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姆萊在一次公開講話中，赤裸裸地宣布：“叛國者的家族，必須從這片土地上，被連根拔除，直到最後一個成員！”
這不是一句空話，而是被用現代官僚機構那種冷酷的效率，付諸實施的國策。
施陶芬貝格、格德勒、馮·哈塞爾……幾乎所有核心密謀者的家庭，都遭到了滅頂之災。他們的妻子，被送進了集中營；他們的孩子，則被蓋世太保從家中帶走，送到了一個叫“巴特薩克薩”的特殊兒童之家，集中看管。在這裡，他們被強行改掉原來的姓氏，被禁止談論自己的父母，並被灌輸納粹的思想。納粹的計劃是，等過一段時間，就把這些孩子，交給那些對納粹無限忠誠的家庭去收養，讓他們徹底忘記自己的出身和血脈。
在納粹的意識形態裡，這場鬥爭，已經不是政治鬥爭了，而是一場“生物學”意義上的戰爭。在他們看來，這些反對者，不是政見不同的人，而是德意誌這個“民族共同體”身體裡的“癌細胞”和“病毒”。隻殺死密謀者本人是不夠的，因為他們“叛逆”的基因，可能會通過血緣，遺傳給下一代。所以，必須斬草除根，從生物學上，徹底消滅這個“病灶”。
這已經不是政治清洗了，這是一場針對“內部敵人”的、小規模的、邏輯清晰的種族滅絕。
在這場血腥的大清洗中，有兩位德國陸軍元帥的命運，尤其引人注目。他們的結局，就像一麵鏡子，照出了整個德國高級軍官團，那種身居高位，卻內心充滿矛盾、最終無力回天的深刻悲劇。
第一位，是“搖擺人”——京特·馮·克魯格元帥。
克魯格元帥，就是頂替倫德施泰特的西線總司令，也就是在諾曼底前線，直接指揮抵抗盟軍登陸的最高將領。
他就是那種典型的、內心極為矛盾的舊普魯士軍官。一方麵，他受過良好的軍事教育，珍視軍人的榮譽，對希特勒這個“奧地利下士”和他那幫納粹黨徒的粗鄙和瘋狂，打心眼兒裡瞧不上。他也清楚地知道，德國的戰爭機器，正在走向不可避免的失敗。這讓他願意去聽一聽密謀者們的計劃。事實上，巴黎的密謀集團代表，確實也找過他，他也表達了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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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方麵，他又被自己曾經宣誓效忠的誓言，給牢牢地捆住了。發動一場推翻國家元首的政變，這種“大逆不道”的行為，所帶來的巨大風險和失敗的可怕後果，又讓他怕得要死。
所以，他就成了一個“搖擺人”。他的態度是：除非你們能百分之百地確認希特勒已經死了，否則，彆指望我出手。
在7月20日政變當天，他這種模棱兩可、猶豫不決的態度，直接導致了政變在巴黎的徹底失敗，錯失了控製整個法國的大好時機。
他以為自己很聰明，兩頭下注，進可攻，退可守。但實際上，他把自己，推入了一個無解的死局。他既沒有幫政變，又因為知情不報，而深深地卷入了其中。
政變失敗後，蓋世太保的審訊，很快就挖出了他與密謀者之間的聯係。1944年8月17日，一紙命令從“狼穴”發來，解除了他的西線總司令職務，並命令他，立刻返回柏林，“向元首彙報工作”。
克魯格心裡比誰都清楚，這張所謂的“傳票”，其實就是一張死亡通知書。他無法想象自己，站在希特勒麵前，接受他那暴風驟雨般的審問，更無法麵對隨後弗萊斯勒那個瘋子的法庭和肉鉤絞刑架的羞辱。
在從法國返回德國的途中，這位曾經顯赫一時的元帥，做出了他最後的選擇。1944年8月19日，他讓司機在一個僻靜的地方停車，然後，服下了一顆隨身攜帶的氰化物膠囊，自殺身亡。
他留下了一封寫給希特勒的遺書。信中的言辭，充滿了矛盾和掙紮。他一邊繼續表達著對希特勒的“忠誠”，一邊又苦苦哀求希特勒，看在德意誌民族的份上，結束這場毫無希望的戰爭，與盟軍媾和吧。
但據說希特勒看到這封信後，僅是看了一眼就扔進了垃圾桶。
第二位，也是更富悲劇色彩的，是“沙漠之狐”——埃爾溫·隆美爾元帥。
隆美爾的案子，比克魯格要複雜得多，也更讓希特勒頭疼。
因為，隆美爾不是一般的元帥。他是戈培爾的宣傳機器，親手塑造起來的、整個第三帝國最耀眼的軍事明星，是德國民眾心中不敗的“戰神”，是“沙漠之狐”。他的聲望，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與希特勒本人媲美。
這樣一個家喻戶曉的戰爭英雄，你該怎麼處置他？
把隆美爾和刺殺陰謀直接聯係起來的證據，其實並不充分，大多是一些其他密謀者在酷刑之下，為了自保或減罪而提供的供詞。根據大多數曆史學家的研究，隆美爾確實對希特勒的瞎指揮，和納粹政權的罪行，感到了徹底的幻滅，也確信戰爭已經輸了。但他更傾向於，帶兵逼宮，逮捕希特勒，然後對他進行審判，而不是用炸彈這種方式，去直接刺殺他。
