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傳到柏林，希特勒陷入了歇斯底裡的狂怒。他將這場由他自己的錯誤決策無視情報、拒絕後撤、兵力分散）所導致的、史無前例的災難，完全歸咎於前線的指揮官。1月20日，他解除了約瑟夫·哈爾佩上將的a集團軍群司令職務。這位儘忠職守的職業軍人，就這樣，為元首的戰略失誤，背上了一口巨大的黑鍋。
舍爾納是第三帝國末期一類將領的典型代表：他不是以其軍事才能，而是以其對納粹意識形態的狂熱忠誠和對己方士兵的極端殘暴而著稱。他被手下的士兵們，私下裡敬畏地稱為“血腥的費迪南德”。他以不經審判就用軍事法庭處決後撤的士兵而聞名，深受部下憎恨，但卻得到了希特勒和戈培爾等納粹高層的青睞。
這次臨陣換將，是納粹政權自我毀滅邏輯的完美體現。麵對由自身錯誤導致的軍事災難，這個政權的反應，不是修正戰略，而是加倍地投入意識形態的狂熱和血腥的恐怖。它不再信任軍事上的專業能力，轉而依賴政治上的恐怖，來維持一支正在崩潰的軍隊。舍爾納的任命，不是為了贏得戰爭，而是為了確保這支軍隊，能以一種符合納粹理想的方式，“英勇”地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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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5日，希特勒在一陣語義學的狂怒中，下令重新命名了東線的幾個集團軍群。那支瀕臨崩潰的a集團軍群，被改名為“中央集團軍群”。仿佛修改一個地圖上的名字，就能改變戰場上無可挽回的敗局。
當a集團軍群的戰線土崩瓦解之時，朱可夫的白俄羅斯第1方麵軍，正以驚人的速度向西推進。他們的兵鋒，從華沙的南北兩翼，像兩把巨大的鉗子一樣，繞過了這座城市。1月17日，解放波蘭首都的時刻到來了。
與蘇軍並肩作戰的，還有在蘇聯組建的、裝備蘇式武器的波蘭第1集團軍。對於這些波蘭士兵來說，能夠親身參與解放自己祖國的首都，本應是榮耀的頂峰。然而，當他們踏入這座熟悉的城市時，心中湧起的，卻隻有無儘的悲愴和刺骨的寒意。
他們進入的，不是一座城市，而是一座巨大的、沉默的墳墓。
沒有歡呼的人群，沒有揮舞的旗幟，沒有喜悅的淚水。迎接他們的，隻有死一般的寂靜，和一片延伸至天際的、白雪覆蓋的瓦礫廢墟。在1944年華沙起義被鎮壓後，德軍對這座城市，實施了係統性的、魔鬼般的報複性摧毀。據戰後統計，華沙85至90的建築，都被夷為了平地。曾經繁華的街道，變成了瓦礫堆成的峽穀；宏偉的古典建築，隻剩下被熏黑的、猙獰的骨架。這是一座被蓄意謀殺的城市。
對於經曆過四年殘酷戰爭的蘇聯士兵來說，他們早已見慣了死亡和破壞。但華沙的景象，依然讓他們感到深深的震驚。這與在激烈戰鬥中被摧毀的斯大林格勒不同，這是一種冷酷的、蓄意的、旨在從物理上抹去一個民族的文化和曆史的暴行。
因此，華沙的“解放”，是一場沒有任何喜悅的勝利。它不像巴黎的解放那樣，成為一場舉世歡騰的慶典。它更像是一場莊嚴肅穆的葬禮。對於波蘭士兵來說，這是國殤的頂點，他們收複的，是一具美麗的、被殘忍肢解的屍體。而對於蘇聯士兵來說，這是對他們敵人野蠻本性的，又一次冷酷無情的確認。
這片巨大的廢墟，無聲地告訴他們，對於這樣的敵人，任何憐憫都是多餘的。華沙的悲劇，為紅軍士兵即將踏上德國土地時，心中那早已熊熊燃燒的複仇火焰，又添上了一大把乾柴。他們在這座幽靈之城中穿行，腳步沉重，目光堅定地望向西方——望向那一切罪惡的發源地，柏林。
在朱可夫的部隊，為華沙的毀滅而感到震驚和憤怒的同時，南翼的科涅夫元帥，正麵臨一個同樣具有曆史意義的抉擇：如何攻取波蘭的另一座古都——克拉科夫。這座城市，擁有著悠久的曆史和無數珍貴的古代建築，是波蘭民族無可替代的文化心臟。
戰後，一個流傳甚廣的、充滿了英雄主義色彩的故事誕生了。根據蘇聯的官方敘事和科涅夫本人的回憶錄，他從一開始，就下定決心，要不惜一切代價，保全這座美麗的城市。
