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12點42分，炸彈，在我們上一回故事的結尾，準時引爆了。
“轟！”
一聲沉悶而巨大的爆炸聲，猛地撼動了整個“狼穴”總部。施陶芬貝格在不遠處的一個掩體旁，親眼看到他剛剛離開的那間木頭會議室，在一瞬間，被一股夾雜著黃色煙塵、黑色濃煙和無數碎片的火球，給整個吞噬了。屋頂被高高掀起，然後重重地砸回地麵，窗戶和牆壁像是紙糊的一樣，向四外炸開。地圖、文件、木屑、玻璃……各種雜物，像天女散花一樣，被拋到了半空中。
施陶芬貝格的心，在這一刻，反而落了地。
成了！
他心裡隻有一個念頭。在如此近的距離、如此猛烈的爆炸下，彆說是人，就算是一頭大象，也得給炸成碎片了。阿道夫·希特勒，那個將整個德國拖入深淵的惡魔，毫無疑問，已經死了。
他和他的副官哈夫滕中尉，對視了一眼，眼神裡充滿了如釋重負的激動。他們沒有片刻停留，迅速地跳上了一輛早已等候在此的汽車，一路忽悠，巧妙地騙過了三道盤查的崗哨，成功衝出了“狼穴”這個魔窟，直奔附近的機場。一架早已準備好的飛機，正等著把他們帶回柏林。
因為，刺殺元首，僅僅是計劃的第一步。真正的重頭戲，將在首都柏林上演。一場代號“女武神”的政變，即將啟動，他們要回去，領導這場將決定德國命運的行動。
然而，施陶芬貝格怎麼也想不到的是，就在他飛往柏林，滿心以為大功告成的時候，在他身後那片狼藉的廢墟裡，命運，或者說某種不可思議的、如同魔鬼般的運氣，再一次上演了它的奇跡。
那個被炸得麵目全非的會議室裡，希特勒，竟然還活著。
這簡直是匪夷所思。咱們來複盤一下，到底發生了什麼。
首先，就是我們上一章提到的那個致命的細節：會議地點，從堅固的、密不透風的鋼筋混凝土地下掩體，臨時換到了地麵上這間的木板房。如果是在那個地下掩體裡，炸彈的衝擊波無處可逃，會在牆壁之間來回反彈、疊加，足以把裡麵的人，全部震死。可在這間木屋裡，脆弱的牆壁和敞開的窗戶，就像一個泄壓閥，讓大部分的衝擊波，瞬間就逸散出去了。
其次，也是最關鍵的，就是那張桌子。那是一張由非常厚重的實心橡木打造的巨大地圖桌。還記得嗎？那個叫海因茨·布蘭特上校的倒黴蛋，就是我們上一章裡提到過的，在1943年幫特雷斯科夫帶過“君度力嬌酒”炸彈的那位。這一次，他又在無意中，扮演了曆史的攪局者。他覺得施陶芬貝格的公文包礙事，就用腳把它往旁邊推了一下，正好，就推到了那根粗大的、實心橡木桌子腿的另一側。
正是這厚實的桌腿，像一麵堅固的盾牌，嚴嚴實實地擋在了希特勒和炸彈之間，吸收了絕大部分的爆炸威力和飛濺的彈片。
所以，當爆炸發生時，希特勒雖然被巨大的氣浪整個掀飛，褲子被炸成了布條，兩條腿上紮滿了木刺，兩隻耳朵的耳膜也被震穿孔，暫時性失聰，但他本人，除了些皮外傷和一點擦傷瘀青之外，竟然沒有受到任何致命的傷害。
幾分鐘後，當煙塵散去，他搖搖晃晃地，被手下從廢墟裡攙扶了出來。他渾身是土，頭發被燒焦，右臂暫時性麻痹，但他還活著，神誌清醒。他環顧著一片狼藉的現場和那些或死或傷的將領，嘴裡不停地念叨著：“看，我說過吧……這就是天意！天意要讓我繼續完成我的使命！”
這場爆炸，最終造成了四人死亡。其中，就包括那位移動了公文包的布蘭特上校。他的一條腿被當場炸斷，第二天就不治身亡了。命運的安排，就是如此的吊詭和殘酷。
一個“開了掛”的獨裁者，一群“扶不起”的隊友。當施陶芬貝格的飛機，還在飛往柏林的途中時，這場政變，其實就已經輸掉了一半。而另一半，則輸在了柏林那幫“豬隊友”的手裡。
咱們把鏡頭，切換到柏林。政變的大本營，設在市中心的本德勒大街，也就是德國後備軍的總部。
按照計劃，一旦“狼穴”那邊傳來希特勒的死訊，這裡的密謀核心人物，就應該立刻啟動“女武神”計劃，向全國的後備軍部隊，發布命令，逮捕納粹高官，占領關鍵部門。
可問題是，當施陶芬貝格在天上飛的時候，本德勒大樓裡，卻陷入了一種致命的、令人抓狂的死寂和遲疑。
政變在柏林的現場負責人，是弗裡德裡希·奧爾布裡希特將軍。這位將軍，什麼都好，就是缺了點當機立斷的魄力。爆炸發生後，他沒有在第一時間得到“絕對確切”的、百分之一百二十的確認消息。他有點慌，有點拿不準。於是，他決定……再等等。
