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咱們說到，日本這個“餓瘋了”的島國，在“北上”蘇聯那條道上碰得是頭破血流之後，沒辦法，隻能硬著頭皮，把所有的寶都押在了“南下”這條不歸路上。可這“南下”要想成功，就得先過美國這一關。羅斯福總統那邊呢，雖然還沒擼起袖子直接下場跟日本人乾仗，但他那《租借法案》的水管子，可是明晃晃地在給英國、中國這些跟軸心國死磕的“好鄰居”們輸送著軍火和物資，還對日本搞起了石油禁運，這等於是不給日本這台戰爭機器加油了，眼瞅著就要熄火了！
東京的軍部和政府裡，吵成了一鍋粥。最終，還是那幫腦門上刻著“忠君愛國”的軍國主義狂人占了上風。1941年10月，強硬派的陸軍大臣東條英機取代了優柔寡斷的近衛文麿，當上了首相。這就意味著，日本與美國之間的和平大門，基本上是被“咣當”一聲給焊死了。一場決定帝國生死存亡的“國運豪賭”，已經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了！
那麼，這賭局具體該怎麼下呢？這第一槍，該朝誰打，怎麼打，才能最有把握贏呢？這就得牽出咱們這一章的主人公了。他，就是當時擔任日本聯合艦隊司令長官，一個在日本海軍中極具爭議、也極具傳奇色彩的人物——山本五十六海軍大將。正是這位仁兄，一手策劃了那場震驚世界的、將美國徹底拖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珍珠港偷襲。
要說山本五十六這個人，那可真是日本近代史上一位不得不提的複雜人物。他既是日本海軍航空兵的奠基人之一，極具戰略眼光；又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賭徒，敢於在關鍵時刻押上一切；他深知美國的強大，一度反對與美國開戰，但最終又不得不違心地策劃了對美作戰的“驚天豪賭”。他的一生，充滿了矛盾、傳奇和悲劇色彩。
山本五十六，原名高野五十六。他出生在1884年明治十七年）4月4日，日本本州島西北部的新瀉縣長岡市一個沒落的武士家庭。新瀉縣這地方，麵朝日本海，冬天大雪紛飛，氣候苦寒，但也因此磨礪出了當地人堅韌不拔、吃苦耐勞的性格。長岡藩在幕府末期和明治維新初期，因為支持德川幕府，跟新政府軍打過一場硬仗戊辰戰爭中的北越戰爭），雖然最後輸了，但其武士的忠勇和不屈精神，在當地還是留下了很深的印記。
高野五十六的父親高野貞吉，是長岡藩的一名低級武士。老來得子，生下五十六的時候，老爺子已經五十六歲了，所以就給他取了這麼個簡單明了、又帶著點紀念意義的名字——“五十六”。這名字，聽起來是有點土氣，但也透著一股子實在勁兒。
武士家庭的出身，雖然在明治維新後已經不再顯赫，但那種傳統的武士道精神——強調忠誠、榮譽、紀律、悍不畏死——還是在小五十六的心裡，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這對他日後形成那種敢於冒險、不計後果的軍人性格，恐怕不無關係。
可惜，好景不長。小五十六的父母在他年幼時就相繼去世，家境更是雪上加霜。為了能有條出路，也為了能出人頭地，重振家族或者說，至少能混口飯吃），年輕的高野五十六，選擇了投身海軍這條在當時看來頗有前途的道路。
1901年，17歲的高野五十六，憑借著自身的努力和不錯的成績，成功考入了位於廣島縣江田島的日本海軍兵學校。這海軍兵學校，那可是當時日本海軍軍官的搖籃，號稱“東洋的達特茅斯”英國達特茅斯皇家海軍學院是世界聞名的海軍軍官學府），入學門檻極高，訓練也極其嚴格殘酷。能從這裡畢業的，那都是日本海軍未來的“精英”。
在海軍兵學校，高野五十六接受了係統的海軍軍事理論和技能訓練，也進一步磨礪了他那堅韌不拔的意誌。1904年，他以第七名的優異成績一說第二名，但第七名更為普遍），從海軍兵學校第32期畢業，被授予海軍少尉候補生軍銜，正式開始了他的海軍生涯。
也就在他畢業的這一年，日俄戰爭爆發了！年輕氣盛的高野五十六，自然是滿懷著“為天皇陛下效忠”、“為大日本帝國開疆拓土”的熱血，登上了“日進”號裝甲巡洋艦，投入到了這場決定日本國運的戰爭之中。