為了避免重蹈華沙的覆轍，科涅夫設計了一個極其巧妙的機動戰術。他沒有對克拉科夫的德軍防禦工事，發動代價高昂的正麵強攻，而是命令他的幾個集團軍，從南北兩翼，進行一次快速的、大縱深的迂回包抄。這一行動的目標，是迅速切斷克拉科夫守軍的退路，迫使他們為了避免被合圍，而主動放棄城市，倉皇撤退。
這個計劃完美地成功了。1月19日，麵對即將關門的巨大包圍圈，克拉科夫的德軍守軍，果然倉皇向西撤退。蘇軍幾乎兵不血刃地，進入了這座城市。克拉科夫，除了少數建築在戰鬥中受損外，主體基本完好無損地，幸免於難。
“科涅夫元帥拯救克拉科夫”的故事，在戰後的幾十年裡，被廣為傳頌。它被拍成電影，寫進教科書，成為蘇聯紅軍人道主義和高超軍事藝術的象征。
然而，隨著冷戰的結束和曆史檔案的逐步開放，一些波蘭曆史學家，對這個完美的英雄故事，提出了質疑。他們認為，從純軍事角度看，科涅夫的戰術是完全合理的。麵對一個堅固設防的城市，利用機動優勢進行迂回包抄，以最小的代價和最快的速度達成戰役目標，是任何一個優秀的指揮官都會做出的選擇。避免陷入殘酷的巷戰，本身就是為了保持進攻的銳氣和速度。
因此，克拉科夫的幸免於難，可能更多的是這種高效軍事決策的“副產品”，而非一個以文化保護為首要目標的、純粹的“人道主義”行動。一個軍事事件，就這樣在戰後，被巧妙地重塑，以滿足複雜的政治需求。克拉科夫的幸存是事實，但幸存背後的原因，遠比那個英雄故事，要複雜得多。
當蘇軍的坦克洪流，以每天幾十公裡的驚人速度，向西席卷之時，一些重要的城市，被他們甩在了身後。根據希特勒的命令，這些城市被宣布為“要塞”，要求守軍在被完全包圍的情況下，死戰到底，戰鬥到最後一人，以牽製蘇軍的兵力，擾亂其漫長的後勤補給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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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重要、也最血腥的一座“要塞”，就是波茲南。
波茲南是連接華沙和柏林的重要鐵路和公路樞紐。1月25日，朱可夫的先頭部隊，包圍了這座城市。但方麵軍的主力並未在此停留，他們繼續像一陣風一樣，向奧得河挺進。肅清這座“要塞”的艱巨任務，交給了那位在斯大林格勒打出了赫赫威名的、巷戰大師——瓦西裡·崔可夫將軍指揮的第8近衛集團軍。
戰鬥異常殘酷和血腥。蘇軍不得不逐個拔除城市外圍，由普魯士時代修建的、一係列極其堅固的堡壘，然後陷入了逐街逐屋的、斯大林格勒式的慘烈巷戰。戰鬥的最後焦點，集中在城北一座古老的城堡——維尼亞裡要塞上。這座要塞，擁有深深的壕溝和陡峭的壁壘。在最後的強攻中，甚至出現了仿佛中世紀戰爭般的場景：蘇聯士兵，在德軍密集的機槍火力下，架著梯子，英勇地攀爬著濕滑的城牆。
經過了近一個月的血戰，直到2月23日——蘇聯紅軍建軍節這一天，維尼亞裡要塞的抵抗，才最終停止。這場圍攻戰，代價極其高昂。整座城市，55被徹底摧毀，市中心更是90淪為一片廢墟。
希特勒的“要塞”戰略，在波茲南的廢墟上，被證明是徹底的、災難性的破產。雖然這座城市，牽製了崔可夫的幾個師近一個月的時間，但它絲毫沒有阻礙蘇軍主力向奧得河的推進。朱可夫的方麵軍主力，在1月份的最後幾天，就已經抵達了奧得河，而此時波茲南的戰鬥，才剛剛進入高潮。德國為此，徒勞地付出了4萬名士兵和一座曆史名城的代價，而這些兵力，如果用於在奧得河畔組建一條新的防線，或許能發揮遠比現在大得多的作用。
當蘇軍的攻勢，如雪崩般席卷波蘭和德國東部領土時，一場巨大的人道主義災難，也隨之展開。數以百萬計的德國平民，從東普魯士、西裡西亞和波美拉尼亞，那些他們世代居住的家園中，開始了向西的、一場絕望的大逃亡。
這場逃亡，是恐慌的自發行為和遲來的、混亂的官方疏散相結合的產物。納粹政權的地方官員，為了維持“戰鬥到底”的假象，一直嚴禁平民提前撤離。直到蘇軍的炮聲已經清晰可聞時，他們才下達撤離命令，而此時，一切都為時已晚。
數百萬難民，絕大多數是婦女、兒童和老人，湧上了冰天雪地的道路。他們唯一的交通工具，是馬拉的農用木板車。在零下20度的嚴寒中，道路被撤退的德軍和難民的隊伍，堵得水泄不通。許多孩子，就在敞篷的馬車上，活活凍死。蘇聯的強擊機，時常會低空飛過，對著擁擠的人群，進行無情的掃射。