這一等，就等掉了足足三個小時。在分秒必爭的政變中，這三個小時，是黃金般寶貴、且一去不複返的時間窗口。
比奧爾布裡希特更不靠譜的，是他的頂頭上司，後備軍的總司令，弗裡德裡希·弗洛姆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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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弗洛姆，是個典型的機會主義者，一個徹頭徹尾的牆頭草。他事先對密謀集團的計劃，是知情的，也表達了某種程度的同情。但他打的算盤是：你們先乾，等你們乾成了，確認希特勒真死了，我再跳出來，以“撥亂反正”的功臣麵目，加入你們，分享勝利果實。可要是你們失敗了……那對不起，我跟你們不熟，我還要反過來抓你們，向元首表忠心。
所以，當奧爾布裡希特請求他下令啟動“女武神”時，弗洛姆直接拒絕了。他拿起電話，親自打到“狼穴”去核實。電話那頭，凱特爾元帥告訴他：“元首隻是受了點輕傷。”
這下弗洛姆心裡有底了。他不僅拒絕合作，還反過來，想把奧爾布裡希特這幾個密謀者給當場逮捕。
下午4點左右，施陶芬貝格的飛機，終於在柏林降落。他一回到本德勒大樓，看到眼前這副混亂、遲滯的景象，肺都快氣炸了。他這才明白，自己不在的這幾個小時，柏林的這幫同伴，幾乎什麼都沒乾！
“簡直是胡鬨！”
施陶芬貝格當機立斷，不能再等了。他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宣布希特勒已死，然後，和他的同伴們一起，直接把那個搖擺不定的弗洛姆將軍給抓了起來，關進了一間辦公室。隨後，他們開始以自己的名義，強行向全國發布“女武神”的命令。
然而，一切都太晚了。更要命的是，他們犯下了一個業餘到不能再業餘的、足以載入史冊的巨大錯誤：
他們沒有在第一時間，切斷所有與“狼穴”的通訊線路！
你說這叫什麼事兒？搞政變，最最基本的操作，不就是第一時間搶占電台、切斷電話線，控製住信息的發布渠道嗎？這樣，你才能把“假”的說成“真”的，把“死”的說成“活”的，你才能掌握話語權。可密謀者們，偏偏就漏掉了這最致命的一環。
於是，政變史上最富戲劇性的一幕，上演了。
傍晚時分，柏林衛戍營的指揮官，一位名叫奧托·恩斯特·雷馬的少校，是一位忠誠於希特勒、但對政變毫不知情的軍官。他接到了“女武神”的命令，任務是：立刻帶兵，前往逮捕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
雷馬少校二話不說，帶著部隊，氣勢洶洶地就包圍了戈培爾的辦公室。
就在這千鈞一發的時刻，戈培爾，這位納粹的宣傳天才，上演了他一生中最精彩、最力挽狂瀾的一次即興表演。
麵對著黑洞洞的槍口，戈培爾異常冷靜。他看著雷馬少校，平靜地說：“少校，你被叛徒欺騙了。元首根本沒有死，他還活著。”
雷馬當然不信。
戈培爾微微一笑，指了指桌上的電話：“你不信？我可以讓你親耳聽到他的聲音。”
說著，戈培爾拿起電話，通過一條直通“狼穴”的專線，直接就接通了希特勒本人。
“我的元首，雷馬少校在這裡，他不相信您還活著。”
戈培爾把聽筒，遞給了雷馬。
電話那頭，傳來了一個雷馬再熟悉不過的、帶有濃重奧地利口音的獨特聲音：“雷馬少校，你聽得出我的聲音嗎？”
雷馬少校當時腦子估計“嗡”的一下就炸了。他立正站好，對著話筒大喊：“是的，我的元首！”
希特勒接著說：“我還活著。有一小撮野心勃勃的軍官，發動了可恥的叛亂。我現在授予你全權，用你手下所有的部隊，以我的名義，粉碎這場叛亂。逮捕或擊斃所有反抗者！”
這通電話，就像一道閃電，瞬間逆轉了柏林的整個局勢。
雷馬少校的忠誠，立刻從“女武神”的命令，轉回到了元首本人身上。幾分鐘前，他還是執行政變的工具；幾分鐘後，他就成了鎮壓政變的急先鋒。他手下的部隊，立刻調轉槍口，開始按照戈培爾的指示，逮捕城內的密謀分子。
政變，就這樣，以一種近乎荒誕的方式，徹底失敗了。
