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咱們說到，在1945年初，蘇聯紅軍發動了雷霆萬鈞的維斯瓦河奧得河戰役。在短短三周之內，德軍在東線的整條戰線土崩瓦解，數百萬蘇軍如潮水般席卷了整個波蘭，兵鋒直抵距柏林僅70公裡的奧得河畔。儘管由於後勤、疲勞以及對側翼的擔憂，蘇軍最終在奧得河停下了腳步，但這已然宣告了第三帝國軍事上的徹底死刑。
帝國的大門，已經被轟然撞開。
將軍們在戰場上該乾的事，基本上已經乾完了。剩下的，就是政治家們的工作了。他們需要坐下來，為這個被戰火蹂躪得滿目瘡痍的世界，規劃一個全新的未來。而更現實地說，他們需要坐下來，為如何分割即將到手的、最豐厚的戰利品——德國，以及如何重新劃分戰後的勢力範圍，進行一場激烈的、充滿了智慧、算計與妥協的討價還價。
於是，1945年2月4日，三位決定著億萬人命運的巨頭，時隔一年多，再次聚首。地點，是蘇聯黑海沿岸克裡米亞半島上那座風景如畫、卻又戒備森嚴的海濱小城——雅爾塔。
在黑海東岸的這場會議，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毫無疑問最重要、也最富爭議的一次三巨頭峰會。會議的代號，被定為“阿爾戈英雄”，這個名字，取自希臘神話中那些遠征尋找金羊毛的英雄們，寓意著三巨頭此行的神聖目的——為飽受戰火蹂e躪的世界，尋回和平與繁榮的“金羊毛”。
然而，現實遠比神話要骨感得多。
會議地點的選擇，本身就是一場不動聲色的政治角力。丘吉爾原本希望在地中海的某個地方，比如馬耳他或者雅典，舉行會談。身患重疾、行動不便的羅斯福總統，也不願意進行如此長途的跋涉。但斯大林，這位剛剛取得了驚天動地軍事勝利的東道主，態度強硬地堅持，他絕不離開蘇聯的國土。
形勢比人強。此刻的斯大林，手握著東歐戰場的絕對主動權，英美兩國，不得不做出遷就。
會址最終選定在雅爾塔，沙皇曾經的巡狩之地。當會址在1944年底被基本確定後，一場社會主義式的奇跡工程隨即展開。負責這項工作的，是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內務人民委員——拉夫連季·貝利亞。他是斯大林手下那個最令人畏懼、也最能乾的頭號人物，一個以總能提供超出斯大林期望值的豐碩成果而著稱的效率大師。
在他的親自指揮下，一千五百多節火車車廂，滿載著從莫斯科拆下來的建材、設備、豪華家具、高級地毯、家電和山珍海味，經由沙皇時代的舊鐵路，源源不斷地駛入剛剛被戰火摧殘過的克裡米亞。蘇聯人用短短三周的時間，將幾座破敗的沙皇舊宮殿，整修一新，以滿足他們眼中，那些“有產階級”貴賓的奢華需求。
然而，通往雅爾塔的路途本身，就充滿了艱辛和斯大林式的政治意味。對於已經病入膏肓的羅斯福總統而言，這是一段長達6000英裡的、幾乎要了他半條命的漫長旅程。當美英代表團的飛機，降落在克裡米亞的沙基機場後，他們還要在崎嶇不平、年久失修的道路上，顛簸整整八個小時，才能最終到達目的地。
斯大林是有意安排這樣一條路線的，他要讓他的客人們，親眼目睹德國法西斯，在他的土地上，留下了怎樣一片滿目瘡痍的焦土。這本身，就是一種無聲卻極具說服力的政治宣傳，一個為他接下來在談判桌上索要高額戰爭賠償所做的、冰冷的鋪墊。
會議地點的安全，更是被貝利亞打造成了一座密不透風的堡壘。整個克裡米亞的空域，由244架戰鬥機和300門高射炮負責，任何不聽警告闖入的飛機，都將被毫不猶豫地擊落。從機場到雅爾塔的沿途，每隔幾十米，就站著一名手持衝鋒槍的內務部士兵，其中不少還是英姿颯爽的女兵。貝利亞的秘密警察，提前對該地區七萬四千名居民，進行了嚴格的政治審查，並逮捕了八百二十五名“可疑分子”。