他們的恐懼，被納粹自己的宣傳機器，無限地放大了。為了激勵軍隊的抵抗意誌，納粹的宣傳部門，大肆渲染蘇聯紅軍的暴行。不幸的是，這些宣傳在很多情況下，與難民們遭遇的現實，悲慘地吻合了。當紅軍的先頭部隊，追上難民隊伍時，搶劫、強暴和屠殺，時有發生。這是一場混雜著戰爭罪行和複仇狂熱的巨大悲劇。
對於那些試圖從海上逃離的人來說，命運同樣凶險。1945年1月30日，滿載著近萬名難民和傷兵的德國郵輪“威廉·古斯特洛夫”號，在波羅的海，被一艘蘇聯潛艇擊沉。超過9000人，葬身於冰冷的海水之中，成為人類航海史上，最慘重的一次單船海難。
到1945年2月初，維斯瓦河奧得河攻勢，已經取得了令人難以置信的、顛覆性的成功。在短短三周之內，朱可夫的白俄羅斯第1方麵軍，向前突進了整整500公裡，其先頭部隊，已經抵達了奧得河，並在屈斯特林等地，成功奪取了西岸的橋頭堡。
從這裡到柏林，直線距離隻有不到70公裡。此時的德國首都，防禦力量幾乎為零，門戶大開，就像一個沒穿衣服的美女。全世界都以為，紅軍將一鼓作氣，直搗黃龍，在幾天之內就結束戰爭。
然而，蘇軍，停下了腳步。
這個決定，在戰後，引發了軍事史學界長達數十年的激烈爭論，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大的“如果”之一。為什麼紅軍在勝利唾手可得之際，放棄了直取柏林的機會？
軍事上的審慎：以朱可夫元帥為代表的觀點認為，這是一個基於審慎軍事考量的正確決定。首先，後勤已經達到了極限，部隊“油儘燈枯”。其次，部隊極度疲憊，亟需休整。最關鍵的是，側翼存在巨大威脅。朱可夫的方麵軍，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指向柏林的突出部，但其漫長的右翼北翼）是完全暴露的。在波美拉尼亞地區，德軍仍然集結著一支相當規模的部隊。如果蘇軍不顧一切地衝向柏林，這個虛弱的側翼很可能會遭到德軍的反擊，導致整個攻勢前功儘棄。
戰術上的大膽：然而，以崔可夫將軍為代表的另一方，則對此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他堅稱這是一個巨大的錯誤，認為二月初的柏林實際上是一座不設防的城市，德軍在波美拉尼亞的部隊，根本沒有足夠的力量發動一次有效的反擊。如果當時果斷向柏林突擊，完全可以在短時間內拿下這座城市，從而提前幾個月結束戰爭，並挽救數十萬士兵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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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這場純粹的軍事辯論之外，還存在著一個更深層次的、也更具決定性的因素：政治。
許多曆史學家都認為，斯大林做出暫停進攻的最終決定，是在他從雅爾塔會議1945年2月4日至11日）返回莫斯科之後做出的。
在雅爾塔，三巨頭已經就戰後德國的占領區劃分，達成了最終協議。斯大林已經從政治上，確保了蘇聯將占領德國東部和半個柏林。既然戰利品，已經通過外交手段“預定”好了，那麼在軍事上，搶先一步、不惜代價地衝進柏林，以避免西方盟國捷足先登的緊迫性，就大大降低了。
於是，斯大林做出了一個重大的戰略調整。他將戰略預備隊和後勤保障的重心，從柏林方向，暫時轉移到了南線。他命令烏克蘭第2和第3方麵軍，發動一場新的大規模攻勢，目標是占領維也納和具有重要經濟價值的多瑙河流域，以確保蘇聯在奧地利和匈牙利的戰後利益。
對柏林的最後一擊，被推遲到了南方的戰役結束之後。
因此，奧得河畔的止步，是軍事上的審慎和冷酷的地緣政治算計，複雜交織的結果。斯大林，作為一個冷酷的現實主義者，他的棋盤上，不僅有柏林這一個棋子。他著眼的，是整個戰後東歐和中歐的勢力版圖。為了確保一個更廣闊、更穩固的蘇聯帝國，他寧願在軍事上，采取更穩妥的步驟，哪怕這意味著，最終攻克柏林時，將麵對一個經過兩個月時間重新設防的、更難啃的硬骨頭，並為此付出更高的傷亡代價。
政治，最終壓倒了純粹的軍事速度。
