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我們說到，1944年初夏，整個太平洋的目光都聚焦在了馬裡亞納群島。這裡，是日本“絕對國防圈”的天王山，也是美國b29戰略轟炸機唯一理想的前進基地。為了這場決定國運的戰役，日本海軍在經曆了兩位司令長官接連殞命的“多事之秋”後，由新任司令豐田副武大將，壓上了帝國最後的海上賭注——“阿號作戰”。而美國方麵，則集結了人類曆史上最強大的兩棲攻擊艦隊，準備一舉砸開日本的國門。兩支龐大的艦隊，正從不同的方向，駛向同一個宿命的交彙點。一場史無前例的大決戰，即將拉開序幕。
在正式講述這場驚心動魄的大海戰之前，我們先解剖一下日軍這份被寄予厚望的“阿號作戰”計劃。因為你會發現，這個看似精妙的計劃，從誕生之日起，就建立在一係列致命的、錯誤的評估之上。它是一座用回憶和幻想搭建起來的沙灘城堡，注定要被現實的巨浪，拍得粉碎。
“阿號作戰”的核心，是日本海軍迷信了幾十年，近乎將其奉為宗教信條的“艦隊決戰”思想。
之前咱們說過，日本人打仗有一個根深蒂固的怪癖，就是總想著開戰即決戰，一戰定乾坤。這種思想，和1905年日俄戰爭中那場輝煌的對馬海峽海戰，有莫大的關係。在那場戰鬥中，東鄉平八郎率領的日本聯合艦隊，以極小的代價，一舉全殲了遠道而來的俄國波羅的海艦隊。
這場勝利，給日本海軍打了一針長達四十年的“興奮劑”。“通過一次決定性的海上會戰，徹底摧毀敵方主力，從而迫使其求和”，這套邏輯，從此成為了日本海軍不可動搖的戰略信條。人嘛，總是喜歡待在自己的舒適圈裡，用過去成功的經驗，來解決現在所有的問題。從中途島到瓜島，他們一次又一次地試圖複製對馬的奇跡，結果一次又一次地撞得頭破血流。
到了1944年，隨著太平洋戰局的急轉直下，這想不決戰也不行了。塞班島的戰略地位實在太重要，已經到了退無可退的地步。
這場戰役，被整個日本高層，提升到了決定國運的高度。時任首相的東條英機，在給塞班島指揮官的訓示中，用近乎咆哮的語氣說道：“日本帝國的命運，取決於你們此次作戰的結果！”
“阿號作戰”，就是這股“決戰狂熱”的最終產物。
這種“阿號作戰”的計劃書，你會覺得它似乎很完美。但這裡麵有一個最致命的問題：執行這個計劃的人，已經不行了。
日本海軍曾經擁有世界上最頂尖、最精銳的飛行員。1941年偷襲珍珠港時，那些駕駛著“零”式戰鬥機的飛行員，平均擁有約800小時的飛行經驗，是名副其實的“空中武士”。
但日本的飛行員培養與使用體係，存在一個致命的缺陷：他們把這些精英，當作消耗品來使用。這些王牌飛行員，被持續地投入一線作戰，直到在空戰中被擊落、戰死。他們寶貴的經驗，無法像美軍那樣，通過輪換製度，回到後方，傳承給新一代的飛行員。
到了1944年，這個問題的惡果，徹底爆發了。
由於燃油的極度短缺和訓練時間的被大幅壓縮，新補充到航母上的飛行員，素質堪憂。許多新飛行員的總飛行時間，還不足300小時，有些人甚至隻有區區100小時。他們就像一群剛剛拿到駕照的高中生，卻要被派去參加f1方程式賽車。
機動部隊指揮官小澤治三郎，在戰後也痛苦地承認，他的飛行員“訓練非常不足”。他說：“他們雖然能在白天勉強地在航母上降落，但完全不具備夜間和複雜氣象下的作戰能力。”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軍的飛行員，在投入戰鬥前，至少擁有525小時的飛行時間，其中有大量的時間，是在與航母的協同訓練中度過的。美軍完善的輪換製度，讓經驗豐富的老鳥，可以回到後方擔任教官，使得整個飛行員培養體係，形成了一個不斷進步的良性循環。