但對於希特勒來說，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隆美爾，不忠誠了。任何形式的不忠，都等同於叛國。
可問題是，你不能公開審判隆美爾。把一個神話般的民族英雄，拉到弗萊斯勒那個瘋子的法庭上，去指控他叛國？這會對德國人民的士氣和軍隊的忠誠度，造成毀滅性的打擊。這等於向全世界承認，連我們最偉大的元帥，都起來反對元首了。這不等於自己打自己臉嗎？
所以，納粹政權麵臨一個兩難的抉擇：隆美爾活著，太危險；但公開處死他，破壞性又太大。
於是，他們想出了一個兼顧了實用和宣傳的、極其陰險的解決方案。
1944年10月14日，兩位將軍，受希特勒的委派，來到了隆美爾位於黑爾林根的家中。當時，隆美爾還在因為7月份被盟軍飛機掃射而受的重傷，在家中休養。
這兩位將軍，向隆美爾出示了指控他的“證據”，然後，給了他一個冰冷得不帶任何感情的最後通牒：
選擇一：前往柏林，接受人民法院的“審判”。這意味著，你本人，將遭受公開的羞辱，你的妻子和兒子，也將受到牽連，被送進集中營。
選擇二：我們為你準備了毒藥，你在這裡，悄無聲息地，自己了斷。
如果你選擇後者，政權將承諾，為你舉行最高規格的國葬，給予你作為一名陸軍元帥，所應得的全部軍事榮譽。你的名聲，將作為戰爭英雄，被永遠地保留下來。最重要的是，你的家人，將安然無恙，他們的養老金和生活，都將得到保障。
這是一個魔鬼的選擇。一邊是個人或許還有一線生機的辯白，但代價是家人的萬劫不複；另一邊是自己的必死無疑，但可以換來家人的平安和身後虛假的榮光。
隆美爾，這位在戰場上令敵人聞風喪膽的“沙漠之狐”，在這一刻，沒有絲毫的猶豫。他是一個純粹的軍人，也是一個深愛著家人的丈夫和父親。
他平靜地，和自己的妻子露西、兒子曼弗雷德，做了最後的告彆。他對妻子說：“我在一刻鐘後，就會死去。”
然後，他穿上他那件標誌性的非洲軍團的皮夾克，戴上元帥節杖，走出了家門，登上了那兩位將軍的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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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在家附近一個僻靜的樹林邊，停了下來。幾分鐘後，隆美爾服下了氰化物膠囊，結束了自己傳奇而又悲劇的一生。
隨後，他的死訊，被公之於眾。官方的訃告宣稱：我們偉大的隆美爾元帥，因其在7月份前線視察時，被敵機掃射所受創傷的並發症，不幸逝世。
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精心編造的謊言。希特勒為他舉行了隆重的國葬，納粹的高官們，在葬禮上，擠著的眼淚，發表著悼詞，盛讚這位被他們親手逼死的元帥的“忠誠”與“偉大”。
隆美爾的悲劇，恰恰在於，他是一個在邪惡政權中，試圖保持軍人榮譽和職業操守的清醒者。他看到了敗局，卻無力回天；他厭惡罪惡，卻受製於軍人的誓言；他同情抵抗，卻無法跨越“刺殺”的底線。最終，他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對家庭的最後守護，也以一種最諷刺的方式，為自己的一生，畫上了一個悲愴的句號。
故事講到這裡，關於720事件本身的過程和結局，我們就基本說完了。現在，咱們不妨跳出故事，來開一個腦洞，做一個事後的複盤和反思。
為什麼這場準備了那麼久、集結了那麼多德國精英的密謀，最終會以如此慘烈的方式，功敗垂成呢？
如果，我說如果，這場政變成功了，德國和世界的曆史，又會走向何方呢？
首先，我們來分析一下它失敗的原因。
在我看來，除了希特勒那逆天的運氣木屋、桌子腿），和一些技術上的失誤炸藥隻裝了一半）之外，更深層次的原因，有兩個：
第一個，是行動層麵的猶豫和僵化。政變，是世界上風險最高、對時機把握要求最嚴苛的行動。它需要的是閃電般的速度、當機立斷的決絕和不擇手段的冷酷。可我們看看柏林那幫密謀者，他們在乾什麼？等確認、等命令、怕擔責……他們身上那種德國軍官團根深蒂固的、凡事都要講程序、講條令的服從天性和職業習慣，在這一刻，成了他們最致命的枷鎖。可以說，這場政變，最終是被孕育了它的那種普魯士軍事文化本身給擊敗了。