1945年2月3日，當蘇軍在奧得河畔鞏固橋頭堡時，維斯瓦河奧得河攻勢，正式宣告結束。在短短23天的時間裡，世界見證了軍事史上最迅猛、最徹底的戰略突擊之一。
這場戰役，對德軍而言，是一場無可挽回的浩劫。整個東線德軍的主力，被徹底粉碎，國防軍在東線的最後一道完整防線，灰飛煙滅。帝國之門，已經被轟然撞開。
在這場宏大的軍事行動中，有一個事件，其意義早已超越了軍事範疇，成為人類曆史上不可忽視的永恒見證。1945年1月27日，蘇聯烏克蘭第1方麵軍的部隊在推進途中解放了奧斯維辛集中營。麵對眼前的一幕幕，身經百戰的蘇軍官兵一時竟也沉默無言。對今天的我們而言，這似乎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我們早已知道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犯下了怎樣的滔天罪行。但在當時，這一發現的震撼程度，遠超許多人能夠想象。
我們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也被稱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即正義對抗邪惡。但“正義”與“邪惡”這兩個詞，今天聽來理所當然，在當時，卻並非所有人都能認同。須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乃至更早的年代，戰爭往往被視為國家間利益衝突的自然延伸——有矛盾、開戰、分勝負，打完繼續過日子，誰是侵略者、誰是被侵略者，並不重要。而到了二戰初期，即便是在盟國陣營內部，“法西斯德國是否絕對邪惡”這一判斷，也仍未獲得廣泛共識。
卡薩布蘭卡會議上，盟國領導人首次以“反法西斯戰爭”之名公開宣稱納粹德國為“邪惡政權”，但問題隨之而來：憑什麼？憑什麼將德國定性為“邪惡”的敵人，而不僅僅是又一個野心勃勃的強權國家？當時甚至有不少德軍軍官、外交官、普通士兵，連集中營的存在都一無所知，更遑論相信“人皮燈罩”“人體肥皂”這些聽起來匪夷所思的傳聞。
而奧斯維辛的解放，正是那個“證據確鑿的時刻”。集中營中的焚屍爐、毒氣室、巨量遺骸、成堆的鞋子、發辮、金牙、日用品，以及幸存者那瀕死的目光，為全世界揭開了納粹罪行的血腥真相。這不再是一場普通的戰爭，而是善惡之間的最後審判。
世界媒體的記者趕到現場，試圖以相機記錄下這場“文明崩潰”的慘劇。但許多人在鏡頭前久久說不出話來，報道中隻能不斷重複“難以形容”“令人作嘔”之類的詞句——他們知道，自己見證了人類曆史上最黑暗的角落。
從那一刻起，打敗納粹德國，不再是出於戰略利益的選擇，而是一場道義上的必然。這場戰爭，終於不隻是國與國之間的較量，而是正義與邪惡、生與死、人性與滅絕之間的決鬥。
隨著維斯瓦河奧得河攻勢的結束，標誌著蘇德戰爭，快要進入了尾聲當然我這裡說了快要，希特勒可不是那麼輕易認輸的主）。雖然最終攻克柏林的戰鬥，要等到四月份才打響，但從軍事戰略的意義上說，戰爭的勝負，其實已在一月份的波蘭平原上，塵埃落定。
納粹德國，距離徹底完蛋也沒剩下多長時間了。將軍們該乾的事，也快差不多了，剩下的，就該是政治家們好好坐下來，談談戰後的事情了。
於是，1945年2月4日，在蘇聯黑海沿岸的克裡米亞半島上，那座曾經是沙皇度假地的海濱小城——雅爾塔，三巨頭時隔一年多，再次聚首。史稱“雅爾塔會議”。這次會議的重要性，怎麼強調都不為過，我們今天的世界格局，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那次會議上敲定的。
那麼，在那張巨大的圓桌旁，三位巨頭們，又該經曆一場怎樣激烈的、充滿了智慧、算計與妥協的唇槍舌戰呢？他們將如何為這個傷痕累累的世界，規劃一個全新的未來？接下來幾回我會根據各個國家檔案館的公開資料，為大家儘量詳細展現當時三巨頭在雅爾塔會議上的“唇槍舌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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