會議地點，設在三座沙皇時代的舊宮殿裡：美國代表團下榻在最大、最宏偉的裡瓦幾亞宮，英國代表團在充滿哥特風格的沃龍佐夫宮，而蘇聯代表團，則“謙虛”地駐紮在相對較小、但防衛最森嚴的尤蘇波夫宮。貝利亞為斯大林的住所，加蓋了兩米厚的水泥屋頂，足以抵禦五百公斤炸彈的直接襲擊。
這裡，充滿了奇特的對比：一邊是昔日羅曼諾夫王朝的帝王奢華，另一邊，卻是戰爭時期的簡陋和不便，比如，每個宮殿裡都嚴重短缺的、能正常衝水的衛生間。
更重要的，是這裡無處不在、無孔不入的、蘇聯情報機構的氣息。
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在所有代表團成員下榻的房間裡，都提前安裝了竊聽器，這一點，西方代表團其實心知肚明。這種無形的監視，製造了一種緊張而多疑的氛圍，時刻提醒著羅斯福和丘吉爾：你們現在，正身處斯大林的領地。
一個廣為流傳、也足以說明問題的軼事是：當丘吉爾的女兒薩拉，在自己的房間裡隨口抱怨，說如果吃魚子醬的時候能配上幾片新鮮檸檬就好了。第二天清晨，一棵掛滿了金黃色果實的檸檬樹，就奇跡般地，出現在了沃龍佐夫宮的橘園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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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既展示了蘇聯人那令人瞠目結舌的組織效率，也暴露了他們那無孔不入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監聽能力。
可以說，斯大林不僅完全控製了會議的物理環境，更通過這種種精心安排，在心理上，從一開始就占據了絕對的主導地位。會議的舞台本身，就是他為自己接下來所有訴求的合理性，所做的第一個、也是最有力的論證。
要看懂這場堪稱“世界分贓大會”的會議，我們還是老樣子，先來看看這三位巨頭，各自心裡都揣著什麼樣的小算盤。
美國富蘭克林·羅斯福）：
此時的羅斯福總統，已是風中殘燭。他臉色灰敗，雙手顫抖，支撐他完成這次漫長旅程的，幾乎完全是意誌力。他的核心關切有兩個：
第一，儘快結束對日戰爭。他迫切地希望蘇聯能夠儘早對日宣戰，從中國東北出兵，以分擔美軍在太平洋戰場的壓力，減少美國子弟的傷亡。
第二，建立聯合國。這是他最重要的政治遺產，是他為戰後世界設計的、一個避免未來戰爭的國際合作框架。為此，他需要取得斯大林對聯合國方案的全力支持，哪怕這意味著在安理會的表決機製等問題上，做出重大讓步。在歐洲問題上，他原則上支持《大西洋憲章》的民族自決理念，但他也清楚地知道，蘇聯紅軍已經控製了整個東歐，這是無法改變的既成事實。因此，他準備在波蘭等問題上，扮演一個“和事佬”的角色，努力將斯大林，這位強大的、但難以預測的盟友，納入到他所設想的戰後“規則體係”中來。
英國丘吉爾）：
丘吉爾首相，則更像一個憂心忡忡的“守財奴”。他眼睜睜地看著大英帝國，在戰爭中被嚴重削弱，而美蘇這兩個超級大國，則強勢崛起。他此行的核心目標，是儘可能地維護大英帝國日薄西山的利益和在歐洲大陸的傳統均勢。他最關心的，是波蘭的未來和法國的地位。英國是為波蘭而對德宣戰的，這關係到大英帝國的“榮譽”。同時，他極力主張，必須讓法國在戰後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給予法國一個德國的占領區，並讓它加入盟國對德管製委員會，以此來平衡蘇聯在歐洲大陸日益增長的、令人不安的影響力。總的來說，丘吉爾在會議上，扮演的是一個“警惕的現實主義者”的角色。