在1905年那場驚心動魄、也奠定了日本海軍“不敗神話”的對馬海峽大海戰中，高野五十六親身經曆了炮火的洗禮。他所在的“日進”號，在戰鬥中遭到了俄國艦隊的猛烈炮擊，艦體多處中彈。高野五十六本人，在戰鬥中也身負重傷——他的左手食指和中指被炮彈炸飛，大腿也被炸傷，留下了終身的殘疾。
這場殘酷的戰鬥，以及日本聯合艦隊最終以弱勝強、幾乎全殲俄國波羅的海艦隊的輝煌勝利，給年輕的高野五十六留下了極其深刻、也極其複雜的影響。一方麵，他親身體會到了戰爭的殘酷和血腥，也留下了身體上的永久傷殘；但另一方麵，他也親眼見證了，通過周密的計劃、嚴格的訓練、先進的技術比如日本海軍的下瀨火藥和伊集院信管，以及東鄉平八郎的“t字戰法”）和不惜一切代價的犧牲精神，一個看似弱小的國家，是完全有可能戰勝貌似強大的敵人的！這種“以小博大”、“險中求勝”的信念，以及對海軍力量的無限崇拜，恐怕從那個時候起，就已經深深地植入了他的骨髓，也從此東鄉平八郎這位日俄戰爭的功臣也就成了高野五十六的偶像並深刻影響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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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在對馬海戰中的英勇表現，高野五十六受到了嘉獎。戰爭結束後，他繼續在海軍中服役，並憑借著自身的努力和才乾，穩步晉升。
到了1916年，高野五十六的人生迎來了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他通過“嗣子”也就是過繼兒子）的形式，被長岡藩的一個家道中落、但曾經也算顯赫的舊武士家族——山本家——正式收養，繼承了山本家的香火，並改姓為山本，從此，高野五十六就變成了我們所熟知的山本五十六。同年，他還進入了日本海軍的最高軍事學府——海軍大學校簡稱海軍大學）深造，並在畢業後晉升為海軍少佐軍銜。這標誌著他已經進入了日本海軍高級軍官的培養序列。
如果說對馬海戰的炮火和海軍大學的深造，鍛造了山本五十六作為一名優秀海軍軍人的專業素養和鋼鐵意誌，那麼接下來一段在美國的特殊經曆，則極大地開闊了他的國際視野，也讓他對日本未來最強大的對手——美國——有了一種遠超當時日本國內其他軍政要員的、清醒而深刻的認識。
1919年至1921年，山本五十六被日本海軍派往美國，進入了世界頂尖學府——哈佛大學——進行學習。他主修的，據說是石油經濟和英語。在哈佛那自由開放的學術氛圍中，山本不僅努力學習語言和專業知識，更廣泛地接觸了美國的社會文化和思想觀念。
有意思的是，這位平時看起來不苟言笑、紀律嚴明的日本海軍軍官，在美國期間，卻展現出了他性格中鮮為人知的另一麵——那就是酷愛賭博！據說，山本對各種牌類遊戲，比如橋牌、撲克牌，都非常精通，而且賭技高超，經常在賭桌上大殺四方，贏多輸少。他還對賽馬、輪盤賭等其他博彩遊戲也頗有興趣。
這種對賭博的癡迷，不僅僅是一種消遣，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性格中那種敢於冒險、大膽決策、追求極致勝利、甚至不惜孤注一擲的“賭徒”特質。這種特質，在他日後策劃和指揮那些風險極高、但也可能帶來巨大回報的軍事行動比如偷襲珍珠港）時，也表現得淋漓儘致。
從哈佛學習歸來後不久，1925年至1927年一說1926年至1928年），山本五十六再次被派往美國，這次的身份更加重要——擔任日本駐美國大使館的海軍武官。
作為海軍武官，山本有機會更深入地接觸美國的軍事、政治、經濟和社會各個層麵。他利用這個機會，遍訪了美國的各大造船廠、飛機製造廠、汽車工廠比如福特公司那令人震撼的流水線生產）、鋼鐵企業，甚至還去得克薩斯等地的油田進行了實地考察。