除了人的問題，裝備的問題也同樣嚴重。
日本的“零”式戰鬥機，雖然以其超遠的航程和卓越的機動性著稱。但這是以犧牲一切防護為代價換來的。它普遍缺乏有效的裝甲保護和自封油箱。一旦被美軍的12.7毫米機槍子彈擊中，極易起火燃燒，變成一個空中火球。美軍飛行員們，給它起了一個非常形象的綽號——“空中打火機”。
在看不見的電磁領域，雙方的差距更是如同天壤之彆。
此時的美軍艦隊，已經普遍裝備了高性能的艦載搜索雷達。更重要的是，他們發展出了一套高效的“作戰信息中心”cic）係統。在cic裡，雷達官、通訊官、戰鬥機引導官協同工作，能將雷達發現的目標信息，迅速處理，並精確地引導己方戰鬥機，前往最佳的攔截位置。
小澤艦隊的雷達，不僅性能差，探測距離近，而且未能形成體係化的預警和指揮網絡。他們發現目標，靠的還是傳統的“目視搜索”，指揮飛機，靠的還是原始的旗語和無線電喊話。在信息獲取和處理能力上，日軍已經遠遠落後於美軍一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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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阿號作戰”在戰略上，是一次被逼到牆角的絕望豪賭；而在戰術上，它卻荒謬地依賴於一支在質量和數量上，均已不複存在的精英力量。
日本的指揮官們，似乎仍然沉浸在1941年戰爭初期的輝煌記憶中，用舊時代的標準，來規劃1944年的戰爭。他們將那些素質嚴重下滑的飛行員和性能落後的飛機，簡單地視為可以填入作戰計劃的數字，卻忽略了這些數字背後，早已不堪一擊的真實戰鬥力。
這種在戰略評估上的災難性失誤，使得“阿號作戰”，從誕生之日起，就注定是一場走向毀滅的悲劇。
就在小澤艦隊還在向馬裡亞納集結時，斯普魯恩斯指揮的第五艦隊，已經提前開始了一係列“清場”工作。他們首先用艦載機，對馬裡亞納群島上的日軍岸基航空兵力，進行了毀滅性的壓製。
6月15日，美軍地麵部隊，在特納將軍的指揮下，順利登陸塞班島。
也就在這一天，美國潛艇部隊，送來了決定性的情報大禮：
1835：潛艇“飛魚號”，在聖貝納迪諾海峽，發現了小澤的主力艦隊。
1945：潛艇“海馬號”，在蘇裡高海峽北部，發現了另一支日本艦隊。
在接下來的兩天裡，更多的潛艇接觸報告，源源不斷地傳到斯普魯恩斯的旗艦上。一張清晰的、顯示著日軍艦隊動向的大網，已經在他麵前展開。
麵對即將到來的決戰，美軍的兩位核心指揮官——第五艦隊總司令斯普魯恩斯，和第58特遣艦隊直接指揮官米切爾，之間卻產生了一場著名的戰術分歧。
總指揮官雷蒙德·斯普魯恩斯海軍上將，在他的旗艦“印第安納波利斯”號重巡洋艦上，思考的重心始終是整個行動的最終目標：成功奪取馬裡亞納群島。在他看來，保護在塞班島灘頭陣地以及周邊海域運輸船上超過12萬名士兵的生命，是他不可推卸的、至高無上的責任。任何軍事行動，都必須服務於這一最高戰略目標，不能有絲毫的動搖。
在他麾下，第58特遣艦隊的直接指揮官，是性格迥異的米切爾中將。作為一名資深飛行員出身的航母專家，米切爾的世界觀更為純粹和專注：他的使命就是指揮這支人類曆史上最強大的航母特混艦隊，像一個好鬥的拳擊手一樣，主動出擊，找到並徹底摧毀敵人的艦隊。
這種指揮理念的差異，在6月18日至19日的那個關鍵夜晚，達到了頂點。米切爾及其幕僚，根據潛艇發來的情報，力主艦隊全速西進，以便在黎明時分，搶先捕捉到日本艦隊並發動致命一擊。
