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咱們說到，日本這個“餓孩子”，在“北進”蘇聯的道路上，先是在張鼓峰和諾門罕碰了一鼻子灰，這“北望”的迷夢算是徹底破碎了。碰了一鼻子灰的日本，不得不與蘇聯簽了個《日蘇中立條約》，暫時穩住了北方那頭“北極熊”。
既然北邊這條路走不通，那日本唯一的選擇，就隻剩下“南下”了。南邊有什麼？有的是讓日本人垂涎三尺的好東西！荷屬東印度的石油，英屬馬來亞的橡膠和錫礦，法屬印度支那的大米……這些，可都是支撐日本這台戰爭機器繼續運轉下去的“命根子”啊！
可要想“南下”，就必然要麵對一個無法回避的強大對手——那就是在太平洋上擁有絕對優勢兵力的美國海軍。山姆大叔對日本在亞洲的侵略擴張本就日益不滿，再加上《租借法案》的通過，美國支持反法西斯盟國的立場也越來越鮮明。
一場決定日本國運、也將徹底改變太平洋乃至整個世界格局的“最終豪賭”，已經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了。這一回，咱們就來詳細聊聊如何，日本是如何一步步地走向與美國開戰這條不歸路的，以及在這之前，他們又是如何處心積慮地想在中國戰場上“安定後方”，為南下戰略掃清障礙的。
日本這個國家，雖然野心大得很，但也知道自己幾斤幾兩。它深知，要想在南邊跟英美荷這些老牌殖民帝國掰手腕，就必須得先穩住在中國這個巨大的戰爭泥潭。否則，一旦陷入兩線作戰，那可真是死無葬身之地了。
可中國這塊“硬骨頭”，從1937年全麵抗戰爆發以來，雖然打得艱苦卓絕，損失慘重，但就是不肯屈服投降！重慶的蔣委員長，雖然也時不時地跟日本人眉來眼去，搞點“秘密接觸”，但始終沒有放棄抵抗的決心。這讓日本人頭疼不已。
既然硬的啃不動，那就來軟的！日本軍部和政府裡那幫“中國通”們，就開始琢磨起了“以華製華”、“分而治之”的毒計。他們的算盤是：在中國扶植幾個聽話的傀儡政權，讓他們去代替日本人管理占領區，搜刮中國的資源，鎮壓中國的抗日力量，這樣一來，日本不僅可以從中國戰場上抽調出更多的兵力投入到“南下”作戰，還能在政治上製造中國分裂的假象，瓦解中國人民的抵抗意誌。
於是乎，在1930年代末到1940年代初，各種各樣的漢奸偽政權，就像雨後春筍一樣，在日本人的刺刀和金錢的扶持下，粉墨登場了。
要說這些偽政權裡，名氣最大、也最臭名昭著的，莫過於汪精衛在南京成立的那個所謂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了。
汪精衛這個人，說起來也曾是響當當的“革命元勳”。早年追隨孫中山先生鬨革命，刺殺過攝政王，也當過國民政府的高官，在黨內和民間都擁有相當高的聲望。可這位曾經的“熱血青年”，骨子裡卻是個意誌薄弱、貪戀權位、又極度悲觀的“軟骨頭”。
抗日戰爭爆發後，麵對日本的淩厲攻勢和中國的慘重損失，汪精衛對抗戰前途徹底失去了信心。再加上汪精衛本人在國民黨內部的不得誌，於是，他開始暗中與日本人勾勾搭搭，鼓吹所謂的“和平運動”，主張與日本“議和”。
1938年底，汪精衛公然從戰時首都重慶叛逃，跑到越南河內發表了臭名昭著的“豔電”，公開響應日本首相近衛文麿提出的所謂“調整中日國交根本方針”的聲明，實際上就是賣國投降的宣言。
緊接著，在1939年底到1940年初，汪精衛在日本人的精心安排下，秘密前往日本，與日本政府的頭麵人物進行了一係列賣國談判。日本人也正愁在中國戰場上找不到一個有足夠“號召力”的大漢奸來撐場麵，汪精衛的“主動投靠”，簡直是瞌睡遇到了枕頭。
日本人打的算盤是，通過扶植汪精衛這個曾經的“國民黨元老”，來建立一個所謂的“華中和平地帶”，以此來分化瓦解重慶國民政府的抵抗力量，誘使其投降。他們口頭上也跟汪精衛談什麼“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甚至還煞有介事地討論什麼“共存共榮”的大道理。
1940年3月30日，在日本人的導演下，汪精衛在南京粉墨登場，成立了所謂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為了跟重慶的國民政府區彆開來，曆史上也稱其為“汪偽政權”）。這個偽政權，雖然也打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號，但其本質，卻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出賣民族利益、充當日本侵略者走狗的漢奸政權。汪精衛本人，也從一個曾經的“革命元勳”，徹底墮落成了遺臭萬年的“千古罪人”。
除了汪精衛這個“全國性”的大漢奸，日本人在中國其他地區，也早就扶植起了一係列地方性的偽政權。
其中，曆史最“悠久”、也最“穩固”的，莫過於盤踞在中國東北的那個所謂的“滿洲國”了。這個偽政權，是日本關東軍在1932年炮製的，名義上的“皇帝”是清朝的末代皇帝溥儀，但實際的掌控者，卻是關東軍司令官和日本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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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40年代初，偽滿洲國的“總理大臣”換成了張景惠也是個老牌漢奸）。日本一方麵繼續在國際上鼓吹偽滿洲國的“獨立國家”形象雖然除了德國、意大利等少數幾個軸心國及其仆從國，全世界沒幾個國家承認它），企圖使其“合法化”；另一方麵，則變本加厲地加強對東北地區的資源掠奪比如煤炭、鋼鐵、糧食、木材等）和經濟控製，把東北徹底變成了日本進行侵略戰爭的戰略後方和原料供應地。