這些親眼所見的景象，讓山本五十六對美國的工業潛力和戰爭實力，產生了一種近乎敬畏的深刻認識。他看到，美國的工廠規模之龐大、生產效率之高、技術水平之先進、以及其背後所蘊藏的石油、鋼鐵等戰略資源的豐富程度，都遠遠不是當時資源貧乏、工業基礎相對薄弱的日本所能比擬的！
他清醒地意識到，如果日本真的與美國爆發全麵戰爭，那麼在初期，日本或許可以憑借著偷襲和局部的戰術優勢，取得一些暫時的勝利。但一旦戰爭陷入持久，美國的巨大工業機器全麵開動起來，那日本將毫無勝算，最終必將因為資源枯竭和國力不支而被活活拖垮、碾碎！
這種對美國強大實力的清醒認識，使得山本五十六在後來日本軍部內部討論對美戰略時，一直持有一種相對謹慎和現實的態度。他不像那些被狂熱民族主義衝昏了頭腦的陸軍馬鹿那樣，盲目叫囂著要與美國“決一死戰”。他知道，跟美國打仗，那是在玩火，而且是在玩一場日本根本輸不起的火！
從美國歸來後，山本五十六憑借著其卓越的才乾和在美國期間積累的寶貴經驗，在日本海軍內部的仕途也是一路順風，逐步升遷，擔任了多種重要的參謀和指揮職務。
1928年，他首次獲得了真正意義上的艦長指揮權，先後擔任了輕巡洋艦“五十鈴”號和更重要的——航空母艦“赤城”號的艦長。
指揮“赤城”號航空母艦的這段經曆，對山本五十六後來的軍事思想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他親身體驗了艦載航空兵在海戰中的巨大潛力，也敏銳地預見到了，未來的海戰，將不再是傳統戰列艦之間用大炮互轟的“炮戰決勝”時代，而是由飛機來主宰沉浮的“航空製勝”時代！
在當時那個“大艦巨炮主義”依然是世界各國海軍主流思想的年代各國海軍都把擁有更大口徑火炮、更厚重裝甲的戰列艦視為海權的象征和艦隊的核心），山本五十六的這種“航空製勝論”，無疑是顯得有些“離經叛道”，甚至被一些海軍內部的保守派大佬們視為“異端邪說”。
但山本是個認準了道理就不會輕易回頭的人。早在1920年代中後期，當他還是一名炮術專家的時候，他就已經敏銳地意識到了海軍航空兵的未來。他不顧當時炮術科才是海軍軍官晉升“王道”的傳統，毅然決然地由炮術科轉入了剛剛興起的海軍航空兵科，甚至還親自接受了飛行訓練雖然他最終並沒有成為一名合格的飛行員，但他對飛機的性能和航空作戰的特點，有了更直觀的了解）。這種敢於挑戰傳統、擁抱新事物的遠見卓識，使他成為了日本海軍航空兵的早期奠基人和最重要的推動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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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山本五十六以海軍少將的軍銜，作為日本代表團的成員之一，參加了在倫敦舉行的海軍裁軍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日本雖然也爭取到了一些利益，但在主力艦和航空母艦的總噸位上，仍然受到了英美的嚴格限製，這讓日本海軍內部的強硬派感到非常不滿。山本五十六雖然也對這種不平等的限製感到憋屈，但他可能也從這次會議中，更加清醒地認識到了日本與英美等老牌海軍強國在綜合國力上的差距，以及通過外交手段維護國家利益的重要性。
從倫敦回來後，山本五十六的仕途繼續上升。他先後出任了海軍航空本部技術部長、第一航空戰隊司令官、海軍航空本部部長等一係列與海軍航空兵發展密切相關的要職。在擔任這些職務期間，他大力推動日本海軍航空兵的建設和發展，積極引進和研發新式艦載飛機比如後來在太平洋戰爭初期大顯神威的零式戰鬥機、九七式艦攻、九九式艦爆等，都與他任內的推動不無關係），努力提高飛行員的訓練水平，並積極探索以航空母艦為核心的特混艦隊新作戰理論。可以說，日本海軍之所以能夠在太平洋戰爭初期，擁有一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最具攻擊力的航母機動部隊，山本五十六功不可沒。