然而，斯普魯恩斯斷然拒絕了這一建議。他的謹慎並非膽怯，他認為日軍極其擅長使用“分兵合擊”和佯動欺騙的戰術。他無法百分之百地確定，潛艇發現的，就是日本的全部海上力量。萬一這隻是誘餌，而日軍主力趁機繞道，突襲塞班島脆弱的登陸場，那將是一場無法挽回的災難。
在情報模糊不清的情況下，斯普魯恩斯做出了一個令麾下飛行員們極度失望的決定：艦隊在夜間，非但不能西進，反而要略微向東航行，以確保自己始終處於能夠有效掩護塞班島的防禦陣位上。
這一決策，表麵看是一種戰略收縮，卻在無意之間，將第58特遣艦隊，置於一個完美的、以逸待勞的防禦位置。他為即將到來的空中屠殺，布下了一張看不見的天羅地網。這種指揮層麵的分歧，並非簡單的“謹慎”與“好鬥”的性格衝突，而是源於他們各自職責範圍的結構性必然。斯普魯恩斯為整個戰役的戰略全局負責，而米切爾則為航母這一戰術兵器的效能最大化負責。最終，戰略家的深思遠慮，壓倒了戰術家的格鬥本能。
6月19日上午，小澤治三郎按計劃發動了攻勢。他並不知道，自己引以為傲的艦載機群，即將飛入一個由雷達、戰鬥機、高射炮和卓越飛行員構成的立體防禦體係——一個巨大的、高效運轉的戰爭機器。
第一波攻擊69架）在距離美國艦隊很遠時，便被美軍戰艦的雷達牢牢鎖定。清脆的警報聲響徹艦隊，但作戰信息中心cic）裡，卻是一片冷靜而高效的忙碌。雷達官報出方位和距離，引導官在圖板上標出航跡，通訊官則將一道道指令，迅速傳達給在空中巡邏的戰鬥機。
米切爾的戰鬥機群，獲得了超過十分鐘的寶貴預警時間。f6f“地獄貓”戰鬥機得以從容地爬升至雲層之上，占據了最佳的攻擊高度，然後像一群等待獵物的猛禽，靜靜地俯瞰著下方。當衣衫襤褸的日本機群還在因落後的無線電性能而艱難地調整隊形時，美軍戰鬥機已如閃電般撲來。
空戰瞬間演變成一邊倒的屠殺。僥幸穿過戰鬥機攔截網的少數日機，又一頭撞上了由新型vt近炸引信炮彈構成的火牆。
這是一種足以改變戰爭規則的“黑科技”。在此之前，美國海軍的高射炮主要依靠光學瞄準和定時引信來進行射擊。老式高射炮的原理非常簡單，也非常粗糙：炮手先用光學測距儀估算來襲飛機的大致高度和航向，再通過機械計算器算出“提前量”，最後在炮彈裡裝上一個定時引信，把爆炸時間設定為若乾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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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傳統高炮隻能依賴預估時間在空中“盲炸”一片區域，賭敵機會恰好飛進炮彈爆炸的範圍。這種方法有幾個致命缺陷：
測距誤差大：飛機速度快，高度變化頻繁，估算再精準也難免偏差。
命中概率低：即便在戰前嚴格訓練的美軍艦炮手，擊落一架飛機也通常要發射幾百發炮彈。
浪費彈藥：大量炮彈白白爆炸在空中，既消耗資源，也影響視線。
而vt近炸引信徹底改寫了這一切。每枚炮彈內部都裝有一個微型無線電發射器，它會不斷發出電磁波。一旦炮彈飛近飛機機體一般在7米以內），反射波的強度驟然增強，引信立即觸發爆炸，無需任何人為設定。
這種自適應“智能引爆”，讓防空火力從“靠運氣撒網”變成了“精確感知獵物”。它的效率是傳統高射炮的數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