而在鄰近偽滿洲國的內蒙古西部地區，日本人也扶植起了一個由蒙古王公德穆楚克棟魯普簡稱德王）領導的、所謂的“蒙疆聯合自治政府”簡稱“蒙疆政權”）。這個政權，同樣是日本侵略者分裂中國、掠奪資源的工具。
在中國的心臟地帶——華北地區，日本人的控製方式則更加複雜和陰險。
早在1930年代中期，日本就在華北地區製造了一係列事端，比如成立了“冀東防共自治政府”這樣的漢奸組織，試圖將華北五省從中國分離出去，搞“華北特殊化”。
全麵抗戰爆發後，日軍雖然占領了華北的主要城市和交通線，但在廣大的農村地區，卻遭到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以及各種地方抗日武裝的有力抵抗。為了維持對占領區的統治，日本人在華北地區大搞所謂的“特務政治”。
像土肥原賢二這個老牌特務頭子，在中國搞了幾十年的陰謀詭計）、喜多誠一曾任華北方麵軍特務部長）這些日本軍中的“中國通”，就主導著在華北地區扶植漢奸、收買敗類、分化瓦解抗日力量的勾當。他們在中國各地，設立了各種各樣的特務機關，比如臭名昭著的“梅機關”主要在南方配合汪精衛，但在華北也有類似機構）、“蘭機關”等等，專門從事情報搜集、策反、暗殺等罪惡活動。
為了更有效地控製華北的廣大農村地區，日本人還推行了一套嚴密的“中國人管中國人”的鄉村維穩體係。他們恢複了中國古代的“保甲製度”，將民眾編入保甲，實行連坐，互相監視。他們還大力扶植和武裝各種漢奸武裝，比如所謂的“皇協軍”、“治安軍”、“剿共軍”等等，讓這些民族敗類去幫助日本人鎮壓抗日軍民，維持“治安”。
為何要扶植這麼多偽政權？
這背後啊，除了咱們前麵說的“以華製華”、“分而治之”的策略考量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日本陸軍內部，它也不是鐵板一塊，而是派係林立，山頭眾多，很多時候都是各打各的“小算盤”。
您想啊，日本陸軍那幫將佐們，很多都是地方藩閥出身，或者是在某個特定的戰場、某個特定的“功績”中崛起的。他們往往有自己的勢力範圍，有自己的親信部下，也有自己的政治和經濟訴求。比如，關東軍那幫驕兵悍將，就把中國東北視為自己的“獨立王國”，水潑不進，針插不入，連東京大本營的命令有時候都敢陽奉陰違。華北方麵軍、華中派遣軍、華南派遣軍……各個戰略方向上的日軍指揮官，也都有自己的“一畝三分地”。
這些不同的軍事山頭，在扶植漢奸偽政權的時候，往往也會優先考慮那些與自己關係更密切、更能維護自己派係利益的漢奸頭目。這就導致了在中國廣大的淪陷區，出現了多個互不隸屬、甚至有時還互相拆台的偽政權並存的奇觀。比如，在華北，就有王克敏的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設在北京），後來又並入汪精衛的南京偽國民政府，但實際上還是相對獨立。
這種“多頭管理”、“政出多門”的局麵，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中國的抗日力量，但也使得日本對華的殖民統治難以形成一個統一高效的體係，反而增加了其統治成本和內部矛盾。
不管怎麼說，到了1940年底1941年初，日本通過威逼利誘、軍事打擊和扶植漢奸等多種手段，總算是在中國占領區特彆是華北和華中地區）建立起了一套相對“穩定”至少在他們看來是這樣）的殖民統治體係。
隻要中國這個“後院”能夠基本“安定”下來，不再需要投入那麼多的兵力和資源，那麼，日本就可以騰出手來，集中其陸海軍的精銳力量，去實施那個關乎帝國生死存亡的“南下”豪賭了！
就在日本處心積慮地在中國“安定後方”的同時，它在國際舞台上，也開始了一係列更加冒險、也更加作死的“騷操作”，一步步地把自己逼上了與美國開戰的絕路。
早在1938年，日本政府就提出了一個所謂的“東亞新秩序”構想，宣稱要在中、日、滿偽滿洲國）三國“合作”的基礎上，建立一個排除西方列強影響的、由日本主導的東亞政治經濟體係。這已經是在公然挑戰英美等西方國家在東亞的傳統利益和國際秩序了。
到了1940年，隨著德國在歐洲戰場的節節勝利和法國的迅速崩潰，日本軍國主義的野心更是急劇膨脹。他們覺得，千載難逢的機會來了！於是，在當年7月，日本政府正式提出了一個範圍更廣戰略構想——“大東亞共榮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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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所謂的“共榮圈”，不僅包括了中、日、滿，還把整個東南亞包括法屬印度支那、荷屬東印度、英屬馬來亞、緬甸、泰國、菲律賓等）、甚至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等廣闊的區域，都劃入了自己的“勢力範圍”。在整個亞洲和西太平洋地區，建立一個由日本獨霸的“新世界秩序”！這種赤裸裸的野心，自然引起了美國和英國等國家的高度警惕和強烈不滿。
為了給自己的擴張行動尋找“靠山”，也為了威懾可能的乾涉者主要是美國），1940年9月27日，日本與納粹德國、法西斯意大利在柏林正式簽署了《德意日三國同盟條約》也稱《三國軸心協定》）。這個條約規定，如果締約三國中的任何一國，遭到一個目前尚未參與歐洲戰爭或中日衝突的國家的攻擊這明擺著就是指美國！），其他兩個締約國應以一切政治、經濟和軍事手段給予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