第二個，也是更本質的，是方法論上的錯配。施陶芬貝格和他的同伴們，絕大多數，都是傳統的德國精英、是貴族、是紳士。他們試圖用一種“君子”的方式，去推翻一個徹頭徹尾的“流氓”政權。他們計劃著如何斬首毒蛇，卻沒有一個有效的計劃，去應對那龐大而頑固的蛇身——也就是納粹黨和黨衛隊所建立起來的那個龐大、高效、且深入社會骨髓的恐怖統治機器。他們想得太“乾淨”了，也太“理想化”了。
那麼，我們來做第二個假設：如果政變成功了呢？
假設，那天會議是在地下掩體裡開的，或者布蘭特上校沒有手賤去移動那個公文包，希特勒被當場炸死了。同時，柏林的通訊被第一時間切斷，戈培爾、希姆萊等納粹頭子被迅速逮捕。一個新的、由貝克將軍和格德勒博士領導的德國臨時政府，宣告成立。
那麼，他們能成功地結束戰爭嗎？
答案，幾乎也是否定的。
因為，密謀者們有一個非常天真，甚至可以說是一廂情願的核心政治目標：他們希望，在推翻希特勒之後，能夠立刻與西方盟國主要是英美）達成單方麵的停火協議，然後，調轉槍口，集中全部力量，在東線，繼續抵抗蘇聯紅軍的進攻，把蘇聯人，擋在德國的國門之外。
這個想法，從德國人的立場出發，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他們完全誤判了當時的國際政治格局和盟國的決心。
早在1943年的卡薩布蘭卡會議上，羅斯福和丘吉爾，就已經向全世界公開宣布，盟國對於德、意、日法西斯軸心國，將堅持一個唯一的原則，那就是——“無條件投降”。
為什麼要定下這麼一個不留任何餘地的政策？
一方麵，就是咱之前說過的是為了避免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覆轍。一戰結束後，德國國內就冒出了所謂的“背後一刀”神話，說是德國軍隊沒有在前線被打敗，而是被國內的“叛徒”指社會黨人、猶太人等）從背後捅了一刀，才被迫投降的。這個謊言，後來成了納粹崛起的重要宣傳口號。所以這一次，盟軍的目標很明確：必須在軍事上，徹底地、毫無爭議地，摧毀德國的戰爭機器，占領它的本土，讓所有德國人都清清楚楚地看到，你們是“戰敗”了，沒有任何借口可找。
另一方麵，這也是為了向蘇聯的斯大林保證，英美絕對不會背著他，去和德國單獨媾和。這是維持盟國團結的政治基石。
所以，可以斷定，就算720政變成功了，一個新的反納粹德國政府，坐到談判桌前，從盟國那裡聽到的，依然會是那五個字：“無條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在盟國的定義裡，早已不是一場傳統的國家間的戰爭，而是一場正義對抗邪惡的意識形態“聖戰”。對於絕對的邪惡，是不存在談判和妥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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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謀者們的政治思維，還停留在19世紀那種傳統的歐洲外交模式裡，他們對這場戰爭的性質，產生了根本性的誤判。
因此，即使7月20日的炸彈，炸死了希特勒，即使“女武神”的政變，在軍事上取得了成功，它也幾乎注定會在政治上，走向失敗。
當然，這並不是說，他們的抵抗和犧牲，就毫無意義。如果政變成功，或許，戰爭可以提前大半年結束。這意味著，從1944年夏天到1945年5月，那無數在集中營裡、在東西兩線的戰場上、在被轟炸的城市裡死去的生命，或許可以被拯救。德國的城市，可能會免於被徹底夷為平地。甚至，歐洲戰後的地緣政治版圖，也可能被改寫——或許，是美軍和英軍，而不是蘇聯紅軍，率先開進柏林、布拉格和維也那。
曆史，沒有如果。但正是這些在最黑暗的時刻，挺身而出的“失敗者”，用他們的勇氣和生命，向世界證明了，在那個被納粹綁架的國度裡，還存在著另一個德國。一個有良知、有榮譽、敢於反抗的德國。
他們的行動，或許沒能拯救自己的國家於毀滅，但卻在某種意義上，拯救了德意誌民族的靈魂。
好了，720密謀的驚心動魄，我們就講到這裡。但是，希特勒雖然躲過了一劫，德國的敗局，卻已無法挽回。在西線，盟軍已經衝出了諾曼底，兵鋒直指巴黎。解放巴黎的行動已經近在咫尺，守衛巴黎的任務交給了迪特裡希·馮·肖爾蒂茨上將，而此時的巴黎全城都埋好了炸彈。肖爾蒂茨接到的命令是一旦盟軍進入巴黎就引爆炸彈，讓巴黎成為一片廢墟，那巴黎的命運又將如何？下回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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