯大林的政治前途來說，無疑是晴天霹靂，甚至是毀滅性的打擊！他那個剛剛有點起色的總書記寶座，恐怕立馬就得挪窩了。
斯大林自然也清楚這份遺囑對自己的巨大威脅。據說，當政治局的少數核心成員包括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布哈林、加裡寧、莫洛托夫等人）秘密傳閱這份遺囑時，斯大林本人的臉色肯定是相當難看的。
然而，曆史的吊詭之處就在於，往往在最關鍵的時刻，總會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盟友”和“神助攻”出現。
在隨後召開的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1924年5月）前夕，關於如何處理這份遺囑，黨中央的高層內部進行了激烈的爭論。最終，在斯大林的巧妙運作和某些人的“幫助”下，大會決定，這份遺囑不在大會上向全體代表公開宣讀，僅僅在中央委員會的高級乾部小範圍內部進行傳達。這無疑是斯大林化解危機的第一步。
緊接著，更戲劇性的一幕發生了。在中央委員會的會議上，當宣讀完列寧關於斯大林“過於粗暴”、“建議調開”的段落後，斯大林本人“順應民意”，非常“謙遜”地站起來，當場表示，既然導師對自己有這樣的評價，那自己願意辭去總書記的職務，以服從黨的決定。
這一下，可把球踢給了其他人。尤其是當時在黨內與托洛茨基明爭暗鬥、也想爭奪列寧繼承人地位的另外兩位重要人物——格裡戈季·季諾維也夫時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和列夫·加米涅夫時任莫斯科蘇維埃主席、政治局委員）。
這兩位大佬，當時心裡的小算盤打得劈啪響。他們雖然也知道斯大林有些毛病，但他們覺得，當前黨內最大的威脅，不是這個看起來還有點“土氣”、不善言辭的格魯吉亞人，而是那個聲望如日中天、在軍隊中擁有巨大影響力、而且思想上總有點“特立獨行”的列夫·托洛茨基！在他們看來，斯大林不過是個搞組織工作的“事務性”乾部，好控製；而托洛茨基一旦大權在握，那他們倆可就沒好日子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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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本著“兩害相權取其輕”或者說“團結多數，打擊主要敵人”的策略，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居然聯手站出來替斯大林說話了！他們公開表示，列寧同誌的擔憂雖然可以理解，但斯大林同誌在過去的工作中還是卓有成效的，現在黨內需要團結，不宜輕易更換領導核心，列寧同誌的建議可能“不合時宜”。他們甚至帶頭倡議，希望斯大林能夠繼續留任總書記的職務。
您看，這政治鬥爭，有時候就是這麼有意思。昨天的敵人，今天可能就成了盟友；而今天的盟友，明天可能就會背後捅你一刀。
在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這兩位重量級人物的“斡旋”和“力保”之下，再加上斯大林自己也進行了一番“深刻檢討”和“低姿態”表態，中央委員會的高層最終“一致”同意，推選斯大林繼續擔任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這一結果，讓當時在黨內和紅軍中威望極高、被很多人視為列寧理所當然繼承人的托洛茨基，是大失所望，也讓他敏銳地感覺到，自己在這場剛剛拉開序幕的權力博弈中，似乎已經先失一著，起了個極其不利的開局。他可能怎麼也想不到，正是他眼前的這兩個“盟友”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為了對付他，竟然會選擇扶持一個日後會將他們自己也徹底毀滅的“鋼鐵之人”。
斯大林有驚無險地保住了總書記的位子，但他知道，真正的威脅還沒有解除。托洛茨基，這位在十月革命和內戰中立下赫赫戰功、口才出眾、理論水平也相當高的“戰神”，在黨內和軍中的威望依然如日中天，是他通往最高權力道路上最大的絆腳石。
為了對付這個共同的“心腹大患”，斯大林很快就與之前幫了他大忙的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形成了一個事實上的政治同盟。這三個人，都是政治局的核心成員，分彆掌控著黨的組織、共產國際對外）、以及兩大中心城市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權力。他們聯手起來，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勢力，在當時的蘇聯政壇上呼風喚雨，日後被曆史學家們戲稱為“三駕馬車”。
這“三駕馬車”一上路，頭一件事，就是集中火力，猛攻托洛茨基！
他們利用手中掌控的黨務係統和宣傳機器，開始有組織、有計劃地對托洛茨基的思想和政治路線展開全麵的批判。他們給托洛茨基扣上了一頂頂大帽子，說他“個人主義”、“脫離群眾”、“不相信俄國工人階級的力量”，甚至聲稱“托洛茨基主義”從根本上就不是真正的列寧主義，而是對列寧主義的歪曲和背叛！
斯大林更是赤膊上陣，親自撰寫文章，發表言論，公開宣稱“黨的任務，就是要徹底埋葬托洛茨基主義！”那架勢，簡直是要把托洛茨基從肉體到精神都徹底搞臭、搞垮。
麵對這三位昔日戰友的合力圍攻，托洛茨基自然不甘示弱。他也是個筆杆子厲害的主兒，立刻奮起反擊。他撰寫了《論列寧》、《十月的教訓》等一係列文章和小冊子，一方麵深情回憶自己與列寧並肩戰鬥的革命曆程，強調自己才是列寧思想的真正繼承者；另一方麵，也毫不留情地揭露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革命前夕曾經動搖不定、反對武裝起義的“黑曆史”，以此來反擊他們對自己的攻擊，諷刺他們才是“機會主義者”。
一時間，蘇共黨內筆墨官司打得是昏天黑地，各種理論文章、曆史回憶、互相攻擊的言論滿天飛。但可惜的是，筆杆子終究鬥不過槍杆子雖然還沒到動槍的時候）和組織機器。
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這“三駕馬車”牢牢地控製著黨的各級組織和宣傳機構。他們可以輕易地壓製托洛茨基的聲音，不讓他的文章在黨內廣泛流傳；他們可以利用黨的會議，組織人對托洛茨基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主要是批評他）；他們還可以通過調整人事，逐步削弱托洛茨基在各個部門的影響力。
終於，在1925年1月，一個決定性的打擊降臨了。在“三駕馬車”的聯手運作下，托洛茨基被解除了他最重要的職務——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和陸海軍人民委員！這意味著，他徹底失去了對紅軍的直接領導權！這個曾經一手創建和指揮紅軍打贏內戰的“戰神”，如今變成了一個沒有兵權的“光杆司令”。
這無疑是托洛茨基在權力鬥爭中的一次重大失敗，也標誌著他在與“三駕馬車”的較量中，敗局已初見端倪。他雖然還有一些支持者，在黨內也還有一定的聲望，但失去了對軍隊的控製，他的政治能量已經被大大削弱了。
但俗話說得好，“沒有永遠的朋友，隻有永遠的利益”。這話放在克裡姆林宮的權力場上，更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這“三駕馬車”，當初之所以能走到一起，主要是因為有一個共同的敵人——托洛茨基。現在，托洛茨基這個最大的威脅眼看就要被搞定了，“三駕馬車”內部的裂痕，也就開始不可避免地顯現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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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的焦點，主要集中在對國家未來經濟政策的走向和黨的領導權問題上。
列寧在晚年為了恢複被內戰和“戰時共產主義”摧殘得奄奄一息的國民經濟，果斷地推行了“新經濟政策”，允許在一定範圍內恢複商品貨幣關係和市場機製，鼓勵農民發展生產。這個政策在當時起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但也引起了黨內一些“左派”人士的擔憂，他們覺得這是向資本主義“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