雖然山本五十六是一位堅定的海軍力量發展論者，也是一位敢於冒險的“賭徒”，但在1930年代日本國內軍國主義浪潮日益高漲、對外侵略擴張的步伐也越來越瘋狂的背景下，他卻出人意料地，在很多關鍵問題上，表現出了相對務實和清醒的立場，甚至一度被視為海軍內部的“鴿派”或“親英美派”，試圖為日本這輛失控的戰爭機器踩幾腳“刹車”。
山本五十六在1930年代，對日本陸軍在中國東北發動的“九一八事變”以及後來逐步升級的全麵侵華戰爭，都持有一種比較保留甚至反對的態度。他認為，中國戰場是一個巨大的泥潭，會無休止地消耗日本本已有限的國力，而且也必然會激化與英美等國的矛盾，最終對日本的戰略全局不利。
他更是強烈反對日本與納粹德國、法西斯意大利簽訂《三國同盟條約》。他清醒地認識到，與德意這兩個歐洲的“戰爭販子”綁在一起，不僅不會給日本帶來什麼實際的好處，反而會把日本徹底推向與英美為敵的深淵，最終引火燒身。他曾多次在海軍內部和政府高層會議上，力陳與德意結盟的危害，主張日本應該保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避免過早地卷入歐洲的衝突。
山本五十六的這些相對“溫和”和“務實”的主張，在當時那個被狂熱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情緒所裹挾的日本，自然是顯得格格不入，也因此招致了陸軍強硬派和國內右翼極端分子比如那些動不動就搞“天誅國賊”暗殺的“愛國青年”們）的極度仇視和不滿。他們給山本扣上了“日奸”、“賣國賊”、“海軍的軟骨頭”等各種大帽子，甚至還向他發出了死亡威脅，揚言要取他的項上人頭！
據說，在1939年前後，針對山本的暗殺威脅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海軍省甚至不得不派出憲兵，對他進行24小時的“貼身保護”，以防不測。一個堂堂的海軍中將，居然要靠憲兵來保護自己的人身安全，免遭本國極端分子的毒手，這在當時的日本，也是一種莫大的諷刺。
1939年8月30日，就在歐洲大戰即將爆發的前夜，時任海軍大臣米內光政他與山本五十六、井上成美並稱為當時海軍內部相對清醒和務實的“海軍三羽烏”，都比較反對與德意結盟和對美開戰），為了既能利用山本的才乾，又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他免遭國內極端勢力的毒手，做出了一個重要的人事任命——將山本五十六調離東京海軍省這個政治漩渦的中心，任命他為日本海軍的最高實權職位——聯合艦隊司令長官兼第一艦隊司令長官。
這個任命，表麵上看，是極大的榮耀和重用。聯合艦隊司令長官，那可是統率著整個日本海軍主力艦隊的“海上戰神”啊！但實際上，米內光政的這一安排，也可能帶有一絲“明升暗降”、“流放外海”的意味，目的就是讓山本遠離東京的是非之地，避免他因為繼續公開發表“不合時宜”的言論而招來殺身之禍。
接掌了聯合艦隊這副重擔之後，山本五十六麵對的，是一個日益險惡、也日益臨近戰爭邊緣的國際局勢。他雖然內心深處仍然不希望與美國開戰，但他作為一名職業軍人，也必須服從國家的戰略決策。當日本政府最終決定要“南下”奪取戰略資源，並為此不惜與美國兵戎相見的時候，山本五十六也隻能拋開個人的疑慮和擔憂，開始殫精竭慮地為這場他明知勝算不大的戰爭，策劃各種可能的作戰方案了。
山本五十六，這位從對馬海峽的炮火中走出來的海軍將領，這位曾在哈佛大學校園裡潛心研究、又在華爾街的賭桌上展現過人膽識的“日本眼”，這位在日本海軍內部最早認識到航空母艦和艦載航空兵巨大潛力、並力主發展海軍航空力量的“異端先知”，此刻，正站在他那艘旗艦“長門”號戰列艦的艦橋上，眺望著波濤洶湧的太平洋。
這位曾經反對與美國開戰的“清醒者”，最終卻不得不成為對美作戰的急先鋒和主要策劃者。這究竟是曆史的諷刺，還是個人的悲劇？或許，兩者兼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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