當天深夜，雷馬的部隊，包圍了本德勒大樓。被解救出來的那個機會主義者弗洛姆將軍，為了殺人滅口，掩蓋自己知情不報的罪行，急不可耐地，當場組織了一個即席的軍事法庭，以“叛國罪”，宣判施陶芬貝格、奧爾布裡希特、哈夫滕等四位政變的核心人物死刑，立即執行。
就在本德勒大樓的庭院裡，借著一輛軍用卡車那昏暗的車頭燈光，行刑隊舉起了槍。
在倒下前的最後一刻，克勞斯·馮·施陶芬貝格上校，用儘全身力氣，喊出了他最後的遺言：
“我們神聖的德意誌萬歲！”
槍聲響起，這位勇敢的、孤獨的抵抗者，倒在了血泊之中。他的死，標誌著這場德國抵抗運動最高潮的終結。然而，對於成千上萬和他有關聯的人來說，這，僅僅是噩夢的開始。
720事件，為希特勒提供了一個夢寐以求的、完美的借口。他終於可以名正言順地，對他早就看不順眼的、那些內心並不忠誠的國防軍傳統貴族軍官團，以及所有潛在的反對者，進行一次徹底的、血腥的大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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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的天平，在這一夜，徹底倒向了納粹黨最激進、最殘暴的派係——黨衛隊。
希特勒立即授權黨衛隊的全國領袖，海因裡希·希姆萊，全權負責“淨化”國家。希姆萊馬上成立了一個由蓋世太保頭子海因裡希·穆勒掛帥的“7月20日特彆委員會”，在全德國，展開了一場規模空前、史無前例的大搜捕。
這不僅僅是對一次未遂政變的反擊，這更是一場蓄謀已久的、旨在徹底摧毀舊德國精英階層的權力交接。希姆萊不僅負責調查，還被任命為後備軍的新司令。這意味著，德國的軍隊，這個普魯士精神最後的堡壘，從此被徹底置於了黨衛隊的控製之下。
蓋世太保的恐怖網絡，像一張巨大的蜘蛛網，迅速籠罩了整個德國。據統計，約有7000人，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和幾個月裡，被陸續逮捕。審訊室裡，酷刑、訛詐、威逼利誘，無所不用其極。許多人，在無法承受的折磨下，供出了更多的名字，導致這張網越收越緊。
隨後，這些被捕者，被送上了由一個叫羅蘭·弗萊斯勒的法官，所主持的“人民法院”接受審判。
說這是“審判”，都是對法律這個詞的侮辱。這完全是一場場精心編排的、旨在公開羞辱被告的政治表演。
這個弗萊斯勒，根本不是什麼法官，他就是一個穿著法袍的瘋子。在法庭上，他從不讓被告有機會為自己辯護。他用最惡毒、最下流的語言，對著這些曾經是將軍、是市長、是貴族的被告們，進行瘋狂的咆哮和人身攻擊。他嘲笑他們因為被剝奪了軍銜而不得不提著不合身的褲子，他辱罵他們是“豬”、“敗類”。整個過程，都被攝像機拍了下來，希特勒本想把這些錄像，作為宣傳片，向全國播放，以儆效尤。但後來發現，弗萊斯勒在法庭上的表現，實在太過歇斯底裡，太過令人作嘔，連戈培爾的宣傳部都覺得，這玩意兒要是播出去，非但起不到震懾作用，反而會讓人心生同情，於是，就作罷了。
判決，當然是早就內定好的——死刑。
1944年8月8日，第一批被判刑的密謀者，在柏林的普洛岑湖監獄，被執行了處決。根據希特勒本人的親自命令，他們要以一種最痛苦、最屈辱的方式死去。他們被剝光衣服，用鋼琴的鋼絲，吊在屠宰場的肉鉤上，慢慢地被勒死。整個行刑過程，還被拍成了電影，送回“狼穴”，供希特勒本人“欣賞”。
這種令人發指的殘忍，其目的，已經超越了單純的肉體消滅。這是一種惡毒的、象征性的報複。因為這些密謀者，大多是普魯士軍事貴族出身，他們最看重的，就是軍人的榮譽。希特勒就是要用這種屠宰牲口的方式，來徹底摧毀他們的人格，踐踏他們的尊嚴，從精神上，徹底抹殺這個階層存在的意義。
然而，納粹的報複，還遠未結束。他們從故紙堆裡，翻出了一個古老的部落法律概念——“株連罪”。
用咱們中國人的話講，就是“株連九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