蘇聯斯大林）：
斯大林，則是這場會議中，真正手握王牌的玩家。他穩坐釣魚台，以逸待勞。他的戰略目標，清晰而明確：
第一，確保蘇聯的絕對安全。他要求在蘇聯的西部邊境，建立一個由“友好”的、親蘇的政府組成的、寬大的戰略緩衝地帶。這其中，波蘭是重中之重。
第二，嚴懲德國。他要求從德國索取巨額的戰爭賠款，並徹底肢解這個國家，使其永遠喪失再次侵略蘇聯的能力。
第三，在遠東獲取利益。他看準了對日作戰這個機會，準備開出一係列價碼，以換取蘇聯出兵，包括收回沙皇俄國在日俄戰爭中喪失的所有領土和權益。總的來說，斯大林憑借著紅軍在戰場上的強勢地位，在談判中準備好咄咄逼人地，為蘇聯爭取最大化的國家利益。
在裡瓦幾亞宮那間掛著沉重窗簾、充滿了雪茄煙和緊張氣氛的大廳裡，這三位分彆代表著理想主義、帝國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巨人，圍繞著這些核心訴求，即將展開一場決定世界命運的、激烈的唇槍舌戰。
雅爾塔會議，從一開始，就陷入了關於波蘭問題的激烈交鋒。波蘭的邊界應該如何劃分？它未來的政府，應該由誰來組成？這兩個問題，像兩塊巨大的礁石，橫亙在三巨頭的麵前。
會議桌旁，羅斯福首先發言。他身體微微前傾，用一種疲憊但真誠的語氣說道，他希望蘇聯能表現出慷慨，在波蘭東部邊界問題上，將利沃夫這座曆史名城及其周邊的油田，讓給未來的波蘭。
“我相信，美國人民大體上讚成以寇鬆線作為波蘭的東部邊界。但如果蘇聯政府能考慮在利沃夫及其所屬油田問題上作出讓步，那將產生非常良好的影響。我隻是提出這一建議供參考，不會堅持一定要這樣做。”
利沃夫是波蘭東部的象征性城市，也是石油資源豐富的工業重地。它不僅在曆史上屬於波蘭文化圈，更在波蘭民眾情感中有著強烈的歸屬感。
因此，當羅斯福提議“蘇聯是否能在利沃夫及其油田問題上作出讓步”，實際上是試圖爭取一個象征性的妥協：既表示對蘇聯邊界要求的尊重，又希望保留一點對波蘭的體麵和對西方輿論的交代。但他同時也表示“不會堅持”，顯示出美國在該問題上實際並無太多籌碼，更多是一種試探性建議。
接著，他談到了更棘手的政府問題，強調必須建立一個能代表所有波蘭人的、基礎廣泛的聯合政府。
“有一種可能的方案，是建立一個由波蘭各黨派領袖組成的總統委員會，由他們來組建一個包括工人黨、農民黨、社會黨等五大黨派領袖在內的政府。我們必須確保的一點是：波蘭必須同蘇聯保持最友好合作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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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聽罷，立刻不露聲色地補充了一句：“波蘭不僅應與蘇聯友好，也應同所有盟國友好。”
接著，丘吉爾發言了。他揮舞著他那標誌性的雪茄，用他那富有戲劇性的、抑揚頓挫的語調，開始了他的長篇大論。他首先表示，自己原則上支持以“寇鬆線”作為波蘭的東部邊界，儘管這在國內為他招來了不少批評。
“我一貫在議會和其他場合聲明，英國政府將支持寇鬆線作為波蘭東部邊界，哪怕利沃夫也劃歸蘇聯。這一立場招致了一些批評。但是我認為，在俄國為這場戰爭付出如此巨大犧牲之後，寇鬆線的確定並非出於武力，而是出於公正。”